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Spence，斯坦福大学菲利普·奈特荣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2023年10月18日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演讲、PPT以及书的内容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书中提到的新书Permacrisis：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由作者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前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El-Erian）共同撰写，于近期上市，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经历了漫长的新冠疫情之后，我十分确定要回到清华和中国。最近，我和两位合作者完成了一本新书《长期危机：重塑世界经济》。我们写作这本书的部分原因体现在标题中。我观察到，我们正在经历各种日益频繁的危机和冲击，并为此感到困惑。我们都还记得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记忆力好的人还会记得亚洲的货币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危机都非常严重。
我的另一个观察是，全球经济将真正复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疫情过后经济全面复苏的预期已经实现。而且在某些方面受到科学和技术突破等的影响。这些都是综合效应，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可以促进真正的重大变化。
谈到我们的这本新书，如果重起书名，我希望在书名中加入形势变化。换言之，我们写这本书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面临的形势与过去三年截然不同。重要的是要努力跟上步伐并理解新的形势，即使它很复杂。
一、从需求侧约束转向供给侧约束
过去三年，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疫情中断了供应链，破坏了供应环境。例如，汽车行业出现了半导体供应短缺。防疫政策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永久持续。供应链失衡和瓶颈成为重要议题。而大约三年前，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冠疫情时期，全球经济都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利率水平很低，各国央行为压低长期债券利率而大规模购买资产，通胀率仍持续低于目标水平。如此宽松的货币环境在历史上经常导致通胀，但在整个21世纪10年代并未出现。当然，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资产价格因为低贴现率而高涨，而且央行以量化宽松方式实施的货币政策进入市场，购入长期固定收益证券（如政府债券），使得金融体系内充斥着极其宽裕的流动资金，“安全资产”的收益率降低，由此增加了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这样就形成了受需求约束的疲弱的经济增长模式，但随着各国走出新冠疫情，该模式走到了尽头。突然之间，需求约束型的世界不复存在，出现了数十年未见的通胀压力。
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需求激增，所有人都知道需求会激增，毕竟世界许多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制定应对疫情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将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损失转移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虽然主权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但不会抑制消费和支出。然而，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这不会导致通胀，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样。于是，各国央行表示：我们不必做出反应，通胀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由于这些暂时性因素，短期内也许会发生通胀。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各国央行最终被迫做出反应时，经济已经历了几十年来最迅速的通胀上升和最快的加息。结果，伴随着大量财政压力和相关事件，各国央行至今尚未赢得与通胀的较量。
但是，我认为，除了暂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因素，一些与长期供给相关的因素在形成长期趋势，带来通胀压力。
其一，过去30年的巨大产能注入将在21世纪结束。我们没有第二个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注入产能，与此同时主要新兴经济体如今已经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一方面有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不太愿意再去工厂从事低工资的工作。相应地，曾经看似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长期通缩压力，正在走向终结。其二，全球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见图1）。当我们用尽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并开始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通过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增长时，就到了刘易斯拐点。其三，备受关注的老龄化问题（见表1）。如果看全球经济产出的来源，我们会发现超过75%的产出来自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包括中国。这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抚养比上升，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正在减少，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相关影响。因此，老龄化绝非增长引擎。那么，相对年轻的其他国家的情形如何呢？以非洲为例，那里许多国家拥有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潜在劳动力，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规模还不足以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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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主权债务持续增加，并由于新冠疫情中的经济状况和政策而再度大幅提升（见图2）。目前全球主权债务规模超过71万亿美元。债务的积累可能比我们长期生活的低利率世界中要快得多。