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Fleurbaey，法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巴黎经济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等。其著作《经济正义论》被誉为全球最出色的三部经济正义著作之一。本文摘自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经济设计的未来》一书。——编者注
马克·弗勒拜伊本文得益于和F.Maniquet的交谈。——作者注
1.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社会互动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社会学家倾向于从经济人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学家的研究，并认为他们自己在分析社会互动时更加重视权力关系（Coleman，1994）。然而，经济学家其实一直对社会互动和权力感兴趣，并且这些研究领域取得的实质性发展应当归功于经济学家和博弈论学家。对策略互动（也就是博弈论）、简单博弈中的权力度量（Felsenthal and Machover，1998）、模仿效应和寻求地位的分析（前者如Durlauf，2001；后者如Frank，1985），对网络结构的研究（如Jackson，2008）、身份问题的考虑（如Akerlof and Kranton，2000），以及对其他一些类似主题的研究，都已经非常充分，而且十分具有启发性和影响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就业和婚姻状况、职业声望、社区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Layard，2005），这显然否定了普通人是自利的物质主义者的观点。
2.关注资源的公平理论
然而，我最熟悉的领域，社会选择和公平分配理论（Arrow、Sen和Suzumura在1999—2011主编的《社会选择和福利手册》对此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互动。社会选择理论的最初模型，比如阿罗（Arrow，1951）的开创性研究，要么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选择（“备择”），要么是包含普通商品和标准消费者偏好的消费者模型。科尔姆（Kolm，1972）、穆兰和汤姆森（Moulin and Thomson，1997）的著作提出了公平分配模型，这一模型侧重于各类资源的配置，包括私人品或公共品、可分割品或不可分割品、涉及或不涉及生产，但从未直接考虑社会互动的影响。我关注的模型（Fleurbaey，2008；Fleurbaey and Maniquet，2011）虽然包含了不可转让的物品和（可转让的）货币，或者在不平等的技能条件下生产的私人品，但同样不包含能够有意义地代表社会互动的内容。
这有点令人沮丧，因为如果有人认为公平理论属于广义正义论的重要分支，他肯定认为社会互动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3.哲学更好吗？
事实上，纵观作为社会选择和公平的重要灵感来源的正义论哲学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哲学家往往满足于用一种类似经济人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以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2000）为例，他的资源平等理论在一个假想的保险市场中得到了验证。在这个市场中，个人会为那些在现实市场中通常不可投保的风险购买保险，而真实的再分配机制在试图模仿这个假想市场的结果。这就是干巴巴的市场均衡方法，在他的理论中不存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71）的理论更复杂，因为他把基本自由放在正义原则的首位，还认为某些“物品”中蕴含了“特权和权力”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方法仍然以资源为中心，并以“物品”为理论基础。有趣的是，即使写出了许多关于权力和社会关系著作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1983）也认为，他的研究“领域”是某些被分配的“物品”，权力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些哲学家，比如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1999）和塞缪尔·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2005），是真心想脱离这个以物品为对象的分析框架，从尊重每个社会成员基本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关系角度阐述他们的理论（另见Wolff，1998）。他们有些走过了头，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社会正义的核心是物品的分配，他们希望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社会正义。这看起来有些过了，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资源的分配，也不能仅以派生的角度看待资源的分配。此外，他们只从社会互动角度描述的社会正义仍然相当模糊和抽象。人们很容易将他们的研究理解为关注关系品（relation goods）的分配，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避免的误解。
4.为何要大惊小怪？
在社会选择和公平分配的背景下，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社会关系？简而言之，当今社会面临的困境来自根深蒂固的，针对女性、工人、有色族裔的长期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不仅仅是资源分配问题，而且也可能是地位和承认的问题，控制和赋权的问题。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核心理论很少具体谈到这些长期不公平，也很少有人讨论如何解决这些不公平。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考虑没什么必要，因为一些社会选择理论模型已经足够抽象，可以涵盖任何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一些公平分配的理论模型完全可以从功能方面而非物品方面得到重新诠释（Sen，1992）。如果那些抽象模型包含了所有相关的伦理考量，那么上文的论点就是令人信服的，可惜并不是。公平分配模型比抽象的社会选择模型更加具体，这正是因为如果没有了公平分配模型中显示的经济结构，人们就无法表达公平的关键概念，比如平均主义等价（egalitarian equivalence）、下限（lower bounds），以及团结诉求（solidarity requirements）。在各种公平分配模型中，有些模型能够引入针对公共品、生产以及技能不平等这类具体因素，这也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所需的经济结构。因此，想要为涉及尊严、控制、权力、地位、承认等方面的伦理观念建立具体的模型结构，似乎最应当模仿以社会秩序或分配规则为研究角度的类似模型。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实际上没有必要担心社会互动的性质，因为人们可以简单地假设，社会公平原则要求社会互动必须具有某种特性，即所有人都获得了充分平等的尊重和尊严。比如，公平原则显然不允许种族歧视，在人们的脑海中公平模型没有种族因素，这隐晦地表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人们的种族身份与资源分配无关。但这一反对意见又假定，分析的对象是行之有效的公平的分配制度。当人们在不完美的分配制度上构建社会秩序时，这个反对意见就站不住脚了，正如我和马尼凯（Fleurbaey and Maniquet，2011）所述，此时对公平的比较研究才适合研究现实状况和政治。
