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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误读

来源于 《比较》 2024年04月01日第2期
资料图: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 亚当·斯密。图:视觉中国
文|巴里·温加斯特

  *Barry R.Weingast,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作者感谢如下人士的意见和评论:Chris Berry、Pete Boettke、Giampy Garzarelli、Steve Haber、Dan Klein、Glory Liu、Deirdre McCloskey、Roger Noll、Josh Ober、Philip Petrov、Paul Sagar、Avshalom Schwartz、Craig Smith、Vernon Smith,以及Stephane Wolton等。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根本不是给发展政策提供分析和建议的恰当工具,它关心的是市场如何运行,而非市场如何发展起来的。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1993/2016,第81页)

1.引言

  如今,很少有正统经济学家采用或主张采用“自由”(liberty)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的缺失是有问题的。由于未能将自由的概念置于更中心的位置,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如何出现和维持,尤其是涉及经济发展、民主化的作用、立宪、国家之间的暴力,以及更普遍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分析等议题的时候。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近期著作《狭窄的走廊》(The Narrow Corridor,2019)把自由作为分析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开启全书主要论点的序言所用的第一个词汇。两位作者发现自由处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自由为特征的各个国家步入了发展路径的“狭窄走廊”。发展走廊之所以狭窄,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国家长期处于“暴虐的利维坦”(专制政权)状态,或者由于利维坦尚未出现而陷入冲突和混乱的状态(Acemoglu and Robinson,2019,第64页)。各国可能在若干利维坦状态或缺乏利维坦状态之间循环,但通常不会跨越边界,进入以增长、自由与有限政府为特征的狭窄走廊。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著作在全球受到数百万读者关注,影响巨大,他们对自由的关注也广受赞赏。

  这两位作者喜欢采用比喻的说法,包括“双面利维坦”(意指受限或专横)、“红桃皇后效应”“吉尔伽美什问题”“欧洲剪刀”以及书名中的“狭窄的走廊”等。此类修辞手法很受欢迎,因为相比抽象的“定理3”,普通读者显然更容易记住红桃皇后之类的说法,但我本人有时会思考在相应场合采用某个特定比喻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总结时还呼吁建立一种“让政府和社会都必须强大”的公民社会: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要让自由得以出现并盛行,政府和社会都必须变得强大。我们需要强大的政府来控制暴力、执行法律,并提供对民众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让人们可以确定和追求自己的选择。我们同时需要强大的能动员起来的社会来控制和约束强大的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警惕,宪法和保证将只不过是废纸一张。(Acemoglu and Robinson,2019,第xv—xvi页)

  本文算是对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著作的一篇另类评论。与他们并行,我也在研究自由对经济和政治演化发展的作用。我相信通过深入考查自由的概念,可以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局限乃至更一般的发展问题获得更好的理解。

  我将对“自由”概念做如下三类区分:亚当·斯密的自由概念,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观,以及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观。(*1.麦克洛斯基(McCloskey)喜欢把这种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称作“萨缪尔森式”,以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学大家保罗·萨缪尔森来命名。显然,这种推测没有反映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其他许多区别,例如边际革命,考虑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见McCloskey,无发表日期;Smith and Wilson,2019,第49—50页);初始的企业理论把企业当作黑箱来处理,以机械方式把投入变成产出;还有,古典经济学家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新古典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都假定存在我认为的构成自由之基础的四个条件,却通常未专门提及。(*2.布坎南在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也指出了这点:“经济学家很少思考他采用的模型的假设前提,而直接从个人的评估、选择和行动开始分析”(Buchanan,第45页),另见Coase(1991/2016,第66页)以及North(1993,第81页)。)其中包括:稳定的财产权利、有力的合同执行机制、防止政府掠夺,以及让社会免受国内外掠夺者袭扰的安全环境。这些条件意味着发展过程的一大飞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保证实现。

  本文第3节将指出,亚当·斯密曾试图诠释这些基础,而不是以假设敷衍了事。自由在何时何地兴起,为什么只限于现代早期的几个欧洲国家?(*3.赫希曼(Hirschman,1977,第81页)解释说,斯密同时代的朋友、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之一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在18世纪中期指出,目前对灾难性的专制统治尚无清晰的解决办法。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第4节中,我将从斯密的研究中总结出一些启示,并解释为什么说新古典经济学没能领会斯密对此问题的认识。

  这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启示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理解建立在魔法般的基础上。他们假设上述基本条件已经满足,于是对自由的起源乃至社会维系特定立宪体制的机制毫无解释。从这个视角出发,宪法必然把上述基本条件都包含在其中,并且政府内外的各种政治人物和组织都有激励遵守宪法。我将把这种忽略自由问题的思考方法称作“新古典谬误”(neoclassical fallacy,另可参阅Weingast,2016)。

  当然,当代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已经超越新古典主义的局限,借助了新的思想(如国家能力、习俗和文化的作用、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和方法(如博弈论、实验研究)的启迪。此类思想和方法对20世纪60—8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学者来说是不曾有的。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9)、班纳吉和迪弗洛(Banerjee and Duflo,2012)、贝斯利和佩尔松(Besley and Persson,2009,2014)、伊斯特利(Easterly,2001)、古里耶夫和帕派约安努(Guriev and Papaioannou,2022),以及威迪克(Wydick,2007)等。然而,即便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也没有提出自由的议题。

  创建支持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制定宪法,许多国家的宪法包含独立司法的内容,这在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4.到1800年,全球仅有四个政治实体建立了保证自由(至少对白人男性而言)的制度,即法国、英国、荷兰和美国。它们都将自由观念纳入宪法。参见North et al.(2009),第4章,尤其是第5章。)由于大多数新制定的宪法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遭遇失败(Cox、North and Weingast,2019;Elkins、Ginsburg and Melton,2009,第122—146页),能够延续数代人的宪法必然有些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可能导致自由在每个社会中运行的基础出现系统性差异。(*5.把共和主义作为非支配性特征的近期规范性研究成果反映了自由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参见Sagar,2022,第85页,引用了Berry,2019)。在萨加尔(Sagar,2022)看来,确保不受支配的手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各不相同。)