随着利率达到6%～7%，它不仅会在短期内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严重影响我们在气候变化等重要事项上的投资能力。我们需要积蓄资金，以促进与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能源转型。这些资金将从哪里来？在我刚刚描绘的世界里，它很难来自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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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过去30年是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球供应链主要由私人部门构建，几乎完全满足效率标准，世界建立在效率和低成本的基础之上。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全球经济遭遇各种冲击的频率、力度和范围在大幅增加。这些冲击来自不同的源头和方向：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流行病、战争、意外的金融动荡、贸易和投资制裁被武器化……没有人认为这些冲击的频率、力度和地理影响范围会减少，这是一个不会很快被逆转的长期趋势。面对冲击，如果没有严肃的政策承诺作为后盾，完美的应对措施就不再是追求供应链的效率，而是追求韧性，也即追求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食品安全。换言之，效率和低成本可能不再是人们的首要追求目标。
其六，生产率增长目前遭受了巨大压力。例如在美国，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有过一波生产率提升的小高潮，但总体趋势是下行的。事实上，全球大多数经济体也面临类似的模式。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在就业和增加值的占比上都在向非贸易部门的服务业倾斜，而贸易部门的制造业地位下降。目前，贸易部门大约占美国全部经济的三分之一，非贸易部门合计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和全部就业人数的近80%，这包括政府、医疗、餐旅、零售、教育和建筑等部门。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从就业趋势到经济增长前景的一切动向都取决于服务业的表现。这是一种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同时也表明，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速较低，即便贸易部门中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速较高，总体生产率水平仍会受到拖累。实际上，美国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陷入停滞已超过20年（见图3）。
上述一系列底层的长期和结构性变化趋势正在从负面影响全球供应状况和成本，并削弱供给侧弹性。这些调整不是暂时性的，不会很快消失，而且其影响可能会与日俱增。把它们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未来景象：受供给侧约束的全球经济。
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经济学家会说，我们心中隐藏的模型都是基于这一规则。可这个规则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岌岌可危。无论是制定政策、企业战略还是投资决策，这些模型对决策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不能反映现实。当你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时，就迎来了我所说的某种形势变化：它以各种方式时刻改变着全球经济，它带来的供给侧约束比我们曾经经历的都要强大。
虽然我们拥有一些强大的科技工具可以扭转这股力量，但这可能不太容易落实，短期内也难以立竿见影。我认为，我们正陷于两三年的艰难时期。在发达经济体，通胀仍未结束。此外，即使挺过通胀期，我们也很难继续迈向成功，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通胀前的状态，尽管这似乎是市场的心态。
在供给侧约束下，任何需求激增都会产生通胀压力，并迫使货币政策做出反应以控制需求。我认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迎来更高的资本成本、更低的估值率，还有大量的突发状况和不稳定性。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规模投资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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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展示了美国各类商品的价格。该图的有趣之处在于，可贸易商品的名义价格在过去20年里持续下降，而美国的医疗保健、教育及高等教育都相当昂贵。你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极其强大的通胀力量作用于部分经济，缓解了供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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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但最重要的或许是我们需要提高生产率。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疫情期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至061%，如果用2021年的就业数据，可以看到，46%的美国就业人口所在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低于05%。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表现。
我刚才所说的都是长期趋势，而不是暂时的。表1中八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然也是长期的。因此，我们很难摆脱这一长期趋势。它将显著影响全球经济。除了以上变化，全球经济重心也已发生转移，基本上移到了亚洲。据预测，这个重心会继续漂洋过海，抵达印度东部，那里目前正处于高增长阶段。今后全球经济重心将走向何方，目前还难以预测。
二、全球经济面临的科技变革
全球经济还在经历另外三个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变化。第一个是长达数十年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在中国出现了很多与此相关的创业和创新活动，这是一场革命。
第二个正在发生的转变或许不那么受大众的关注，意义却同样重大，那就是生物学、生物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与数字技术领域一样，这场革命的动力部分来自强大工具的广泛普及，研究工具的成本大幅下降，足以让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参与科学研究与创新应用的进程。DNA（脱氧核糖核酸）测序成本降低，基因编辑技术进步，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蛋白质三维结构，这些在十年之前还难以企及的成就，如今已经成为通行操作。今天的科技进步可望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冠疫苗的迅速开发让我们得以一窥科学资源与技术诀窍的威力和潜能。它们的效应广泛反映在各种健康成就上面：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基因导致的疾病和基因紊乱的缓解、寿命延长，以及保证食品安全的能力得到提升等。
