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

4.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重新引发了关于恐慌在银行业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例如，伯南克（2018）认为，这场大衰退的异常之深、之严重是由2008年秋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融资和证券化市场的恐慌所致，正是这种恐慌导致了信贷供给的急剧萎缩。他认为，仅仅是陷入困境的银行和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不足以导致产出如此急剧地下降。关于恐慌在银行业危机中扮演的核心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的经典模型中，恐慌是以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的形式发生的，并且会导致存款人从那些依然具备基本偿付能力但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取活期存款（一种短期债务）。(* 尽管金融体系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存款融资，但是短期债务仍然是最重要的融资形式，因为短期债务在两个方面有重要优势：一是在有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约束借款人（Calomiris and Kahn，1991）；二是能够缓解二级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Gorton and Pennachi，1990；Dang、Gorton and Holmström，2019）。)而且，短期债务持有人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可能加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遭受的不利的基本面冲击（Goldstein and Pauzner，2005；何治国和熊伟，2012）。另一方面，银行借贷渠道理论，例如霍姆斯特朗和梯若尔（Holmström and Tirole，1997）则强调，即便没有出现恐慌，银行资本紧缩本身就可能导致信贷供给收缩，从而抑制消费和投资。在本节中，我们使用银行股价暴跌来比较有恐慌和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

　　从理论概念的角度看，银行股价暴跌可能是银行业恐慌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恐慌可能会导致银行倒闭，从而给股东带来巨额损失。然而，并非所有的银行股价暴跌都必然涉及恐慌。(* 从历史上看，这通常可以归因于以下因素的结合：债权人的隐性担保、监管宽容、银行业问题严重程度的不透明、缺乏期限错配（例如，主营长期信贷的那些银行或欧洲各国的抵押贷款银行往往主要通过长期债券来融资），以及政府的强力干预，如流动性支持和在恐慌发生前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施国有化/强制合并。)为了刻画有恐慌和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我们系统地研究了所有跌幅不低于30%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并将每一起事件分别归类为“有恐慌的”或“无恐慌的”。然而，在实践操作中，由于银行股票回报率指数中存在测算误差，还会出现一些有关于恐慌的叙事性证据但没有银行股价暴跌的危机事件（见下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也考察了叙事性危机列表中的所有事件，并对它们是否涉及银行业恐慌进行了编码。在线附录中的表A2概述了我们的分类结果。我们研究了每一起单独事件，并利用了有关危机的标准叙事性描述和新的叙事性来源（如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研究论文、IMF和各国政府的报告，以及其他第一手报道）。在在线附录的第I.B节给出了每一场有恐慌或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的系统性历史文档的链接。

　　追随相关学者（Calomiris and Gorton，1991；Gorton and Huang，2003）的研究思路，我们将“恐慌”定义为在叙事性描述中包含以下任何一个标准的事件：（1）一国的一家以上最大银行或10家以上较小银行出现严重且突然的存款人或债权人提款，导致这些银行处于崩溃的边缘；（2）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严重且突然的压力；或（3）银行部门出现严重且突然的外汇资本外流。(* 我们对恐慌的经验描述是以Gorton and Huang（2003）对恐慌的定义为基础的，他们追随Calomiris and Kahn（1991，第113页），将银行业恐慌定义为“在银行系统中，有许多甚至所有银行的债权人（存款人）突然要求其银行将其债权转换为现金（按面值），以至于银行无法同时履行这些要求并暂停兑现的事件”。请注意，这一定义排除了单个银行面临挤兑的事件，因为恐慌是一种遍及整个银行系统的现象。此外，“即便存款人试图从银行系统中提取大量资金，但是只要银行仍然可以兑现这些提款要求，也不构成‘恐慌’，尽管银行系统可能会大幅收缩。”我们对恐慌的更宽泛定义基于如下事实：传统的存款人挤兑在现代银行业危机中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希望我们对银行业恐慌的定义足够宽泛，能够涵盖所有现代银行业恐慌。此外，传统的挤兑很难直接观察到，因为银行通常不会以每天或每周这样高的频率报告其资金状况，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特征，例如银行间拆借市场的突然紧张，以此帮助推断银行债权人中是否存在恐慌。)简而言之，我们将恐慌定义为银行突然经历显著资金压力的事件。(* 从经验上看，区分由策略不确定性所致的对有偿付能力但流动性不足的银行的恐慌性挤兑和对资不抵债银行的挤兑，有一定的挑战。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这种区分并不重要，因此我们也不打算进行这种区分。Artavanis et al.（2019）研究了希腊存款人的大规模提款，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基本面不确定性和策略不确定性都会导致存款人提款的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提款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基本面不确定性驱动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所有潜在类型的恐慌都纳入我们定义的恐慌事件，宁多勿少。这种宁多勿少的做法使我们能够确保我们最感兴趣的无恐慌银行业危机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

