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促进社会流动性以促进创新：“消失的爱因斯坦”和教育政策的作用
最近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收入和/或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成为创新者的可能性。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消失的爱因斯坦”或“消失的居里夫人”现象，即如果出生于富裕或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才华横溢的孩子可以成为创新者；但如果出生于贫困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同样的孩子就无法成为创新者。(*Bell，A.，Chetty，R.，Jaravel，X.Petkova，N.and Van Reenen，J.（2019），“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4（2），647-713，https：//doi.org/10.1093/qje/qjy028.)即使关注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例如，被引用次数高的专利），社会人口结构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造成这些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会将知识和抱负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而这两者都是成为创新者所必需的。
图2说明了1996—2012年居住在美国的人从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专利的可能性与其父母收入之间的关系。（*同上。）图中的X轴表示父母的收入，单位为百分位数。图中描绘了对应于每个百分位数的父母收入及其子女一生中将获得至少一项专利的百分比。这条J形曲线表明，当父母收入较低时，发明的概率非常低，并且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概率很小。相比之下，当父母收入向更高的百分位攀升时，特别是达到最高的20%时，发明的概率急剧增加。这意味着可能存在许多“消失的爱因斯坦”，因为大多数创新者来自少数精英阶层。
图2专利与父母的收入
资料来源：Bell et al.（2019），“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注：本图绘制了1980—1984年出生的年龄组孩子在2014年时成为发明者的人数与其父母的收入百分位的关系。父母的收入百分位排名基于其1996—2000年相对于有相同年龄组孩子的父母的平均家庭收入。2014年的发明被定义为在2001—2012年的专利申请上被列为发明者，或者在1996—2004年申请了专利或被授予专利。
对上述J形曲线有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父母的收入从一开始就影响个人的能力：遗传差异既体现在能力上，也体现在对选择创新作为职业的倾向上。此外，父母收入越高，越有助于孩子跨越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例如，支付大学学费或资助公司初创阶段）。
图3显示了个人在一生中从事发明的概率，其中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者的数量，该数量是个人内在能力的函数，横轴表示孩子在三年级（相当于英国学制中的四年级）标准化数学考试中的得分。带点的曲线为父母收入属于最高20%的孩子组，带三角的曲线为其他所有孩子。我们看到，在这两种情况下，成为发明者的可能性与内在能力的关系为一条J形曲线。换言之，能力正常的孩子成为发明者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孩子有非凡的能力，那么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图中最右侧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表明，同样是内在能力非常强的孩子，如果父母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创新的概率就会比家庭经济实力平平的孩子大得多。对于能力普通的孩子来说，这种差异就不那么明显。总之，图3证实了内在能力的重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父母的投入对内在能力超群的孩子有所成就的重要性。
图3创新、能力和父母的收入
资料来源：Bell et al.（2019），“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注：本图揭示了专利率和三年级数学考试得分之间的关系。样本为1979—1985年出生并在纽约市公立学校就读三年级的孩子。区层面的标准化考试得分根据年份和年级正则化为平均值等于0，标准差为1。我们根据父母收入是否低于纽约市样本中父母收入第80百分位，将孩子划分成两组。图中给出了专利率与两组孩子考试得分之间关系的分区间散点图。为了画出本图，我们首先根据孩子的考试得分，将他们分为20个同样大小的区间（bin）。然后，我们画出每个区间中两个组的发明者比例（每千人中发明者人数）与平均考试得分的关系。
当然，父母的投入不仅指父母为子女的学业和创新事业提供的经济支持，还包括父母可能传递给后代的知识和抱负。图4很好地说明了货币收入可能不是父母收入与子女创新可能性之间正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该图使用了1988—2012年的芬兰数据，再次显示了父亲收入与发明可能性之间的J形曲线。（*Aghion，P.，Akcigit，U.，Hyytinen，A.and Toivanen，O.（2017），“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Working Paper 2411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https：//doi.org/10.3386/w24110.)这种相似性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芬兰的教育机会比美国更加平等。从芬兰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来看，中小学教育的质量非常好：在2018年PISA阅读测试中，芬兰在77个国家中排名第7位，而美国和法国分别排名第13位和第23位。(*从数学和科学成绩来看，芬兰在77个国家中排名第10位，美国和法国分别排名第25位和第26位。)此外，芬兰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阶段都是免费的，因此人人都能获得。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谜团呢？
图4芬兰的创新与父亲收入
资料来源：Aghion et al.（2017），“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注：在本图中，1961—1975年出生的年龄组孩子的父亲收入为1975年的收入，1976—1985年出生的年龄组孩子的父亲收入为1985年的收入。我们使用父母的缩减收入自然对数对出生年份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的残差来计算百分位排序。