5.用什么策略建模？
把这些反对意见放到一边不谈，合适的模型结构似乎仍然有待想象，因为现有的社会关系模型侧重于非常具体的背景，而这些背景似乎无法同时反映现实生活情境中的个人互动的主要方面。比如，研究权力指数的模型包含了一些简单的博弈，其中仅仅考虑简单的选项集（通常只有二元选项）。而这似乎并不足以反映，比如，企业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社会互动模型（模仿或寻求地位）通常集中在一个行动变量上，并在行为人的效用中引入社会比较项，这会导致内生的因果链条（endogenous loop），进而产生出有趣的乘数效应，或者囚徒困境的情境；同样，对于研究社会关系中的公平来说，这样的单向度模型太局限了。
围绕消费者选择模型（参见Becker，1974）似乎是一个可能的方向。设想每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网络结构中与他人互动，这个网络结构定义了怎么互动，谁和谁互动。比如，个人与生产企业互动的市场博弈，仅限于亲人之间的家庭博弈，员工和经理之间的职场博弈，等等。每种博弈除了有特殊成员，还有特殊规则和特定结果。例如，家庭博弈涉及工作和生产，但产出由家庭成员直接消费，而企业中的生产博弈还牵扯销售产品和分享收益。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博弈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各种博弈成员的身份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博弈者可以被接纳或被驱逐，可以受欢迎或讨人厌。
6.博弈中的权力和地位
如何在博弈中体现权力、控制、地位以及类似社会互动的内容，还有待我们展开想象。这些互动中的大部分可以被描述为必须与他人合作的行动以及资源的分配。权力和控制此时可被描述为对活动选择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力。例如，一个典型的上班族进入公司以后会协商工资，然后服从工作命令；如果他是管理层，就会选择某些工作任务，并且获得商定的报酬。相比之下，公司的合伙人能够影响公司的日常行动选择，对投资和收益之间的各种资源分配都有相当的话语权和投票权。
除了考虑一定程度的权力之外，地位（从名声、包容和承认意义上，而不是有关寻求地位的经济学文献中描述的那种简单的论资排辈）可以由两种形式体现，要么是通过允许或阻止加入某些活动（甚至是某些团体和协会），要么是通过在某些活动中取得成功。
人们对某些活动和资源的偏好，来自对其蕴含的舒适、控制、地位和品位的更基本偏好。人们对跟谁一起做这些事也有好恶。一些人会在不同的互动领域之间采用协同策略，比如有人在工作中寻求更好的地位和资源，是为了过上更好的家庭生活，反之亦然。
7.典型化事实和模型的易处理性
在建立这样的模型时，最大的挑战显然不是找到模型的基本结构，而是找到合适的抽象模型，它能够刻画被研究问题的相关维度，而且要简单，不会有难以解决的复杂性。
出于某些目的，比如，为了从资源和社会互动的性质两个方面来度量个体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或者不公平，依赖互动博弈的简化式描述可能就足够了，也就是说，简单地将个人的投入（如他们的控制程度、初始状态、资源）与他们在互动发生后得到的结果在同一个维度上联系起来。我（2017）在一篇侧重于社会正义理论和不平等衡量指标的论文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8.一个开创性的例子
胡普卡奥和马尼凯（Hupkau and Maniquet，2017）为本文设想的分析类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们考察了社会机构与福利领取者之间的互动。社会机构可能更愿意帮助符合某些条件的贫困人群（比如关心孩子的人、不喝酒的人，等等），但是识别人们是否符合条件并不容易。如果那些不符合条件者能够以不那么高昂的代价伪装成符合条件者，那么接下来就可能会发生社会政策的失效。对于符合条件者而言，被怀疑为不符合条件者是无法接受的，并且从此厌恶与社会工作者互动，这种怀疑会破坏双方的关系。因此，他们可能不愿意抓住机会去获得这份福利。然后，在这种均衡状态下，社会机构发现大多数申请者都是不符合条件者，于是他们就不愿意再执行福利政策，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并不在申请者之列。在此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受到政策失败的伤害。
用无条件社会政策替代原有的政策，将会带来帕累托改进，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新政策。当然，新政策比只将福利给予符合条件者的政策成本要更高，但有时候这种有条件的政策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上面的例子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机制：当符合条件者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令人心烦或者被怀疑为不符合条件者时，他们会感到羞愧或受侮辱。这就是一种“身份”机制（它能够保护一个人作为符合条件者的身份），类似于阿克洛夫和克兰顿（Akerlof and Kranton，2000）的分析。*参见乔治·阿克洛夫和瑞秋·克兰顿的《身份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20013）。——编者注然而，在有条件援助的背景下，这种互动方式有很多不可取之处。
有条件援助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涉及监督带来的成本和延误，并且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潜在受益者事先申请的价值。除了那些很讨厌被怀疑为不符合条件者，还有一些人容易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工作者和福利领取者之间的权力失衡。
胡普卡奥和马尼凯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会互动性质的关心会产生实质性后果，而不仅仅是主观现象。生产部门也受到类似现象的困扰。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社会互动质量不好的企业效率低下，这是由缺乏信任、信息流不足、员工动力减弱等原因造成的（Lazear，1995）。
9.结论
社会关系在未来的福利经济学和经济设计中是否会变得更加重要，可能取决于能否将本文的模糊观点转变为可供实证衡量的严格概念。因此，我们可能应该同时考虑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着手。良好的度量和强有力的事实可以推动理论的发展，而良好的理论是解释现有数据并设计更好的数据库所必不可少的。
（大连海事大学孙大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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