　　4.1 银行股价下跌：有恐慌，还是无恐慌

　　为了通过是否与恐慌同时发生来检验银行业危机的后果，我们估计了一个类似于（2）式的宏观经济预测回归模型，只不过现在我们让那个指标为30%的银行股价暴跌虚拟变量1［r^B_i，t≤-30%］与一个用来判断是否有叙事性证据表明出现了恐慌（Panic）的虚拟变量进行交互，后者记为Panic_i，t。（* 具体而言，如在线附录中的表A2所述，如果存在与之相关的恐慌，那么Panici，t这个虚拟变量在银行股价暴跌的年份取值为1。请注意，在在线附录的表A2中，尽管银行股价暴跌的年份［第（2）列］可能与恐慌的年份［第（6）列］不同，但是这些事件仍然是基于在线附录第I.B节阐述的叙事性来源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芬兰1990年的银行股价暴跌，就被基于1991年记录的恐慌而编码为“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此外，与恐慌相关的连续银行股价暴跌也被编码为恐慌年。例如，在芬兰银行业危机的案例中，1991年和1992年也被记录为“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的年份，因为在这些年份中，银行股价也下跌了30%以上。另一方面，德国2011年的银行股价暴跌却不能被编码为在2008年“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的基础上发生的恐慌，因为这两次崩盘并不是连续发生的，反映出这是两起独立的事件。此外，在其他不发生银行股价暴跌的时间里，Panici，t只在恐慌发生的那一年才取值为1。如果将Panici，t编码为仅在恐慌年取值为1，那么结果也类似。）因此，我们要估计的模型设定如下：

　　与（2）式一样，（3）式也包括了一个非金融部门股价暴跌虚拟变量（指标为30%），当然还包括那几个标准的控制变量（国家固定效应、银行股价暴跌的三期滞后、非金融部门股价暴跌、恐慌虚拟变量、恐慌虚拟变量与股价暴跌虚拟变量的交互，以及同期和最长三年滞后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信贷占GDP比例的变化）。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3）式的估计并不能提供恐慌影响的因果证据。相反，它能提供的是恐慌发生后的预测的产出路径，以及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是否也与随后的衰退有关的证据。此外，由于我们是基于叙事性信息来定义恐慌的，叙事性描述中的任何选择偏差都可能夸大恐慌发生后的产出低迷，但是不利于识别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后的实质性低迷。

　　实际GDP和银行信贷占GDP比例的脉冲响应如图3所示。这些脉冲响应表明：（1）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β^h₁的影响（在估计中有109个这样的观测值）；（2）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事件β^h₂的影响（在估计中有34个这样的观测值）；（3）有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事件β^h₁+β^h₂+β^h₃的影响（在估计中有67个这样的观测值）。图3表示，有恐慌和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都预示着随后更低的产出和信贷收缩，尽管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的影响更大。表2A报告了t+3年的相应系数估计。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预示着三年后产出将下降2.7%［第（2）列］、信贷占GDP比例将下降3.5%［第（5）列］，这些估计的统计显著性水平都为1%。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会导致三年后产出下降4.6%［第（2）列，第1—3行的总和］和信贷占GDP比例下降8.9%［第（5）列，第1—3行的总和］。关于这些结果的稳健性，在线附录中的图A9绘制了银行股票回报率的完整非线性设定（如图2所示），但是排除了全部有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图A10估计了这些事件对BVX危机列表的影响，BVX危机列表是第6节构建的一个明确的银行业危机列表，它区分了有恐慌和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在线附录中的图A9和图A10中的结果强化了这一发现，即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也与不利的宏观经济表现有关。尽管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的影响更严重这一点不足为奇，但是这些估计也表明，即便是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也与深度衰退和持续紧缩的信贷状况有关。