第三个变化是涌现了与大规模能源转型相关的大量新技术。以光伏发电或太阳能电池板为例，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中下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使其足以匹敌甚至已优于化石燃料（见图5）。成本的显著下降已开启了智能电网测试、储能和电池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门。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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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更具体一点地讨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AI）。在作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硬件基础的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至今依然适用，使得半导体在成本下降的同时仍能提升性能。现如今的GPU（图形处理器）就是装在口袋里的超级计算机，苹果手机的性能比原来提高了3～5倍。人工智能在语言识别、翻译、图像识别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随着以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掀起了一波人工智能开发和实验的热潮，这一技术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应用领域。假以时日，会有成百上千的应用工具或案例被开发出来。数字经济的好处和风险都在大幅增加。
麦肯锡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将他们分析的涉及16种业务功能的63个生成式AI使用案例应用于各行各业，每年将带来2.6万亿～4.4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在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带来的11万亿～17.7万亿美元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增加15%～4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l，2023年6月。）
人工智能工具是强有力的助手。在未来，从软件工程师到客服代表，都可以有一位能力超强的助手。这样的助手会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避免单调乏味，促进效率提升。斯坦福大学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等人使用某个呼叫中心5 179名客服代表的数据，研究了交错引入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服助手在解决客户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以每小时解决的问题衡量，使用该工具可以使生产率提高14%。对低技能的新手员工影响最大，对有经验的高技能工人影响最小。他们的提示性证据（suggestive evidence）表明，人工智能模型传播了高技能工人的潜在默会知识，帮助新员工积累经验。此外，人工智能客服助手还可以改善客户情绪，减少管理干预的请求，并提高员工忠诚度。（**Brynjolfsson，Erik，Danielle Li，and Lindsey R. Raymond.“Generative AI at Work，”NBER Working paper 31161.）
在医疗领域，临床医生在整理医疗文档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约占到工作时间的35%，从而减少了花在患者身上的时间。有些医疗机构会雇用医疗抄写员（medical scribe）缓解医生的负担，这可以使医生每小时接诊的病人增加17%，使每个患者的相对价值增加21%。智能环境麦克风（Ambient Microphones）可以做类似医疗抄写员的工作。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收集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90 000次对话，在产生的14 000小时的门诊音频上进行了深度学习训练，结果该算法显示单词的转录准确率达到了80%，高于医学抄写员76%的准确率。而且就临床实用性而言，医护人员发现，检测眼镜上的麦克风将医学记录的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15分钟，与患者相处的时间增加了一倍。（*Albert Haque，Arnold Milstein and Li Fei.Fei，“lluminating the dark spaces of healthcare with ambient intelligence，”Nature，2020年9月刊，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669-y.pdf。）
以上情形也同样适用于计算机领域，我们不需要软件工程师，只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就能将描述代码的文本转换成计算机代码，但软件工程师不会不经审查就采用人工智能撰写的代码。因为人工智能是预测机器，它们会捏造一些内容，让人产生信以为真的“幻觉”。谷歌开发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Bard，类似于ChatGPT，谷歌的人告诉我，他们要求Bard写一篇关于通胀的文章。它做得不错，写了大约三页的内容。文章最后写道，如果需要拓展阅读，你可以阅读以下五篇论文和相关书籍。当我看到所列论文和书籍时，发现它们都不存在，竟是杜撰的，虽然这五篇文章的题目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幻觉”也可能有用。例如在创造性艺术与创意产业，事实对价值创造而言并不重要，新的思想观念才是关键。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产生非“真实”的东西，还能推出人们之前从未想到的内容，这其实是一种财富。可以说，在创意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谓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担忧。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产品可能会大幅增长，生产率可能会大幅提升，从而实质性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许多经济体也将同步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人工智能模型朝着增强人类能力的方向发展。对于人工智能，存在所谓的“图灵陷阱”。图灵是一个天才，他发明了计算机，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评估或测试智能机器的进步：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台机器，当人类与之交谈或互动时，会误认为正在与另一个人交谈或互动？这是一个有趣的测试，它基本上以人类的表现为标准来测试人工智能。后者要么比人类表现差，要么接近，要么更好，或者是某种超级存在。这促使我们思考，一旦人工智能突破了人类表现的标准，从平凡变成卓越，也许就应该让机器取代人类来执行某些任务。因此，劳动者有理由把人工智能视为对自己生计的潜在威胁。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拥有的人工智能，你会发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机器还不可能取代人类。