  鉴于这种基础(一个国家的宪法的必然组成部分)的性质影响各个社会如何体现和实施自由,以上假设的意义就不是中性或者次要的。如果市场需要作为自由之基础的这四个条件,那么对市场发展和稳定的完整解释就必须包含这些条件如何得以成立的解释。正如本文开篇引用的诺思的提示,没有什么魔杖能够让我们宣称:“要有市场”或者“要有发展”,于是市场就突然从天而降。斯密研究了自由的基础,他的观察视角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充其量仍在为创建和维持自由的四个基础条件而挣扎。(*6.弗农·史密斯等人也认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大量实验中得出的结果(Vernon Smith and Bart Wilson,2019)。麦克洛斯基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批评者(例如McCloskey,1997,2010)。)1600年左右,西欧的发展中国家也曾受类似问题的困扰。如果首先假设四个条件都成立,然后再考察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则无法解释自由或发展的起源。换句话说,弄清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要求对自由产生的基础有深入理解,所以这几个条件是发展的政治经济作用过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罗纳德·科斯在1991年针对东欧局势指出:“有人建议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如此,但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就无法建立像样的市场经济。假如我们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有更多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向他们提供建议。”(Coase,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1991/2016,第66页)。

2.亚当·斯密与新古典经济学对自由的不同理解

  自由的概念让当今的许多经济学家备感困惑(*7.关于思想观念的一般作用,参见McCloskey(2010)。关于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参见McCloskey(2018)。),这部分是由新古典谬误的一个特点所致。至少自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35)以来,关注经济学说史的经济学家就已采用当前的学科框架去解读历史上的学者们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对亚当·斯密的解读。(*8.奈特认为(Knight,1935,第3页):“假设在经济学这样的领域,对‘古人’的主要兴趣是希望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这里要讨论的主题将是‘古典’体系与‘正确’观点之间的对比。”扬格指出(Young,2020),施蒂格勒认同奈特的观点,即应该用当代经济学理论作为标准去评判早期的经济学者。奈特主义的经济学说史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家无法理解斯密关于自由的思想。这一逻辑还意味着,由于斯密的杰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如今的经济学理论不匹配,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经典作品。)因此,奈特式的方法妨碍了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认识到亚当·斯密曾探讨和解释过但在如今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无对应部分的成果。

  新古典谬误的另一特点是,它编造出首先有市场,然后才有政府干预的说法。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有自由的基础,而提供该基础的几乎都是世界各国的政府(Coase,2016,第66页、第72—74页)。我们需要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先于政府的教条。与这种主张不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指出最初存在两种类型的政府:一种暴虐地行使权力、控制市场,不能实现法治(专制利维坦);另一种经常陷入暴力冲突和动荡,同样不能实现法治(缺位利维坦)。后来在少数国家形成了自由的基础,直至此时现代市场经济才开始出现。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精彩的第二篇(尤其是第11—13章),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去考查自由与法治理念在17世纪的英国及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1776—1790年)如何兴起和实施。

  斯密很清楚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特别是能够坚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成文和正式的法律是对政府的极大改进,直至最近一段时期我们才看到这种现象。政府能够制定出规范来约束自身、子孙后代乃至不情愿接受的人,这其实是巨大权威的表现”(LJA iv.35:213ea)。(*9.的确在许多方面,这正是在现代条件下接受和建立自由的基础,正是以这种自我约束的方式,政府能够可靠地提升普通民众的安全。但它必然要求强大和集中的行政管理,而后者只见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只在特殊地点和时期才能出现。相反,在更为早期和更不发达的人类社会之中,法律通常是作为压迫的工具(Sagar,2022)。)

  如本文引言所述,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自由的四个基础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已经具备并可以依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自由进入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将难以为继(Berry,2019;Sagar,2022,第2章)。此外,由于不同发达经济体有体现公共决策的不同方式(例如,采用明确分权制度或者部委制度),各个社会如何在宪法中体现自由的基础也各不相同。

  与更早的洛克一样,亚当·斯密认为消除专制权力或许是各个社会建设足以支持自由和“商业社会”(斯密谈论市场经济时的术语)的现代国家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事实上,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该问题称作“政府掠夺”“专制权力滥用”“权力突袭”(孟德斯鸠)等等。(*10.Winch(1978,第71页)把孟德斯鸠的原文译为:国家政权突然且大规模的武断行动,另见Hirschman(1977,第72—73页)。)我在《政治制度的经济作用》(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一文中提出,任何强大到足以确保合同执行、保护财产权利并维持稳定宏观政策的政府,也都有能力剥夺民众的财富(Weingast,1995)。因此,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自由的基础条件,仅有约25个国家或者说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国家做到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对此类难题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继伯里(Berry,2019)之后,萨加尔(2022,第2章)强调了斯密自由观中的另一个关键点:自由包括不受支配。他很快还指出,与佩蒂特不同(Pettit,2013),斯密没有把不受支配与共和主义理论联系起来。

  斯密在《国富论》(下用“WN”)第三篇围绕封建主义的讨论给出了一个答案,他是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时的领主“总是在互相开战,有时也针对国王”。在暴力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下,斯密认为任何要想储蓄、致富并取得成功的人都会变成被掠夺的突出目标。某个领主下属的农民或封臣如果通过储蓄而致富,很可能被领主没收资产而失去一切,所以这些农民或封臣就没有辛勤工作并积攒储蓄的激励。借用斯密的原话:“对于无法拥有财产的人来说,除了尽可能地好吃懒做,将别无所求”(WN III.ii.9/287)。请注意,把四个基本条件作为内生(而非外生)因素,乃是斯密主义经济学与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区别。事实上,斯密认为宪法必须具有自我执行力,这意味着政府内部的官员和政府之外的群体都有足够的激励去遵守各种宪法规则(有关论述见Weingast,2018)。