　　利用银行股价暴跌我们可以刻画与头条新闻事件（如银行业恐慌）无关的银行业危机时期。然而，（3）式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银行股价暴跌可能反映了与银行部门损失或其他形式的银行部门减值无关的股票市场噪声。也就是说，其中一些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可能根本就不是银行业危机，而仅仅是由于市场情绪导致的股票市场崩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银行业危机事件的集合提炼成包含大范围银行倒闭的叙事性证据的集合。观察到大范围银行倒闭可能是银行系统的信贷中介能力受损的一个充分条件。大范围银行倒闭的定义是高于正常的银行倒闭率，即前五大银行（按资产计算）或五家以上的银行倒闭，这与同一年或随后几年发生的每一起银行业危机事件都相关（更多细节见在线附录第IB节的阐述）。即便在无恐慌的情况下，大范围银行倒闭也可能由某种有序的银行处置所致，例如政府指导下的购买和承接（purchase and assumption）、国有化、重组或者司法破产，我们把所有这些归类为银行倒闭。我们再一次以大范围银行倒闭为条件，使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与恐慌虚拟变量进行交互，重新估计了（3）式。图3B描绘了这一估计的结果（这些结果也呈现在表2B中）。一旦我们以银行倒闭为条件，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的后果现在就与有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一样严重。例如，在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开始三年后，实际GDP下降了5.0%［第（2）列］，而在有恐慌的情景下，实际GDP下降了4.8%［第（2）列，第1—3行之和］。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预示着银行信贷占GDP比例将会下降7.5个百分点［第（5）列］，而在有恐慌的情景下，银行信贷占GDP比例将下降10.0个百分点［第（5）列，第1—3行之和］。（* Gertler and Kiyotaki（2015）的模型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中，低产出可能部分反映了预期中的恐慌，但这些因素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他们的模型中，事后未发生的预期恐慌可能会增大银行的融资成本，降低银行净值，并减少信贷供给。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包括国有银行）提供明确担保，可能意味着债权人将认为恐慌出现的概率近乎零。然而在实践中，很难确定在我们所说的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中，银行债权人是否认为恐慌发生的概率为正。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结果表明，在无恐慌的情况下，银行业危机可能导致了不利的宏观经济结果。)

　　图3还分析了一种相反的情况：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脉冲响应在统计上或经济上都与零无显著差异。因此，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与任何不利的宏观经济后果无关。(* 在线附录中的图A11解决了我们对恐慌的保守分类带来的噪声问题，这些噪声使我们低估了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产生的影响。在线附录中的图A11所做的分析与图3类似，但是对潜在恐慌事件进行了更精细的分类。我们区分了孤立的债权人挤兑事件（也包括无确凿证据证明是否发生了恐慌的不明确事件）和明确的恐慌事件。明确的恐慌事件有最严重的后果，但是通常只有当它们与银行股价暴跌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如此。)对此，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银行股价暴跌从概念上说是恐慌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在银行股价不发生暴跌的情况下观察到恐慌呢？在实践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使测量误差可能导致我们观察到与银行股价暴跌无关的叙事性银行业恐慌。首先，由于我们的银行股票指数主要涵盖大型商业银行，所以它可能无法反映私人银行、地区性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挤兑。其次，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也可能只是短暂的恐慌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长期偿付能力并未受到严重影响，银行股价到年末就恢复了。因此，人们不应将这些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视为非基本面恐慌，而应将之视为如下性质的事件：由于测算误差和其他原因，银行股票指数没能完全反映偿付能力问题。事实上，正如在线附录中的表A16表明的，几乎所有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都与银行偿付能力问题的叙事性证据有关，而且在我们1870—2016年的样本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非基本面驱动的挤兑。(*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通过在线附录中的表A16统计了47起此类无银行股价暴跌的银行业恐慌事件。然而，在这47起事件中，有29起（占62%）是由于可能的银行股票指数测算错误造成的（要么银行业恐慌集中在小型银行或地区性银行身上，因此没有被银行股票指数捕捉到；要么是该指数在某一特定事件中只包含了非常少的银行）；有14起（占30%）是“未遂事件”（near misses），即银行股价跌幅在20%～30%之间的事件；还有2起（占4%）是由战争爆发引致的。除了这47起事件之外，另外还有36起银行业恐慌事件没有相应的银行股价下跌数据，当然这也就提出了一个测算问题。只有剩下的2起（占4%）事件有可能被认为是非基本面恐慌引发的（1927年的日本，以及1991年的中国香港，这两起事件都是由虚假谣言引发，导致了大范围的挤兑）。)无论如何，由于银行股票指数反映的大型商业银行偿付能力问题通常不那么严重，这些事件的宏观经济后果一般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我们关于无银行股价暴跌的恐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发现，与Calomiris（200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这样写道：与现代危机相比，美国大萧条前的大多数恐慌都是由小规模的基本面冲击驱动的，当时因为缺乏适当的最后贷款人，从而使银行损失导致恐慌发生的门槛非常低。Calomiris（2000）认为，这些恐慌的宏观经济后果从总体上说是温和的，与较小的基本面冲击一致（尽管存款人可能“在短期内感到困惑不解”）。)

