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

　　*Kevin Hjortsh.j O.Rourke，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原文“Economic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发表在《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9,No.2（2019年6月），第356—382页。本文翻译发表得到了作者和《经济史杂志》的授权。——编者注

　　*在此笔者要感谢Dan Bogart、Ann Carlos、Bill Collins、Barry Eichengreen、Simon Evenett、Tim Hatton、Morgan Kelly、Cormac.Gr.da和Jeff Williamson提出的诸多有益建议和评论。本文写于笔者在都柏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休假期间，笔者还要感谢学院的热情好客和切实支持。

　　不管是就绝对值而言，还是相对于世界产出的增长速度而言，全球贸易增长都在2011年以后急剧减缓。它的增长速度不再快于全球GDP，而是与之同步；事实上，在2016年，它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后者。①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7_e/pr791_e.htm.这样的情形引发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担忧，记者也想知道我们眼下是否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譬如说，《华盛顿邮报》在2015年表示：“全球化现象……可能即将终止。”②“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2015.在之后的那一年里，英国于6月举行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于11月当选美国总统，新闻界关于全球化即将消亡的猜测也愈演愈烈。评论家和政治人士一直在探讨这两大政治动荡事件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后果，而学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纷纷加入这场论战（如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2017；Sascha Becker et al.，2017；Swati Dhingra et al.，2017；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2016）。经济史能否为这样的探讨做出贡献？如果能的话，又是什么样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深入推进的时候，经济史学家如保罗.赫斯特和格拉哈姆.汤普森（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1996）以及其他学者，对当时各种评论的回应是指出全球化并非一种新的现象。他们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可逆的，因为它在过去就出现过逆转。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1989）早就写文研究过欧洲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保护性贸易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变。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1996，第302页）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发表主席讲话时最后提到，19世纪末的全球化可能是因为在创造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从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作者的跟进研究，如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1997）、阿什利.蒂默和威廉姆森（Ashley Timmer and Williamson，1998）、威廉姆森（1997，1998）以及蒂莫西.哈顿和威廉姆森（Timothy Hatton and Williamson，1998），同时也成为奥罗克和威廉姆森（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著作的主题思想之一。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2001）则将研究的时间线一直延续至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对于这些作者来说，2016年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出人意料。

　　但是，就像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反应是缓和一些“全球化的胡话”（globaloney，Susan Strange，1998）一样，他们眼下的首要任务或许应该是冷静引导有关全球化即将消亡的言论。关于去全球化具体应该是何光景以及我们现今经历的这一切是否符合相关描述，经济史有一定的发言权。经济史学家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可以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是否出于经济原因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最后，经济史可以告诉我们全球化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压力。

　　首先我会简要介绍我所说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具体代表什么意思以及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后者，然后我会阐述三类与当今全球现状相关的经济史文献：20世纪90年代关于19世纪末反全球化浪潮的文献，此类文献聚焦于贸易和移民；关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保护主义的文献；关于贸易与战争相关性的文献。

　　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包含了多个维度，其中有些维度是非经济的（如国际刑事司法或文化全球化）。经济史学家关注的自然是全球化现象的经济维度，因此，我在本文中提到“全球化”的时候，主要是指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国际市场一体化。所谓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国际商业成本的下降，即跨国或跨洲进行货物、人员或资本转移的成本下降。这些成本的下降可能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如更先进的航海技术、新发现的远洋路线、运河的建成、更加有效的陆上或海上运输，也可能要归因于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如地缘政治的稳定局面或者采取更加自由的国内贸易政策。技术转让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至关重要。我在文中有时也指这个维度。

　　正如奥罗克和威廉姆森（2001）着重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定义下，全球化的具体体现是不同市场之间价格差距的缩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下降将推动更多的贸易（或者移民，或者资本流动，具体视情况而定）；正因为此，研究价格差距及流量规模有其意义。从先验的角度看，下面这样的预期是比较合理的：比起相隔较远的市场，较为接近的市场之间会更早出现价格差距的缩小；此外，比起便宜和笨重的商品，贵重商品也会更早出现价格差距的缩小。根据当时可以获取的证据，奥罗克和威廉姆森认为，洲际价格差距直到19世纪才开始系统性地缩小。这一观点提出之后，人们就此写了大量相关文献（近期调查请参见Federico，2018）。我们现在知道，虽然19世纪的贸易量和价格趋同速度确实要远远超出之前，但我们在近代早期阶段也同样可以找到价格趋同的证据\[如Pim de Zwart（2016）对荷兰与亚洲贸易的论述\]。奥罗克和威廉姆森（2009）认为，达.伽马在欧亚香料市场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近代早期、中世纪甚至古典时代国际贸易的文献：相距甚远的市场之间可能有着巨大的价格差距，但商品的流动以及奴隶、技术、细菌和物种的流动——后者或许更为重要——有时足以对经济产生变革性的影响\[重点请参见Janet Abu Lughod，1989；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2004；Ronald Findlay and O.Rourke，2007；Andrew Wilson and Alan K. Bowman（编辑），2017\]。就像你可以找到19世纪前全球化的证据一样，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定义找到“去全球化”的证据，后者通常都与地缘政治动荡有关，如“蒙古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的终结、帖木儿帝国的瓦解、波斯或中国的政治危机（Robert S. Lopez，1987，第385—389页；Morris Rossabi，1990）。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19世纪以及之后的全球化不同于往昔，它产生的对抗性冲击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