  在当今民主化的发达市场经济体,维持体现自由的民主立宪制要求个人和群体都遵守一系列看似简单的规则或办法。例如,维持民主制度要求:(1)执政者在输掉选举之后必须下台;(2)非执政者放弃使用暴力或宪制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夺取政权(Przeworksi,1991,第2章)。另外,如前文所述,为支持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提供自由的基础。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不能维持这两条简单的民主规则,又无法保证自由的基础。我们知道,实现这些基础条件的过程伴随着许多困难,无论如何不是会必然实现的。直到今天,我们对于保证长期宪制稳定仍知之甚少。相关的困难包括政权的暴力更迭,随后雄心勃勃的新统治者往往会改变政治游戏的规则,让法治搁浅。(*11.我们可以回想下苏联、委内瑞拉、古巴、德国的例子。请注意,这样的统治变化表明规则缺乏“永续性”,即法治要求国民必须有充分理由相信政治游戏的规则将在多个世代延续下去,而不是被下一任统治者废除。)正如哈耶克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那样(Hayek,1960),宪法如何创建自由的基础对宪法自身的稳定而言至关重要。布兰德近期关于美国革命的著作对此表达了认同(H.W.Brand,2021),他解释说,美洲殖民者与英国人的争执是关于同样一套权利(包括自由在内)的不同实现方法。(*12另见Hayek(1960),其中包含对德国国民议会(第13章)和英美立宪主义(第11章和第12章)的著名比较分析。还可参考Buchanan(1987,第52页)、Coase(1991/2016,第66页、第72—73页),以及North(1993,第81页)。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观,可参阅Sagar(2022,尤其是第2章)及其引用的Berry(2019)。)因此,自由的基础才是历史上多次立宪斗争的核心,包括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

  对于建设国家能力以支持充满活力的经济这一关键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直接用假设来处理,由此在理论中引入了一个魔法般的部分,不过也有人提出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Acemoglu and Robinson,2019;Besley and Persson,2009)。与之相比,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许多制度学者和立宪主义学者则深入考查了这一议题(Maitland,1911;McIlwain,1940;一代人之后的Hayek,1960;以及Buchanan,1968,1975)。

  关于斯密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自由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对比奈特的两位杰出学生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乔治·施蒂格勒与詹姆斯·布坎南,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施蒂格勒属于新古典主义学者,他关于产业组织的研究体现了新古典正统方法。施蒂格勒假设市场的存在通常无须赘言。例如,他的一篇论文分析了从亚当·斯密到弗兰克·奈特的市场竞争概念(Stigler,1951),其中只是非常简单地提到自由,并将它归功于斯密。他指出斯密的竞争概念“似乎包含其他几个要素”,然后强调:

  必须有贸易自由,经济单位必须能够自由进入或离开任何产业。排斥他人参与产业的排他性特权或社团,以及《济贫法》中的定居条款对自由流动施加的限制等,都属于干预“自由竞争”的例子。(Stigler,1957,第2页)

  施蒂格勒认为,斯密给竞争概念加入了无关内容,因而把问题搞复杂了。然而这些其实是斯密给竞争设置的前提条件,即关于自由的假设,意指对进入某种产业活动或者某个市场不存在法律上的限制。在或许是最著名的关于产业组织的论文中,施蒂格勒试图诠释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最为人熟知的段落,即关于“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的内容(Stigler,1951)。施蒂格勒提出的疑问是:劳动分工会导致垄断还是竞争的市场结构?为解答这一问题,他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理论的标准方法,把企业作为一个黑箱,在各种价格水平下,吸收投入而释放产出。(*13.“企业通常被理解为:购买一系列投入品,由此生产出一种或多种有销路的产品,其数量与投入品数量按照生产函数形成联系。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最好把企业视为从事若干不同类型的操作:购买和储备原材料,把原材料转化为半成品,把半成品转化为最终产品,储备和销售产品,给买家提供信贷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把企业与购买投入品的市场隔离开,在其业务范围内完成特定的功能和流程。”(Stigler,1951,第187页))与之类似,在另一篇关于“竞争”的著名论文中,施蒂格勒强调竞争对产业组织的影响,由此讨论了有关自由之基础的假设(Stigler,1951)。他提出,“竞争已经成为生产组织以及价格和收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继续论述:

  在经济生活中,竞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组织生产活动、实现目标的手段。竞争的经济作用是约束经济生活的各种参与者,要求他们熟练而廉价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有人质疑……三家企业开展竞争是否比两家企业更好,或者两家或三家企业为什么不合并为一家垄断企业的时候,答案往往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我们可以借助一种极端程度的竞争来部分规避此类问题,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竞争”。(Stigler,1951)

  施蒂格勒接下来探讨了利用完全竞争的概念来规避两家、三家或者四家企业对经济竞争而言是否足够的难题。这一思考工具当然包含了対自由之基础的假设。

  在施蒂格勒及20世纪中后期的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过去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看来,自由意味着为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稀缺、分配、规制、最优政府形式等社会问题创造最大的空间。还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有过此类规范表述,例如近期关于自由意志主义哲学的几篇介绍文献(包括Butler,2015;Kibbe,2014;McCloskey,2019,第1—20页)。在此类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中,尤其重要的是对“市场干预”有强烈限制(例如Friedman and Friedman,1980)。的确,我们可以理解以此方式界定自由的弗里德曼为何认为亚当·斯密如此令人敬仰。作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施蒂格勒都认为市场是优于政府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他们对斯密的概念的诠释迎合了自身的理念,包括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自由放任主义与20世纪中后期的保守主义政治潮流(参见Liu,2022,第5—6章)。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9,第xi页)借助约翰·洛克的简短定义引入了自由的概念: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完全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动,处置自己的财产和人员……而无须获得许可或取决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然而自由意志主义是一种规范性质的哲学,它没有给自由的出现提供实证性质的思考线索。因此,我把人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方法视为关于自由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方法。