　　4.2 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的若干实例

　　从历史上看，无恐慌的银行危机其实非常常见。我们从在线附录的表A2中可以发现，在叙事性银行业危机中，32.8%的银行业危机事件并没有出现过恐慌。在线附录中的图A12绘制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的样本中每十年发生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的频率（使用第4节中介绍的BVX危机列表）。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危机都以银行恐慌为特征。不过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就有许多银行业危机不再涉及银行恐慌，尽管大多数银行业危机仍然与恐慌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特别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的发生频率进一步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可能反映了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持续扩大，包括中央银行逐渐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允许监管宽容的财政能力提高，等等。20世纪还见证了银行部门杠杆率的逐步上升（Jordà et al.，2017），这加剧了银行面对损失时的脆弱性。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描述几例重要的不以恐慌为特征的叙事性银行业危机事件。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例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是日本最近一次银行业危机的初始阶段（1991—1996年）。在日本银行业危机的这一阶段，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盘，日本大多数主要银行被认为接近于破产，但是显而易见的监管宽容，再加上关于政府会为债权人提供强有力担保的普遍看法，防止了债权人的恐慌（一般而言，强有力的政府担保是许多“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的共同特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秋季，当时日本两家主要证券公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导致银行间市场失灵，日本就此迎来了危机的恐慌阶段（1997—1998年）。日本各银行经历的股价严重下降，也转化为美国市场的贷款和建筑业活动的收缩（因为日本各银行大量子公司的深入渗透），这突出表明，在此次危机中，信贷供给下降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Peek and Rosengren，2000）。

　　其他不以恐慌为特征的叙事性银行业危机的例子包括以下在历史上很出名的银行业危机：1921—1926年的瑞典、1977—1982年的西班牙、1987—1992年的丹麦和1990—1992年的美国。有一些研究认为，尽管没有出现恐慌，但是银行部门的损失造成了美国1990—199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特别是在美国东北地区（Syron，1991；Bernanke and Lown，1991；Peek and Rosengren，1992；Mian、Sufi and Verner，2019）。(* 例如，在描述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时，Syron（1991，第4页）认为：“这个时期的信贷紧缩很大程度上是银行资本损失的结果，而不是存款损失的结果。”另外，还有1920—1921年的美国。虽然由于银行股价下跌幅度小于30%，我们没有将它列入无恐慌的银行股价暴跌事件，但是，在这一时期，剧烈的货币紧缩、商品价格和农村土地价格暴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银行倒闭浪潮和大规模的总信贷收缩，因此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例子。)

　　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了许多其他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这些事件之前没有被基于叙事的方法识别出来，它们包括：

•大萧条时期的加拿大。尽管没有出现银行业恐慌，且只有一家银行倒闭（即Weyburn Security Bank），但是正如克雷扎诺维斯基和罗伯茨（Kryzanowski and Roberts，1993）指出的，加拿大的银行广泛蒙受了大量损失，这充分反映在银行股价的大幅下跌上，部分解释了加拿大大萧条在宏观经济上的极端严重性。(* Kryzanowski and Roberts（1993，第362页）指出，加拿大许多大型银行“按市场价值计算已经资不抵债，只是由于监管机构的宽容以及对所有存款的隐性担保而得以维持经营”，这些政策是1923年加拿大银行业危机后保留下来的。他们报告称，当时加拿大最大的银行蒙特利尔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估计超过了40%。)