另外一点是，人工智能的实施非常重要。那些掌握软件技能、能够实施组织变革、了解组织行为的人，将肩负重任。如果技术进步了，譬如我们的医院引进了人工智能这种奇妙的工具，你马上就会看到人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人工智能的实施意味着需要全面开展人员培训，这种培训让人们真正明白自己面临的情况，并变得更具生产力。会有工作岗位被取代吗？当然会，比如撰写媒体文案，我们可能不再需要很多人从事这类工作。
我发现很多经济学家坚持需求固定的看法。如果生产率提高了，只需要更少的人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是这样吗？其实不一定，生产产品可能需要更少的人，但也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将使软件工程师获得非常强大的生产力，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更少的软件工程师？如果从需求固定的角度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你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以软件为基础的世界中，那么也许我们仍然会需要大量的软件工程师。所以，我认为很多问题目前还不清楚，很难给出确定性的结论。
关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我最后要说的是，就目前我观察华盛顿和欧洲的动态来判断，监管议程正朝着减轻风险和阻止其应用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监管议程就忽略了技能和技术传播带来的积极方面，无法确保各个行业都不缺少数字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行业在数字应用方面的极大差异：科技领域和金融业齐头并进，而医疗保健、政府和其他部门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在这种情况下，预测就会变得非常不准确。生产率数据将相对失真。我们要做的是不仅在科技、金融和其他一些行业取得成功，还应该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所进步。
从经济史上反复出现的例子看，我们需要一项积极的政策议程，以推广和实现数字应用，摩根大通等一些机构正在花费大量资金进行人工智能实验，而中小型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要求庞大的算力支持，尤其是在训练阶段。目前，如果不考虑各国的国家安全机构，超强的计算能力主要掌握在巨型平台手里，如美国有谷歌、微软和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它们或许具备几小时处理大量数据的计算能力。这一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小心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并不是每一家企业、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套大语言模型。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总之，在这艰难的几年中，全球经济经历了形势变化，供给侧发生了巨大转变，但是强大的技术和工具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
专栏白重恩和斯宾塞的对话
白重恩：非常感谢迈克尔。您的演讲很有见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想法。您提到，如果这本书用另外一个书名，您会把形势变化写进去。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您提出了一些现象，一些形势变化的特征。在供给侧，资源日益变得稀缺。世界可能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刚刚经历了自己的刘易斯拐点。资本或将变得更加昂贵，增长也可能会大幅放缓。这些是形势变化的一些经济面问题。您还讨论了新技术在解决部分问题上发挥的潜在作用，这令人鼓舞，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有一个关于技术的问题。您提到，早期的数字技术没有太大帮助。在个别行业，它们提高了生产率，但在很多行业却未见起色。所以它们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和早期其他数字技术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也许会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希望。
斯宾塞：你说得对。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许多经济体进入了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生产率激增阶段。大多数人认为，这与互联网向企业和公众广泛开放等事实密切相关。
我认为目前仍然存在一种倾向，把潜在的可能性与实际进展混淆了，我需要再次阐述这一点。简单来讲，若想取得潜在的效果，需要转变看问题的视角和行为方式、克服恐惧、调整组织结构和策略，并应对随之而来的诸多变化。换言之，这些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其中存在测算问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等人正在尝试测算大量免费数字服务的价值。我不否定这一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测算基本上是滞后的。
说到人工智能，ChatGPT在两个月内拥有1亿用户。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说明了一个事实：使用它是相当简单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会发展得更快，但这并不能消除基本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仍然存在的大量担忧、消极的政策议程等等。
白重恩：是的，您还提到，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发挥更大的增强作用，帮助人们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取代人们。人工智能的新近发展有什么潜力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即增强人类而不是取而代之。
斯宾塞：教育领域的一些应用软件可以发现大多数学生的特点，并为他们量身定制教学课程，从而满足具有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这显然是一种增强。我认为，这绝对不是要取代人类。
