创新与社会流动性：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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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阿吉翁理查德·布伦德尔泽维尔·贾拉威尔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ichard Blundell，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David Ricardo讲席教授，ESRC财政研究所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分析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微观实证，包括消费者行为、储蓄与劳动力供给等；Xavier Jaravel，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不平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本文为作者受邀给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提交的报告。社会流动性委员会是一家独立的无党派公共咨询机构，应《2010年生活机会法案》而设立，该法案后来根据《2016年福利改革和工作法案》进行了修订。委员会的责任是评估英国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促进英格兰地区的流动性。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组成如下：理事长，Alun Francis OBE，英国布莱克浦与法尔德学院（Blackpool and the Fylde College）校长兼教务长。副理事长，Resham Kotecha，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政策主管；Rob Wilson，Wheelpower-British Wheelchair Sport主席。理事：Draghib Ali，剑桥大学MRC流行病学研究所临床研究高级副研究员；Ryan Henson，全球繁荣联盟（Coalition for Global Proseperity）首席执行官；Parminder Kohli，壳牌润滑油公司高级副总裁；Tina Stowell MBE，比斯顿女男爵。作者感谢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为其基础研究提供的资助，该基础研究项目为“生产率、工资和劳动力市场”，项目资助号为ES/W010453/1。

1.引言

　　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大西洋两岸资本主义的不同弱点。在美国，它暴露了社会制度的缺陷，无法充分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免受大规模冲击。(*Aghion，P.Antonin，C.and Bunel，S.（2021），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https：//doi.org/10.4159/9780674258686.（中文版《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编者注）)在欧洲，它暴露了创新体系的局限性，尽管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基础研究是在欧洲进行的，但它无法大规模生产mRNA疫苗。

　　这一对比表明，西方世界目前分化为“残酷的资本主义”（cut-throat capitalism）和“温情的资本主义”（cuddly capitalism）。(*Acemoglu，D.，Robinson，J.A.and Verdier，T.（2017）.“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5（5），1245-1305，https：//doi.org/10.1086/693038.)美国体现了一种更加残酷的资本主义，更具创新性，但保护性和包容性较差；西欧大陆国家则代表了一种更加温情的资本主义，更具保护性和包容性，但创新性较差。我们是否注定要在更具创新性和更具包容性之间做出选择？

　　在本文中，我们反对“非此即彼”的观点。首先，我们认为创新和社会流动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次，我们指出了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创新和社会流动性双赢的政策。本文将重点讨论三项此类政策，即竞争政策、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一分析可以扩展到涵盖金融、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金融一直是利润和高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这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似乎很少有风险资本来资助伦敦和东南部以外的新企业。土地使用和房屋建设限制一直是地理流动的主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对于财富不多的年轻人而言。)

2.促进创新以促进社会流动性：竞争政策的作用

　　熊彼特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思想是创造性破坏：新创新取代了旧技术，从而摧毁了奖励昨日创新者的租金。(*参见Schumpeter（2008/1950），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第三版，Harper Collins。新企业不断地加入与现有企业竞争的行列，新的工作岗位和生产活动随之出现，并替代了现有的工作岗位和生产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能确保其永不停歇地更新和再生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必须加以调节规制的风险和动荡。)这些新创新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密切相关。新创新者的租金增加，而在位企业的租金下降。大约20年前的Skype的发明人，以及创立苹果公司之前的乔布斯都不是在位者。因此，熊彼特增长理论的一个主要预测是，创新，尤其是来自新进入者的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源泉。这意味着，现有企业旨在增加进入壁垒的任何活动（例如游说）都会削弱创新对社会流动性的积极影响。因此，如果目标是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创新主导型增长，就应该反对这些活动。

　　更多的创新显然会促进社会流动，这一理论预测在美国最具创新力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到了印证，那里的社会流动水平远高于创新力最弱的亚拉巴马州。(*Chetty，R.，Friedman，J.N.，Hendren，N.，Jones，M.R.and Porter，S.R.（2018），“The Opportunity Atlas：Mapping the Childhood Roots of Social Mobility”，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https：//doi.org/10.3386/w25147.)不过，阿吉翁等人使用美国通勤区的专利和社会流动信息，更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创新（尤其是新进入者创新）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Aghion，P.，Akcigit，U.，Bergeaud，A.，Blundell，R.，and Hemous，D.（2019），“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6（1），1-45，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y027.)