　　• 1973—1975年的多个经济体：在1973—1975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银行业危机，包括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意大利、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和美国。所有这些经济体的银行股价在绝对值和与非金融部门股价方面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在这些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中，澳大利亚的银行问题可能是最严重的。在1974年至1979年间，澳大利亚经历了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无数房屋互助协会和小银行都以倒闭收场（FitzGibbon and Gizycki，2001）。在西欧，各国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的威胁，特别是银行的巨额外汇损失和欧洲美元资金的紧张，影响了西欧各国的银行业（Coombs，1973）。尤其是，德国的赫斯塔特银行（Herstatt Bank）在1974年倒闭，同时德国的西德意志银行（Westdeutsche Landesbank）和瑞士的瑞士联合银行（UBS）又在外汇市场遭受了巨大损失（Schwartz，1987）。在新加坡，当时隶属于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的仲高银行（Chung Khiaw Bank）也被传濒临破产。尤其是在美国，银行累计亏损总额极其庞大，陷入财务困境的症状普遍存在，几家大型地区性银行倒闭也极其令人瞩目。对此，Doyran（2016，第55页）这样写道：“尽管由于高利率和外国竞争，也使1974年银行利润有所下降，但是美国银行受到不良贷款组合、对外汇交易监管不力、资本不足（贷款/资本比率极高）、内部控制和审计程序的缺乏以及通过使用短期借款资金，特别是欧洲美元基金、货币市场大额存单（CDs）和联邦基金进行激进扩张而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1974年初，货币政策收紧，也让原本预期利率将会下降的银行感到非常意外。这种预期导致许多大型房地产项目通过短期借款融资，因为许多大型银行每天都要借入数十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抵押。当政府宣布提高利率时，它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随着监管机构又声称其监管下的‘问题银行’数量大幅增加，人们对金融不稳定影响的担忧大大加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几次经济衰退相比，这些经济体的衰退程度相对较深，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

　　• 2002—2003年的若干国家：包括德国、希腊、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和葡萄牙在内的多个国家，银行股价的绝对值和与非金融部门股价的相对值都出现了大幅下跌。以德国为例，根据IMF2003年的《金融稳定报告》，德国四大私人商业银行中有三家在2002年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困难实在太大，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不得不接受被合并、被监管机构关闭的命运，或者依靠救助才勉强生存下来。在以色列，随着贸易银行（Trade Bank）的倒闭和贴现银行（Discount Bank）的巨额亏损，银行部门遭受了巨大的信贷损失。在日本，各家银行还未从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中恢复过来，整个银行业又暴露了大量新的问题贷款。特别是，政府不得不向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的日本最大银行之一大和银行（Resona Bank）注资2万亿日元，并将大型地区性银行足利银行（Ashikaga Bank）收归国有。

　　4.3 静悄悄的危机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在没有银行业恐慌或大范围银行倒闭的叙事性证据的情况下，银行股价大幅下跌是否也预示着随后的产出和信贷收缩？我们将既无恐慌也无银行倒闭的叙事性证据的银行业危机事件称为“静悄悄的危机”。这些“静悄悄的危机”当然也反映了银行的损失，尽管这些损失不会转化为恐慌或银行倒闭等重大事件，但是它们仍然会削弱银行的放贷能力。不过，在这些“静悄悄的危机”期间，有几个因素可能会阻止银行债权人挤兑某一家特定的银行，这些因素包括政府不公开的干预，以及无其他银行倒闭可能会给债权人留下银行部门的财务状况依然相当良好的印象。因此，正如卡普里奥和克林格比尔（Caprio and Klingebiel，1996，2002）早就认识到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方法很难发现这种“静悄悄的危机”。然而，银行遭受的任何损失仍然可能导致更紧缩的信贷状况。

　　那么，这些“静悄悄的危机”会带来负面的宏观经济后果吗？我们重新估计了（1）式，但是现在要将在线附录表A2中出现了恐慌或大范围银行倒闭事件的前后三年窗口期内的所有国家-年份观测值都排除在外。和前文一样，我们控制了非金融部门股票回报率指数虚拟变量和各标准控制变量。图4绘制了未来实际GDP和银行信贷占GDP比例的预测脉冲响应（来自局部投影法）。从这一非参数模型设定中可以看出，在排除了恐慌或银行倒闭事件的情况下，实际GDP下降的幅度几乎与全样本中一样大（请参见图2）。(* 同样，在线附录中的表A8表明，即便是在叙事性危机事件之外，银行股价暴跌也预示着随后的产出和信贷占GDP比例将会下降。)因此，有预示作用的银行股价下跌不仅仅是由恐慌或银行倒闭事件驱动的，而且强化了无恐慌的银行业危机事件与重大宏观经济后果相关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