我知道学者们对大型语言模型能够代学生写论文感到担忧。这或许有可能发生，但我不是太担心。我相信迟早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即使现在还没有。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会捏造一些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最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决策。如果你认为人工智能真的会取代人类，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文件管理员，也很少有仅仅负责打字等工作的秘书。因此我觉得，不应过分低估人类朝着自动化方向思考的倾向。
我想这就是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等人试图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希望抓住机会，让人工智能为人们提供强大的助力，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完成工作。
白重恩：很多人都在谈论数字鸿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数字技术。希望人工智能不会像早期的数字技术那样造成巨大的差异。然而，从跨国情况看，人工智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定制模型，你向模型输入大量的素材、数据，然后通过它对我们的提问做出响应来获得结果。
而且，这主要基于它们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人工智能模型用数据来训练程序。据我所知，这种成本极其高昂。维护一个大模型并训练它以使它持续改进，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可能导致各国间的人工智能鸿沟。对大国而言，他们有能力训练这类程序。但对于较小的国家，他们很难用自己的数据培植一个大模型。这是我担忧的地方。大国的很多人可以从中受益。比如您在书中列举的例子，向ChatGPT提出“如果哥伦布2015年到美国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它会怎么回答？我认为里边写的内容反映了程序的观点和意图。那么，非洲人可能无法像美国人那样对ChatGPT所给的描述产生共鸣。因此，那些无力训练大模型的小国或贫穷国家，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斯宾塞：可能会如此。但我希望所有人明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担心一个事实，即少数实体拥有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并掌控这些数据。现在，不断推行的一大堆政策旨在确保其他人可以访问这些数据，以防止垄断。
可真正的问题不在数据，而在大型语言模型或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约束因素。此外，大型语言模型基本是在整个互联网上接受训练的。我马上会讲述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因为它们在整个互联网上受训，所以拥有大量数据，进而计算能力超乎想象。这就是训练的作用。
一旦训练完成，运行模型就不便宜了，每天需要几百万美元。然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实体拥有足够大的云计算能力可以运行它。这可能会导致数字鸿沟，在各个大国小国，以各种方式给无数大小企业带来影响。这也将引发垄断的问题：可以从中获益的企业是否太少？但事情似乎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ChatGPT显然偏离了这个方向，它们正在建设应用程序接口（API），人们可以在其基础上构建模型。你可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或类似的东西，通过图像等其他方式建立自己的模型。下面是谷歌Bard的例子，有意思的是，模型开发者在后期阶段用孟加拉语给它做了些提示。他们其实是闹着玩的，毕竟Bard没学过孟加拉语；不料半小时后，Bard开始用孟加拉语回答问题。几天后，他们发现Bard意识到学习语言很重要，并掌握了很多其他语言，可大家都不知道原因。他们并没有要求它这么做。可它真的极富理解力。这是不是有点可怕？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开时，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数字鸿沟问题。正如你刚才所说，模型可能会各有千秋，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这应该成为国际和国内监管政策议程的一部分。
白重恩：在书中，您更多地谈论了旧增长模式的问题。我提出的某些问题，正是受到您描述的旧模式问题的启发。可否请您分享一下书中关于旧模式问题的看法？
斯宾塞：旧增长模式存在若干问题。首先，生产率数据揭示，增长动力日益耗竭。这可能是生产率这个引擎有问题，又或者是我们的测算出现了大纰漏，但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根本原因。
其次，直到最近十年，经济学始终较少关注增长模式的分配特征。现在，我想大家都觉得很遗憾，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被忽略了。而当我们正视它们时，又采取了过于简化的处理方法。再次强调，我不是在批评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或许我只是在批评自己，就像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们说过，只要总体收益为正，就可以通过补偿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当没有办法补偿时，这种说法就轻率了。我认为这真是令人遗憾的地方，无法做出补偿可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影响，比如加剧了紧张局势和两极分化等。另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但25年前并未意识到的是，我们一直在用流动性来衡量经济表现。可是流动性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唯一的方法是关注资产和负债。
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人们意识到，投资于重要的基础资产建设至关重要，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因此，我认为，在基本层面，甚至是在经济学理论层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失败。请注意，虽然我主要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阐述，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资产负债表角度的阐述可能不是最好的表述形式，因为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你在讨论金融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自然资本，不完全与金融有关。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般都能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然后，它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减速。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起了各国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正面的例子，甚至还有更多的情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在我们的新书中，穆罕默德在他撰写的那部分内容中提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很快适应我所描述的形势变化。