  下面来看看布坎南,在他眼里,包括宪法在内的政府制度是内生的,我们需要对它们做出解释,而非作为假设条件来接受。布坎南还提出了上文提到的新古典谬误的一个版本:

  18世纪的伟大发现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即在合适的规则架构下(亚当·斯密所说的“法律和制度”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可以促进其他人的利益……然而,在市场中,行为人的合作既不要求这些人深入理解规则架构,也不要求其行为超越一般道德准则,它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宪制环境”,即恰当的规则架构,加上执行规则的某些制度安排。(Brennan and Buchanan,1984,第xvi页)

  布坎南在其他地方进而指出:

  经济学研究假设竞争秩序存在,虽然这看似便于分析,但不可接受。真正全面的分析应该包含对制度架构本身的有预测性解释意义的讨论。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设定模型,然后就在这些模型范围内开展研究。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从作为起点的基本行为假设中推导出制度秩序本身。只有用这种方式,制度经济学才能真正变成基本经济学理论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Buchanan,1999/1968,第5页)

  布坎南在这里提出,宪制对市场基础而言意义重大,要求“合适的规则架构”。他的确也把自己漫长职业生涯的大量时间用于探讨此类问题。布坎南还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这方面的通行做法是明确或隐含地做出关于竞争组织的假设”(Buchanan,1999/1968,第4页)。他进一步指出,“假设竞争秩序存在,虽然这看似便于分析,但不可接受”(Buchanan,1999/1968,第5页)。他所说的通行假设也就是上文介绍的施蒂格勒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

  1976年,许多学者为《国富论》发表2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1976年之后的十年见证了权威性质的七卷本《斯密文集》(格拉斯哥版)的出版,展示了他的众多不太为人们熟知的作品。格拉斯哥版的这套文集还收录了过去125年中发现的三套记录斯密讲课内容的学生笔记,其中两套是关于“法学”的,包含斯密对法律、经济、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论述,还有一套是关于“修辞学”的。

  自此之后,研究斯密的学者就系统性地打破了芝加哥学派对斯密思想的诠释。(*14.例如Evensky(2005,2015);Fleischacker(2004);Haakonssen(1981);Liu(2021,2022);McLean(2006);Muller(1993);Rasmussen(2005);Sagar(2022);Winch(1978)。)然而这些成果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家,经济学家参与太少,对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也太小。芝加哥学派对斯密思想所做的视野狭窄的新古典主义解读依旧流行。

3.亚当·斯密对自由的出现和稳定性的解释

  斯密采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实证案例来探讨自由的出现,第一个案例是在中世纪,第二个是在现代早期。(*15.在本节中,我借鉴了伊斯特利在《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as Deve-lopment Economist)之中总结的思想。对于他这篇精彩论文,我唯一的吹毛求疵是,他说亚当·斯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而我认为应当把亚当·斯密说成是关于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我想伊斯特利会赞同这个建议。)针对第一个案例,他解释了自由、商业与远距离贸易如何在普遍存在暴力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出现。针对第二个案例,他讨论了英国和法国在加长版18世纪(约1689—1815年)的长期军事冲突中,如何被迫采用更为自由的制度来促进商业,以扩大经济规模和提升财政收入潜力。这两个案例都涉及暴力问题,稍后将解释这并非偶然。暴力是理解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

  斯密有过如下表述,被新古典经济学经常引用来诠释自己的自由观:“因此所有偏向性或限制性的制度一经废除,明白而简单的天然自由体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就会自动确立起来”(WN IV.ix.51/687)。这种理念对经济学家(特别是保守派经济学家)极具吸引力,部分源于如果取消规制和其他干预措施,各种市场机制似乎就会自动建立。然而这并非斯密所说的内容。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去诠释斯密曲解了他的原意。斯密在下一句中强调的公正法律体系的存在对这段话做了限定:“只要不违背公正的法律,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依靠自己的劳动及资本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阶级互相竞争”(WN IV.ix.51/687)。(*16.还有,“政府能够制定出规范来约束自身、子孙后代乃至不情愿接受的人,这其实是巨大权威的表现”(LJA iv.35:213ea)。萨加尔(202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此外,斯密的说法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得到了麦迪逊的回应(Federalist,第51页):“在构建一个由人来管理人的政府时,巨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确保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又迫使政府能控制自身。在这段更完整的段落中,斯密并没有宣称天然自由体制会自发建立,而是要求有充分公正的法治体系,因为他说要求所有人都“不违背公正的法律”。所以,自由的基础不是自动建立起来的。关于“天然自由”出现的这句名言是斯密主义的观点,而非许多现代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与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的那样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17.在或许是(新)自由主义者最经常引用的段落中,斯密指出(1755):“除了维持和平、低税负和可容忍的司法管理,要让一个国家从最低程度的野蛮状态提升到最高程度的富裕状态,几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剩下的一切将由自然发展过程带来。”(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用这段引文来强调和平与低税负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却忽略了斯密对“可容忍的司法管理”的关键表述。它再度表明斯密所指的社会已经顺利进入了发展的轨道。)此外,“天然自由”的说法并非斯密关于自由的唯一观点,也未必是主要观点。斯密注意到自由的基础涉及财产权利保护、合同执行、防止政府掠夺,以及避免“各方面的暴力侵害,无论是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本地封建领主或外国敌对势力”。(*18.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司法公正……是支撑整座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去除它,人类社会的伟大结构,在我看来得到大自然特别垂青的发挥养育和支撑作用的结构,必然在瞬间完全崩溃”(TMS II.ii.3.4/86)。另见Montesquieu(1748)以及Madison(1787—1788)。)