　　对社会流动性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不受其家庭和社会背景的限制。社会流动性一般用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人在成年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概率来衡量，在阿吉翁等人的文章中，就是父母在1996—2000年属于收入分配底层20%的孩子在2010年成年时进入收入分配顶层（最高20%）的概率。创新强度则用某个通勤区的居民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申请的人均专利数量来衡量。图1显示了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1创新与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Aghion et al.（2019）。

　　注：本图描绘了人均专利数量的百分位（横轴）与社会流动性水平之间的关系（纵轴）。图中将社会流动性计算成在1996年时（大约16岁）生活在收入分配底层20%家庭的孩子到2000年（大约30岁）时进入收入分配顶层20%的概率，并取对数值。观察值为通勤区（共677个观察值）。专利数量是2005—2008年的平均值。

　　阿吉翁等人进一步区分了“新进入者创新”和“在位者创新”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参见Aghion et al.（2019），“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新进入者创新是指新参与者为了改进或替代现有产品和服务而发起的创新，在位者创新则是指市场中的现有参与者为了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而发起的创新，新进入者创新往往比在位者创新更加激进，参见Acemoglu，D.and Cao，D.（2014），“Innovation by Entrants and Incumbent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57，255-294。)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新进入者创新对社会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位者创新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2）如果同时用新进入者创新和在位者创新对社会流动性做回归分析，也就是说，在新进入者创新和在位者创新之间举行一场比赛，则可以发现，创新对社会流动性的所有影响都来自新进入者创新，即与创造性破坏有关。这反过来表明，促进新进入者创新的竞争政策也会促进社会流动性。

　　然而，在过去20年中，美国经济经历了所谓的“超级明星”企业的霸权崛起和新进入者的减少。“超级明星”现象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戴维·奥托等人，他们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所有部门的市场集中度都急剧上升。(*Autor，D.，Dorn，D.，Katz，L.F.，Patterson，C.and Van Reenen，J.（2020），“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5（2），645-709，https：//doi.org/10.1093/qje/qjaa004；Autor，D.，Salomons，A.and Seegmiller，B.（2023），“Patenting with the Stars：Where are Technology Leaders Leading the Labor Market?”Discussion Paper 2023.05，MIT Blueprint Labs.)正如阿吉翁等人论述的(*Aghion，P.，Bergeaud，A.，Boppart，T.，Klenow，P.J.and Li，H.（2023），“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90（6），2675-2702，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ad016；也可参见De Ridder，M.（2024），“Market Power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tangible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14（1），199-251，https：//doi.org/10.1257/aer.20201079。)，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使它们能够开展更广泛的活动，而且竞争的漏洞也使它们能够通过并购几乎无限制地扩张。这就解释了2000年以来新企业进入率的下降，阿吉翁等人（2023）也证明了这一点。(*Aghion et al.（2023），“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英国高生产率和高利润率的公司在地域分布上严重偏斜，金融、科技和制药等高价值行业的公司主要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参见De Loecker，Obermeier T.and Van Reenen J.（2024），“Firms and inequality”，The IFS Deaton Review，3（Supplement_1），https：//ifs.org.uk/inequality/firms-and-inequality。因此，英国的高效型和创新型公司的地理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大片地区经济活力不足。)

　　以上分析的一个含义是，必须重新考虑竞争政策，特别是规范并购的反垄断政策，以便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促进新进入者的创新和增长。上文的讨论表明，改革竞争政策可以促进新进入者创新，进而促进社会流动性。

　　那么应该如何改革竞争政策，以适应新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理查德·吉尔伯特在其著作《创新制胜：高科技经济的竞争政策》中指出，美国的竞争政策并没有阻止超级明星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成功收购或淘汰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并阻止了新企业的进入。(*Gilbert，R.J.（2022），Innovation Matters：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High-technology Economy，MIT Press.（中文版《创新制胜：高科技经济的竞争政策》，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编者注）)基于这一观察，他建议从注重价格和市场份额的静态竞争政策，转向注重创新的动态竞争政策。

　　成功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目前反垄断监管的主要方法依赖于界定相关市场的大小和相关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一方法的首要目标是禁止会让企业走向垄断的合并，以防止价格上涨。然而，反垄断当局并没有评估合并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市场、阻碍竞争对手的研发投资或威胁新市场的竞争。换言之，反垄断监管忽视了市场集中度的动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超级明星企业的出现。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纯静态的竞争政策思路？理查德·吉尔伯特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订立美国的反垄断法，但反垄断当局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要注重促进“动态竞争”，也就是创新、新公司的进入和新市场的创造，而不应以现有市场的界定为基准。此外，在分析合并的成本和收益时，应该考虑合并对创新和新市场创造的预期影响。显然，如果采用这种新方法，美国高科技行业现有超级明星公司的各种合并可能会在事前被叫停或事后被取消。在制药行业，坎宁汉姆等人发现，大约有6%的并购是杀手型并购，在这类并购中，在位者收购创新型进入者的唯一目的是中止它们的创新项目，抢占未来的竞争先机。(*Cunningham，C.，Ederer，F.and Ma，S.（2021），“Killer Acquisi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9（3），649-702.)

　　其次，应采取措施，削弱既得利益者的游说力量，例如，美国最高法院部分法官与现有一些大型企业之间的勾结。(*相关研究课参见Lancieri，F.，Posner，E.A.and Zingales，L.（202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ecline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SRN Scholarly Paper，https：//doi.org/10.2139/ssrn.401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