我们的书中大致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平衡，公共部门投资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政策如何迅速响应经济结构的演变，各种不同或失败的增长模式，所犯的政治错误，以及它们可能的组合。
白重恩：旧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增长乏力的局面。增长速度放缓，没有足够重视分配问题。关注可持续性时，尤其要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另外在书中，你们还提到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斯宾塞：是的。还有一种观点，我应该简单地讨论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必须重视安全问题了。大家生活在一个容易受到冲击的世界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我们不太关注安全时制定的那些政策是否适应我们当下所
处的世界？而当紧张局势、气候冲击等问题增加时，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韧性之类的东西。无论如何，安全在各个方面都是重要的。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多地方都抱持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念，这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观念可能忽视了政府的角色。在一个由私人部门构建的高度分散的网络中，在韧性方面的投资必然会不足，因为韧性在网络中是一种准公共品。
白重恩：这些都是旧增长模式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新的增长模式有望在四个方面做得更好：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更公平和优化的分配，更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多地关注韧性和安全。
如果是这样，你们提出的新增长模式听起来就很像中国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在与学生交谈时，我对高质量发展的解读包括了四个部分：一是以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增长。当前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因此我们需要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更持久的增长，这与您说的第一点相对应；第二个方面，用中国的术语来说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包括共同富裕，换成世界上很多人熟悉的语言，就是包容性；第三个方面，中国的术语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环境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方面是平衡发展与安全。因此，中国政府对高质量发展的愿景，与您对新增长模式的观察极其一致。然而，世界上对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有很多误读。当我们说起这些目标时，人们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曲解了它们。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的理解误区使中国难以与世界其他地方沟通？
斯宾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是的”，议程如果得到恰当实施，就完全符合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在英国和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在发达国家，一个极常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强调增长不会破坏其他议程。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会被误解？首先，对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没有这个选择。如果你去印度农村，并建议说，没有增长对本地和世界都有好处。这种观点大抵不会被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别无选择，要么选择追求增长的质量，要么选择追求增长的速度。其次，如果面临不平等问题，并试图在没有增长的情景下解决它，这就成了零和博弈，就会很难解决，而如果取得合理的增长，你可以将增长的收益分配给中下阶层，这样更容
易逐步解决不平等问题。
再次，在我描述的低增长世界里，如果每年要投资4万亿美元用于增长动能的转变，我不知道人们该如何投资。如果情况一直保持这样：资本成本高、没有增长、资源争夺激烈等（这类问题迟早会遇到），那么，中国的做法完全符合任何明智的人都会同意的应对主要经济挑战的措施，为何却引发了误解？部分原因就出在沟通上。
不知何故，它没有以恰当的形式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说法过于简单。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够长，知道你们经常用简单的口号概括比较复杂的事情。而对国外的人们而言，听到的就只是口号而已。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雇用更多真正优秀的沟通人员，切实传达发生的事情。共同富裕是绝对正确的。它本质上是与包容性相同的概念。
白重恩：谈到口号，如果大家仔细阅读官方文件，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口号。您建议超越口号，更具体地沟通。
今天下午，我和我们的硕士生们进行了交谈，鼓励他们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愿景和故事。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对我们这里的学生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课。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沟通，减少误解。
你们的书中还谈到了世界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世界正在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有管理的全球化”。您能讲讲有管理的全球化吗？
斯宾塞：我先说说两极分化的问题。冷战结束后，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是以一个大国为主导的，主要由美国制定规则，这或许是霸权。随着全球经济的惊人增长，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书中这部分内容主要由戈登·布朗撰写。所有人都担心，在多极世界中，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将凌驾于一些经济议程之上，如世界区域贸易、双边协定等。