直到1970年，芬兰才改革其教育体系，使之真正具有包容性。有趣的是，对于改革后开始上学的人来说，父母收入或教育的作用被削弱了。(*参见Aghion et al.（2017），“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这表明，投资于更具包容性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既可以刺激创新驱动型增长，又可以提高社会流动性：只需让更多有才华的人成为创新者，即减少“消失的爱因斯坦”的数量。然而，仅靠教育可能还不够。潜在的“爱因斯坦”与创新者本人和鼓励创新的工作场所也有关系。(*改革并没有使芬兰变得比美国等最具创新力的发达国家更具创新力（其他重要特征有助于使美国成为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它确实帮助芬兰变得比以前更具创新力，例如诺基亚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泽维尔·贾拉威尔在《消失的玛丽·居里》一书中指出，如果男女在获得创新职业机会方面实现平等，将对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具体而言，生产率增长率将比现在提高80%。(*Jaravel，X.（2023），Marie Curie Habite dans le Morbihan：Démocratiser l'innovation，Editions Seuil.)对法国来说，这意味着GDP每年可额外增加220亿欧元，或税收收入增加100亿欧元。其实，性别与家庭背景同样重要：为技能分布前1%的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创新职业机会，而不论其家庭背景如何，将使GDP增长率提高55%。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缩小由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导致的创新职业机会差距的政策对宏观经济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使发明者队伍多样化的另一个好处是，除了提高创新速度，它还可以影响创新的方向。一些历史案例表明，创新者的个人经历塑造了他们的创业愿景，进而影响了从这些创新中受益的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平等。简而言之，创新者往往专注于解决其同类人面临的问题。例如，在19世纪末一位富有的美国贵族约瑟芬·科克伦（Josephine Cochrane）获得了“洗碗机”的专利，她创新的初衷是想保护其精美的瓷器，因为她的女仆在手洗时不断损坏它们。
除了历史逸事，最近的研究还显示了一系列创新的统计证据，从医疗创新到手机应用程序和消费包装商品，这些证据表明创新者倾向于迎合与自己相似的人。(*Dossi，G.（2024），“Race and Science”，（forthcoming paper）；Feng，J.，Jaravel，X.and Einio，E.（2021），“Social Push and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1，10143.)例如，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创新者更有可能发明高收入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他们不太可能在食品等“必需品”行业获得专利或创办公司，但更有可能在金融等“奢侈品”行业这样做。在性别和年龄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同质性模式。有研究表明，这些模式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力不平等有相当大的影响。(*Feng，J.，Jaravel，X.and Einio，E.（2021），“Social Push and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1，10143.)
许多政策都可用于吸引人才从事创新职业，并增加创新者的多样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促进创新不仅需要超越一般的人力资本政策，还需要提供特定的创新职业机会。例如，贝尔等人（2019）表明，童年时期与发明者的距离对成为发明者的可能性有因果影响。(*Bell et al.（2019），“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此外，最近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指导计划和榜样效应对职业选择有重要影响。布雷达等人（2023）研究了在促进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国内通常称为理工科）领域。他们发现，短暂接触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女性榜样，对高中女生选择本科专业有很大影响。他们进一步发现，这样的接触对12年级成绩好的女孩有很大影响，使得这些女孩更有可能在大学里就读淘汰率高且男性主导的理工科课程。(*Breda，T.，Grenet，J.，Monnet，M.and Van Effenterre，C.（2023），“How Effective are Female Role Models in Steering Girls towards STEM? Evidence from French High Schools”，The Economic Journal，133（653），1773-1809，https：//doi.org/10.1093/ej/uead019.)
因此，促进创新政策的一个重点，是找到“消失的爱因斯坦”和“消失的居里夫人”，以扩大创新者队伍。教育政策在这一议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有助于加快创新扩散的速度。尽管针对“消失的居里夫人”的政策议程关注技术创造，但更好地扩散现有技术对于生产率增长同样重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因此，缩小社会人群之间或地方之间的教育差距也有助于加快创新的扩散，同时减少不平等。例如，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法国大规模建设新学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证明了在教育水平更高的地区，企业创建和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影响在建立新学院的5年内就已显现。(*Nimier-David，E.（2022），“Local Human Capital and Firm Creation：Evidence from the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working paper，8 September.)
总之，我们不必在创新及增长与社会流动性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激活那些既能促进创新驱动型增长又能增强社会流动性的力量，即不断支持新创新企业的进入和新人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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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