  诺思在长期研究生涯中(从1973年与Thomas合作开始)深入讨论了四个基础条件中的第一个(North,1981,1990),但从未意识到这个清单是自由概念的体现,并且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在斯密的时代乃至当今时代)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不能。关键之处在于,斯密试图理解自由的这些基础条件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如何产生,又如何维持的。

  3.1斯密对自由的实证论述:随着城镇的兴起从封建均衡状态中出现

  斯密提出的疑问是:自由是如何从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他认为封建社会是可怕的困境,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增长的社会,但也是延续了多个世纪的稳定均衡状态(Weingast,2017,2021)。(*19.斯密的部分担忧反映了掠夺的普遍存在。我把这段称作“目标问题论述”:“国家内部的土地占有者面临各种形式的暴力威胁,处于这种无助状态的人们自然会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因为更多的财富只会诱发压迫者的暴行”(WN III.iii.12:405)。在斯密看来,此类普遍掠夺现象导致绝大多数民众形成尽量好吃懒做的激励。)在介绍其分析之前,让我先谈谈军事竞争假说。(*20.斯密的文集里面有十多次在不同地方采用了军事竞争假说的逻辑(Weingast,2021)。)这种假说认为,处于激烈军事竞争中的国家会采纳有利于自己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的架构和制度,做不到的国家往往会消亡。这是一种演化论观点,也是斯密经常采用的逻辑推理方式。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出,随着军事竞争的性质改变,最优的国家形式也将随之变化。

  在《国富论》第三篇中,斯密采用了这一思路来解释城镇作为独立社团的成功经历,相对于其狭小政治军事控制范围周边的农村地区而言,它们生产了数量巨大的财富。斯密的论述集中于西欧各国沿海和沿河地区兴起的贸易城镇。作为政治交易,国王授予这些城镇自治权和受保护地位,而后者也建立起自己的安全机构。反过来,城镇向国王上缴税收,有时也提供武器。双方都从这种交易中获得好处,并得以壮大,受损方则是他们共同的对手——大封建领主。(*21.Sagar(2022)。)

  这种政治交易给城镇带来了三场相互关联并在长期内几乎同时发生的革命:第一是自由的出现,包括地方事务的自治以及涉及财产、合同和其他商业事务的法治体系;第二是商业经济,让城镇的贸易商在完成国王的包税任务之后有机会发财致富,从而“把他们从国王下属官员的‘欺辱’中解放出来”(Paganelli,2020,第130页);第三是有权修造城墙,成立本地民兵组织,以防备外来掠夺。关于同国王达成的政治交易给市民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看看斯密的论述:

  市民们通常设立自治机构,有权推举地方执法官,设立市政会(town-council),颁布市政府的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事、任守备。遇有敌攻或意外事情,凡属居民,不分昼夜,都须尽防卫责任。(*22.编辑在这里给出了如下注释:“[在LJ(A)ii.39中]斯密发现社团的起源是需要确保城镇居民有自我防卫的手段,指出他们也给在特定行业工作的个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护,由此鼓励了劳动分工。)”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免受百户区法庭和郡法院、州裁判所的管辖;所有诉讼,除公诉外,都可由地方执法官判决。在其他各国,地方执法官所得的裁判权通常更大,也更广泛。(WN III.iii.6-7:400-401)

  在斯密看来,国王与城镇之间的政治交易是为削弱他们的共同对手,即地方领主的势力,包括这些领主的武力带来的可怕诱惑。

  我把斯密的论述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斯密提醒我们在封建均衡状态下,国王只有权指挥最高层级的贵族(Sagar,2022,第74页),而不能让自己的意志和保护贯彻整个王国,那样做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存。于是,无法保护自身的弱势群体(如跨境商人和本地商人)不得不向有势力的人寻求保护,例如成为大领主的附庸或奴仆。

  第二,市民在单独或结成小群体开展行动时无法有效保护自身,但通过与国王的政治交易,“他们能够形成不容忽视的抵抗力量”(WN III.iii.8)。这一关于武力的论述非常关键。我们回想一下军事竞争假说,如果城镇居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领主的掠夺,这种交易或许就无法达成国王及城镇的目标:以牺牲领主的利益来增强自身实力。为求生存,城镇需要在“暴力陷阱”的竞争中战胜当地的封建领主(Cox、North and Weingast,2019),如若不然,整个事业可能遭遇厄运。领主们长期以来一直“鄙视”市民。

  第三,市民们的财富会刺激领主的“嫉妒和愤怒,促使他们不放过任何掠夺城镇的机会,不留情面也不会懊悔”(WN III.iii.8/402)。国王和市民都对领主们又惧又恨,他们相互之间则没有这种情绪。

  第四,“于是共同的利益促使市民支持国王,而国王也支持市民反抗领主……因为市民是国王的敌人的敌人……尽量让市民保持安全并摆脱领主控制,符合国王的自身利益”(WN III.iii.8/402)。就这样,国王赋予城镇一定的自由和特权,包括制定法律,修筑防御城墙,并允许他们对其居民实施军事纪律。斯密认为自愿性质的防卫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算是早期对“集体行动难题”的认识,参见Schwartz,2021),继而指出,这种政治交易有自我强化的性质:交易双方都从中获得了收益,而如果交易崩溃,双方都将损失巨大。因此,双方都有维持交易的激励。

  第五,斯密提出了一个类似比较静态分析的观点:“与下属贵族们关系最差的君主,在赋予市民这种权利时似乎最慷慨。”(*23.参见Liu and Weingast(2021),其中指出,斯密经常在文集中采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类型的思考。)斯密的逻辑不难理解。与贵族的关系越差,国王同市民达成政治交易的吸引力就越大(WN III.iii.9/402-403)。