我们承认其中一些情况无法避免。但倘若我们放弃多边机构（诚然，它们亟待改革，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本），或者把它们边缘化，我们将会失去解决共同问题的某些关键资源，而这些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也许“有管理的全球化”不是恰当的措辞，它也不意味着回到战后的结构，回到过去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至于国家安
全问题以及一些限制，希望我们能够尽量减少它们对经济溢出效应造成的损害。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在国家层面，当制定国家政策时，我认为人们必须以某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关注一些事情，譬如分配的影响。如果可以维持能源安全，且在没有其他保护手段下不至于对人们造成太大的伤害，这套政策通常会被广泛采纳。这听起来像是大家都在以某种形式追求韧性，也许并不睿智。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更加复杂，对跨国公司而言更难驾驭。例如，在数据、知识产权等方面就存在竞争甚至矛盾的监管制度。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摸索出一条路。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其终点，但关键是不要怀旧，不要以为我们会回到原点。
让我们进行一场建设性的对话，讨论如何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更复杂的世界里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当前我们的谈话就是一个简洁版本。
白重恩：《美国经济评论》上曾发表过戴维·奥托等人（*David H.Autor，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yndrome；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6，2013，pp.2121-2168.）的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作者探讨了中美经济互动与美国制造业就业之间的关系。就此文对公众、媒体和政策的影响而言，我认为它堪称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
斯宾塞：我赞同你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制造业就业正在下滑。除了少数例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大家并不责怪全球化。我认为我们尚未完全厘清这两个因素的权重。然而，在奥托等人的实证研究出现之前，完全不考虑全球化也是荒谬的。假如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或城市，它依赖于某个特定行业，而这个行业在当地消失并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对当地人来说，很难认为这没有影响。实际上我认为影响非常显著。不幸的是，这里存在一个平衡。忽视它，然后假装一切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对的；但就此认为，所有贸易都是不好的，并让美国国会相信每次与中国进行贸易都是在做错事，这同样不正确。我认为，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关于关税的所有做法绝非良策。对玩具征收高关税对国家安全有什么影响？我实在想不出来。拜登政府没有取消这些关税的原因是，对中国采取温和政策在美国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很不幸，在政界，你必须做一些相当世俗和现实的考量。他有议程需要推进，而且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政治资本。
遗憾的是，这不仅导致两国明显采取了次优的经济政策；还使人们产生了误解，以为这真的是为了确保中国没有机会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实现增长。我认为，这至少是人们普遍的看法。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棘手。
白重恩：奥托等人的那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中美贸易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我想，对这一结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中美贸易对美国影响很大，很不幸，这是唯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另一种是，美国的国内政策没有奏效。很多其他的研究表明，两个国家都从贸易中受益了。双方互惠互利，只是美国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这会造成诸多问题。糟糕的是，第二种解释没有进入政治讨论的议程。
斯宾塞：是的，这是一个公正的观察。我记不清在哪个场合，马云曾公开直言，全球化基本上没有错，是你没有把收益合理分配好。他的表述相当直白而准确，我非常赞同。我真希望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解读这个结果。当年我在苏格兰，得到一支钢笔，笔上刻着亚当·斯密的名字。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说过两件事。大家都记得其中之一是关于市场的。在《国富论》中，正是他的论述让人们认为，权力分散且具有激励机制的市场可以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得很好。这一见解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劫持了。
斯密从不那么认为。事实上他相信，如果把同理心从市场体系中剔除，它将无法运作。更为重要的见解是，专业化，他称之为劳动分工，带来了普遍利益。正是这一要素，推动了战后世界的全球经济创造了如此瞩目的繁荣和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需要一种更巧妙的全球化。这或许就是“有管理的全球化”。
白重恩：你们的书还谈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变化，即从经济主导政治决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过渡到政治和国家利益主导经济决策的新民族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巨大变化。我认为，刚才我们谈到的例子是，中美双方都从经济互动中受益。按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世界是平的。然而在美
国国内，竞争环境并不是平的。这影响了政治，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所以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您认同形势变化，也谈到了政策应对的必要性。考虑到当前的媒体现状和政治状况，我们可以对您在书中提出的建议抱有多大信心？毕竟，要让这些可取的政策和建议得到传递和实施，政治是明显的障碍。
斯宾塞：这是肯定的。在我看来，最难以保持乐观的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负面趋势，以及拒绝全球化的好处或者不关心受损者，因为别人不是我们。这个议程确实日益受到这些政治因素的驱动。这可能会让你对形势感到沮丧，而且它带来了很多后果。
前几天，在纽约附近的一个论坛上，凯雷的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instein）被问道：下一次美国大选会发生什么？他说，我认为特朗普至少有50%的胜算。大家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大卫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会抛弃他，这让他在美国选举制度下的一系列州几乎都有把握取胜。至于其他摇摆不定的州，他也可能会赢得足够多的选票。那将是一场地震。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政策不稳定对增长和发展非常不利，因为它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很多例子表明，如果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政策方向；或者，即便大家知道会引发风险，你仍要改变方向，这些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优先议程上，美国可能会再次放弃气候议程。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事情。特朗普可能会取消产业政策投资计划。我认为拜登并未得到应得的赞誉，但产业政策怀疑论者没有错。虽然这是美国很久以来第一次出现长期投资的迹象，但这些投资在实施上可能会遇到问题。倘若是这样，就会浪费资金。商业人士习惯于这样的观念：想法是好是坏，要看你付诸实践后的结果。我认为在政府层面，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美国政治和政策上的不稳定确实具有破坏性。我还想不出如何摆脱这一状况。如果戈登·布朗在这里，他会倾向于保持冷战高峰期的那种乐观态度。约翰·肯尼迪做过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演讲，我重听了他关于和平的阐述，他讲到，与一个你不喜欢交往但又极其重要的国家相处，追求和平意义重大。
戈登会以各种方式表明，你无法解决全部问题，无法消除紧张局势，
但你也不必走向黑暗的隧道。有时是鼓舞人心的领导力，有时只需认真思考如何向前积极迈出一步，就会帮你解决部分问题，并创造出一点动力。我过去常说，发展中国家最困难的环节就在第一步，因为它们处在一个无增长的均衡状态。所有人都觉得这里没有真正的未来，你必须大幅提高投资和储蓄水平，然后一切才会随之而来，期望、乐观等等。
一旦到达那种完全不同的动态均衡（这并不容易），再维持它就容易多了，因为当你站住脚跟时，就可以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过得比我们好。人们其实是相信这一点的；不过在开始的无增长均衡阶段，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戈登是对的。如果从微观的角度考虑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如何对待世贸组织，它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支持它吗？我也在反思这些问题。我们且不要盲目地忽略这些国际机构。但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会减少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比重，以衬托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大的规模吗？大概不会。
白重恩：是的，即使我们面临着这些障碍，我们仍将继续努力。我喜欢我们一位接受高管教育的学生使用的一个术语：“无条件乐观”，大家用这个词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都可以在一些领域做出努力，期待它产生活力，以让我们继续向前迈进。希望我们能做到。
首先，中国需要更好地沟通，然后可以更好地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无论我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些共同的途径来解决您在书中提出的挑战。
斯宾塞：新冠疫情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打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人际交往，从这个角度看，沟通确实是合作的基础。当与别人隔离到一定程度时，你会开始相信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但对其他人来说，那些是非常片面的内容。如果大家抱持乐观的心态，我认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足够多的人想做正确的事情，并用你刚才描述的方式解决问题。
白重恩：最后，提一个另外的问题。你们三位作者的背景截然不同。您认为这种合作怎么样？您如何描述这次合作？
斯宾塞：我觉得效果很好。我能想到一些在金融、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等领域造诣深厚的人，比如穆罕默德。如果我谈论增长或发展之类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不太在意。但穆罕默德一定会关注。他在农场长大，父亲是埃及外交官。他会说多种语言，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想成为一名学者。之所以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因为他的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职的多年里，他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和金融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形成了深刻的理解，继而做出了重大的资产管理转型。
他负责管理新兴市场的投资组合；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做得相当出色，后来他转去哈佛管理公司和捐赠基金，不久又回到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联席信息官，不过在他与比尔·格罗斯发生争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穆罕默德拥有多元化的背景和广播的知识，他一周内写的文章比大多数人一年写的还要多，成绩斐然，而且其阐释清晰易懂。另外在长期的合作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对彼此感兴趣的事物有深刻的见解。事实证明，戈登大体上也是如此。如果你问戈登，他对这本书的简洁概括就是：新的增长模式、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明智、务实和高适应性的全球治理。他显然参与了最后一项，这也是他每天做的事情。他会第一个说，我们无法在一个停滞、容易出现滞胀的世界里完成这项工作。当所有人开始了解人工智能的全部潜力时，大家都很兴奋。我在这方面的投入比其他两人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效果很好。我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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