  我们再回到三场几乎同时推进的革命的议题,首先看看斯密的论述中隐含的军事生存逻辑。城镇必须拥有对当地领主的军事优势,若不满足此必要条件,领主就会继续不留情面地掠夺市民,从而妨碍城镇充分利用开展长途贸易的机会。其次,为巩固自身经济地位,城镇必须创造自由的基础,来自国王的授权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权威。前两场革命培育了第三场革命,即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蓬勃的经济发展,通过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天然水路获取了巨大收益。经济的日益发展伴随着分工的深化,与之前所处的封建均衡状态相比,许多市民的境遇大为改善。

  斯密的论述意味着,城镇的新制度安排也构成了一种均衡状态。我们可以看看三场革命分别带来的激励,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场,整个事业都可能失败。这个逻辑能得出如下两条推论:第一,市民有创造和维持自由、法治、安全与经济发展等所有要素的激励;第二,斯密的论述意味着,满足这些条件的城镇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种均衡状态。

  我们随之还能得到两个发现。首先,正如斯密等人所述,这些革命经常会带来均衡状态的巨大且不连续的变化,迄今为止我们对此仍理解得不多(Smith,1776;Acemoglu and Robinson,2019;North et al.,2009)。其次,斯密和诺思等人指出,发展的关键阶段要求控制好暴力问题。

  3.2军事竞争迫使英国和法国采纳约束政府武断行为的自由制度

  斯密关于自由出现的第二个案例同样依赖军事竞争假说,即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军事竞争压力迫使主要国家采纳对竞争环境最适应的财政制度和军事统治方式。而随着环境变化,最优的政府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有若干研究将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的出现视为“民主”优势或“自由”优势,后者似乎更准确一些(Cox and Dincecco,2020;Schultz and Weingast,1997,2003)。(*24.Ferejohn and Rosenbluth(2017)以及其他学者也在讨论民主制度的兴起时指出了这一点,他们没有提到斯密的论述。)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仍忽略了斯密的论述。(*25.事实上,他们采用的方法导致将政府形式作为“给定”条件而忽略了,而没有考虑政治和法律架构的动态产生过程是否会影响这一进程。感谢Craig Smith提出的这个观点。)国家在财政与军事竞争中求生存的逻辑能让我们较为深刻地理解自由随罗马帝国崩溃而消失之后在欧洲的重新出现。

  斯密在《法理学讲义》开篇部分总结了自己的思考。由于竞争对手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要求维持一支武装力量……在这个主题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古代和现代国家采用过不同类型的军队、不同类型的民兵和受过训练的队伍,并观察它们与不同性质的政府的适配程度”[LJ(A)i.7-8]。既然国家可能面临外来势力的威胁,那么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好防卫准备。(*26.斯密对军事竞争假说的讨论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尽管他经常在讨论政府设计及国家能力建设时提及军事竞争带来的直接和系统性影响,参见Weingast(2021)。)

  我们现在可以借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来总结军事竞争假说的逻辑。首先在任何给定时点,某种类型的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财政和军事方面的能力来保护自身免受其他国家的攻击,它们有着不同的政府类型、国家能力、财政和疆域组织形态。不同特征的国家在各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在每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国家必然至少有能力抵御竞争对手。其次,随着军事和财政竞争性质的变化,最适应环境的政府形式也会发生改变,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国家很可能无法延续。蒂利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Tilly,1992,第42页),他指出欧洲在1490年有200个国家,500年之后的1990年减少到25个,基本上缩减了一个数量级。蒂利还着重提到战争在此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成功的欧洲国家把不够成功的国家吞并,变成更大的国家,经常是依靠武力。(*27.德国符合这种情形。通过一系列与奥地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法国的战争,普鲁士从中欧一个较小的国家扩张为规模相当大的强国,拥有了征服全欧洲的潜力。)

  利用这种演化思路,斯密认为法国和英国在加长版18世纪的军事竞争促使长期敌对的双方都建立起保护商业免受政府掠夺的制度,以便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更多税收收入。(*28.Brewer(1989)从税收问题的角度对此做了精彩分析。在加长版18世纪,法国和英国交战的时间比不交战的时间更多,而在所谓的和平年份,双方也处于冷战状态,把资源节省下来用于下一场更为昂贵的战争。)对英国而言,扩大自由的制度化进程是从光荣革命起步的,当然某些方面的确立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开始。法国在接纳自由的基础方面进度更慢,但在大革命前后仍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包括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典。如今众所周知的是,英国人在光荣革命后有能力大量借款,以较低的成本来支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战争。这符合公共经济学所说的“税收平滑”原理,即越来越高的税率会造成更大的无谓损失,而如果政府能够举债,则可以把现阶段的战争成本分摊到更长远的时期(如20年),从而大大减少无谓损失(关于这些新制度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核心原因,可参见Dickson,1967;North and Weingast,1989)。自由和举债能力对这一竞争的结果都至关重要。

4.亚当·斯密对自由的深入讨论

  西欧的现代自由国家是如何出现的?有假说认为,现代自由起源于各个城镇。例如洪特指出,这些城镇变成了共和国,好比“被封建政权统治的汪洋大海中的自由岛屿”(Hont,2009,第158页)。(*29.为便于理解,我用“封建”一词取代了洪特的“牧羊式”的说法,尽管它们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对这里的论述却没有影响。)不过斯密认为,类似说法是错误的。专制君主吞并了许多城镇,对它们的发展很不利。他发现与君主的职业化常备军相比,各个城镇的民兵武装并不是对手(WN V.i.a.23-25:699-700)。

  4.1有限政府的优势凸显:规模较大的共和制国家超越了君主制国家

  随着斯密阐述的理论愈发靠近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现代早期的欧洲各国纷纷建立起庞大的常备海军和陆军,构筑帝国,以扩大市场范围,从国际劳动分工深化中获益。在欧洲各国与所谓“新世界”及亚洲的贸易被打通后,这些特征变得至关重要,欧洲列强卷入连绵数代的军事冲突中(参见North et al.,2009,第193—194页),包括走向发展与开放准入社会的四个先行者,即法国、英国、荷兰,及其美洲殖民地(美国)。在斯密看来,新市场带来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30.洪特(2005,第23页)也有类似发现:“当欧洲的专制君主面临荷兰与英国的挑战,也开始从事竞争性的国际贸易时,于是,那里的贸易模式再度发生变化。”)

  然而,殖民地贸易给英国带来的天然良好效应超出了垄断带来的不良效应,因此把垄断权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看,目前开展的贸易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非常有利的。殖民地贸易开辟的新市场和新就业,远远超出因垄断权而损失的那部分旧市场和旧就业……但如果说目前开展的殖民地贸易对英国有利的话,它绝非垄断权导致的结果,而是垄断权未能阻止的结果。(WN IV.iii.c.50:608-609)

  没能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因为它们无法获得市场扩大与劳动分工深化带来的交换收益。

  斯密认为,为获取这些收益,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发展出保证自由的能力,也就是有限政府(Hont,2015)。离开有限政府与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指防止没收商业成果的承诺),贸易就无法继续开展[North and Weingast(1989)对17世纪的英国的论述;Baecchler(1975)、Cox and Dincecco(2018)以及Hont(2005)的更广泛论述]。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在荷兰人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70年漫长斗争中,商业活动以及令人惊叹的借款能力是这个小共和国得以生存的秘诀。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欧洲最强大的专制国家,另一方是财富几乎完全来自商业的小国。荷兰人筹措巨额资金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抵抗哈布斯堡帝国。与之类似的是,英国超越了法国,建立起最庞大的海外帝国(在日不落帝国的庞大疆域中无限拓展劳动分工)。与我此前的文章类似(Weingast,2019),洪特也肯定了斯密的这一思想(Hont,2005,2015)。

  我与诺思的研究展示了荷兰共和国与英国获取巨额借款的能力为何需要可信承诺作为保证(North and Weingast,1989):为筹集大量资金,政府官员必须有偿还而非违约的相关激励。斯图亚特王朝的债务从未超过200万英镑,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言,那些国王被安排了“信贷配额”(Eaton、Gersovitch and Stiglitz,1984)。而在光荣革命过去9年后,英国能够借到1 700万英镑(约为当时GDP的40%),表明政府偿还贷款的承诺有显著增强。

  4.2启示

  斯密的自由概念,包括其起源与支持性制度,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几方面的启示。第一,它解释了自由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如何可以自我执行。通过斯密式的演化理论,我们能推导出这种自我执行的条件:由于城镇同领主(有时也同其他城镇)之间存在军事竞争,如果哪个城镇试图利用政治权力创造租金,或者更糟糕地,试图滥用政治权力剥夺市民的财富,那么相比于创造并维护有利于自由贸易、产权与安全制度的其他城镇,它将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欧洲西北部各城镇之间的经济竞争强化了自由的这一优势。

  第二,斯密的自由观意味着他对自由之基础的关注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自由观,也不能被后者理解。(*31.斯密时代的公正概念部分反映了我所说的自由之基础的要素,他在强调公正对社会的重要性时指出:“司法公正……是支撑整座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去除它,人类社会的伟大结构,在我看来得到大自然特别垂青的发挥养育和支撑作用的结构,必然在瞬间完全崩溃。”(TMS II.ii.3.4/86))

  施蒂格勒与弗里德曼的方法假设自由的基础天然存在,所以不能用来解释其最初的出现。但对斯密以及从洛克到休谟、孟德斯鸠和麦迪逊等其他政治经济学家而言,弄清楚自由的本质和起源才是关键所在。这些学者无不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社会,也都理解为自由创造基础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如本文引言所述,经济学说史领域的学者采用的方法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难以发现斯密的此类论述。这种方法给理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各种观点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因为那些思想不属于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学说史领域的学者是以后者作为基础来评价历史上的理论家的。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篇中对自由的出现做了最细致的讨论,但这部分内容在全书的五篇之中最不被关注和理解(Weingast,2017;Liu and Weingast,2021;Aspromurgos,2006,第 5章;Skinner,1975)。对第三篇的泛泛阅读很可能不足以让人深刻理解斯密的文字背后的基本理论。

  第四,确保自由要求宪法中包含权力制衡等条款。还有如前文所述,宪法制度的影响不是中性的。在了解自由及其出现的过程时,我们不能直接假设或强加这些制度,而是应该学习斯密,探索自由如何能够自我执行,也就是说,让政治人物、法官、商业企业、其他利益集团和国民都有相应激励去遵守维护自由的规则。由于各国的宪法内容不尽相同,支持自由之基础的制度也各有不同。

  设想有一个社会实现了支持自由的宪法均衡,当它在面临若干外来冲击的时候(如相对价格的变化),现有宪法或许不再是一个均衡结果。借用若干学者采用过的一个术语(Hayek,1960;North,2005;Mittal,2011),此时这个国家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即有能力针对变化的环境做出适应性改变。这一问题要求参与任何特定宪法变革的各方都必须确保产生自由的制度依然属于能自我执行的均衡。

  第五,斯密的观点对理解当代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有重要意义。这一理论通常是规范性论述,然而,陷入新古典谬误的人没有认识到自由的基础几乎完全依靠政府而非私人群体或个人来提供。虽然斯密没有讨论过该问题,他的演化视角却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有重要启示:在有政府存在的过去两千年中,安全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保证的。若存在某个效率更高的保证安全的私人秩序(如无政府状态),它就应该表现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千年之中,几乎完全依靠政府来保证安全,这意味着对提供自由的基础来说,政府是更高效的形式。对于(新)古典自由主义来说,尚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够既提供自由的四个基本条件,又(在他们看来)完全无法掌控建基在这些条件之上的市场经济?

  最后,对斯密自由观的现代思考涉及佩蒂特(1997)的“非支配性”(non-dominance)理想。这里我将参考贝里(2019)和萨加尔(2022)的思路,他们认为斯密的非支配性观点并不需要像佩蒂特的那样与共和派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贝里与萨加尔都强调,斯密相信“现代自由与繁荣密切相关,因此与早期共和派理解的自由或公民人道主义的概念截然不同。如贝里所述,斯密的‘现代自由’对奢侈消费(以及富裕)态度很友好,而非仇视……奢侈被当作受人欢迎的致富发动机,而非对某个政府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正直操守的腐败威胁”(Sagar,2022,第83页)。

5.结论

  由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四个条件作为自由的基础,这四个条件就是合同执行、财产权利、防止政府掠夺、保证安全。对市场与经济发展做出完整解释要求我们充分了解作为可以自我执行的自由是如何出现的。这里的自我执行是指,政治人物以及各类私人组织和个人都有相应激励遵守保证自由之基础的各种规定。(*32.斯密显然很清楚这一逻辑,他在讨论城镇如何拓展其安全和法律保护伞的时候指出:“在乡村和城市都建立正规的政府,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力干扰政府在乡村以及城市的运行”(WN III.iv.14:421)。)

  我在本文中指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历史上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会让我们对它们遇到的问题产生误解,走上错误的经济分析道路。此类方法没有考虑自由概念的实施问题。自由的基础要求制定宪法以及能产生自我执行的相关制度。我还提到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一个不被注意的方面:它回避了自由来自何处以及宪法制度如何长期为自由提供必要支持的问题。这些制度影响着国家在制定宪法之后的行为和选择,这也是布坎南长期强调的(可参见Brennan and Buchanan,1980,1984)。关于自我执行的宪法问题的相关研究目前依旧粗浅。由于大多数宪法在较短时期内失败,那些在数代人时间里成功治理国家的宪法必然有某些特殊品质(对这些命题的探讨和辩护可参见Mittal and Weingast,2011)。所以,将宪法嵌入自由之基础的方式并不是中性的。我们可以看看宪法制度中最主要的一些区别。对行政权力而言,有议会制和总统制之分;对投票制度而言,有英国和美国的简单多数制与欧洲大陆更常见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之分等。

  我区分了斯密的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差异,尤其是在探讨发展问题的时候。斯密解释了自由的四个基础条件是如何实现的。与之相反,新古典主义的学者直接假设它们的存在,由此无法解释这些条件是如何出现的。斯密的方法让自由的起源和稳定性问题成为他关于市场起源思想的核心,所以与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两种方法相比,斯密的思路更有优势。

  如本文第2节所示,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立足于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概念。经济学家在过去70年里采用自由概念时,大多数都像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那样是从洛克借鉴而来的。然而,我发现在界定发展问题时,我的方法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至少有部分类似之处,即关于自由的创造和维持。从他们的研究目的看,本文中强调的区别或许并不重要。满足自由之基础条件的国家很可能处于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所说的“狭窄的走廊”,或用诺思等人的术语来说,在满足入门条件(非人格化、永续性、限制武力不得针对国民)之后,一个国家会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型(North et al.,2009)。我推测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会赞同:深化自由的概念是值得努力的目标,尽管他们对我的具体论述可能有不同意见。

  在过去40年中,道德哲学家与思想史学家已充分揭示了芝加哥学派对斯密经济学的错误解读。然而道德哲学家的批评对经济学而言是外来事物,经济学家很容易忽略其方法和结论。除少数重要情形之外,道德哲学家(尤其是对斯密的看法)在经济学领域影响甚微。相反,我关于自由的研究是一种学科内部的观点,例如利用经济学的工具、方法和语言来说明我们无法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去理解斯密。其中包括自我标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学者,我称之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由于此类自由主义者无法解释自由的基础,他们也无法解释市场的起源。(*33.请注意,我这里忽略了(新)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规范理论部分,那是该研究方法的前沿与核心(可参见Butler,2015;Epstein,2014,第1章和第3章;Kibbe,2014;以及McCloskey,2019,第1—20页)。)

  斯密喜欢采用演化论的观点,例如军事竞争假说。他以十多个案例指出在面临激烈军事竞争的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和组织武装力量的公共制度的效率较低的国家将被淘汰(Weingast,2019)。这种斯密式的方法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政府理论还有一个启示:如果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是由政府来提供自由的基础,且很少有国家依靠私人秩序来构建这种基础,那么自由的私人提供方式就缺乏效率,或者说这种制度无法帮助国家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生存下来。

  本文的主要观点不只具有学术方面的意义。例如,我对自由的研究方法可以为两方面的议题提供参考。第一个关于美国宪法。要维持自由与宪法中包含的其他内容,意味着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修改宪法,那样会忽视宪法变革中维持宪制稳定的需要。对美国宪法的许多规范分析,尤其是若干宪法学者(如Barnett,2014;Epstein,2014;Kibbe,2015)必须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自己提议的规范调整能否维持宪法自我执行的性质。

  第二个方面的议题涉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当时,自由企业制度似乎是可以为国民提供妥善服务的唯一国家组织方式(Fukuyama,1992)。颐指气使的西方经济学家几乎都被新古典谬误蒙蔽了,对自由的问题缺乏了解或兴趣,包括把自由的基础作为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实例论证等。但请注意,这是关于30年前的事件的讨论,早于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起和广泛应用。

  长期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的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针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改革做了如下一些解释:

  这一论题的现实重要性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早期转轨阶段,当时,俄罗斯政府在某些美国经济学家的怂恿和催促下,“没有明确政府在创建市场支持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导致“国家严重缺乏对自由企业至关重要的若干关键制度”。(McFaul,1995,第236—237页)

  还有:

  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有支持和促进市场运行的复杂制度网络,用看得见的制度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哲学的指导下,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政府假设这些支持性制度会自发地出现,结果并非如此。于是,市场支持制度的缺位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的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McFaul,1995,第237页)

  不幸的是,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其他国家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遭遇了同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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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鲍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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