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

　　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吗？

　　20世纪30年代仍是去全球化的典型实例。在这十年间，全球范围都出现了关税上调，各国纷纷采取配额、外汇管制、歧视进口产品的多重汇率以及各式清算协议等手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有7.3%的世界出口产品在2017年的关税要高于2008年，但平均关税在2008年至2017年间几乎没有上涨（O.Rourke，2018a；Simon Evenett的个人通信）。确实，美国政府在2018年引入了一系列关税并促使几个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措施。此外，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显示，各国纷纷开始推行种类繁多的非关税壁垒并制定人为促进出口的政策；即便如此，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还是会同意下面这一观点：一战和二战之间那段时期的保护主义远比2008年以来的情形更为普遍，也更加霸道。①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库关于2008年以后影响贸易的国家干预措施的内容可查阅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图1显示，截至2017年，美国关税仍然处于历史低位。②这些是加权平均关税，因此受到了James E. Anderson and J. Peter Neary（2005）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会质疑此图不能准确揭示美国平均关税的长期趋势。在本文撰写之际（2018年11月），英国脱欧似乎完全有可能最终让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联通市场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而特朗普总统对美国贸易政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似乎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2008年之后还没有出现可与1929年之后那段时期相提并论的回归保护主义的现象。

　　全球贸易在2017年出现了加速增长。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单独将贸易量视为去全球化的证据都是错误的做法。贸易量的扩大或缩小可能是因为供给或需求的潜在变化，而与跨境商业成本无关。举例来说，如果成本没有发生变化，但公司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决定放慢甚至撤销外包业务，这基本上就不算“去全球化”。如前文所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经济史学家都曾利用价格证据评估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或去一体化。有关20世纪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少，不过还是可以从中找到大萧条之后去全球化的证据。海因斯、杰克斯和奥罗克（Hynes、Jacks and O.Rourke，2012）使用的是《国际农业统计年鉴》中的农产品价格；克里斯.哈伊兹莱尔和詹姆斯.麦克盖（Chris Hajzler and James MacGee，2015）使用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零售食品价格。这两篇文章都发现了国际价格差距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扩大的证据。①另一方面，David Chilosi and Giovanni Federico（2015）基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欧洲和亚洲的价格差距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出现扩大。据我所知，就2008年之后的这段时期，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证据。

　　总而言之，虽然2016年发生的事情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声称全世界已经出现大范围去全球化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不过，这在日后仍有可能出现变化；即使没有变化，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以及法国民族阵线在2017年的选举失利、意大利在2018年3月的选举结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所获支持代表了对宽泛意义上的既定秩序的反抗，并至少部分代表了对全球化的反对。经济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这一反全球化浪潮的起因或者帮助我们厘清应对之道？

　　19世纪末

　　2016年的民粹主义浪潮至少部分代表了对全球化的反对，这一论点立足于三个主张。首先，全球经济在1990年之后显著加深了一体化程度，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更是如此。其次，这一全球化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再次，这些分配效应最终产生了政治后果。虽然人们对第一点基本没有什么异议，但第二点和第三点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尝试使用与此完全相同的三步论证法解释19世纪末的反全球化浪潮。①这一三步论证法主要涉及一些与杰夫.威廉姆森相关的学者，包括乔治.博耶（George Boyer）、比尔.柯林斯（Bill Collins）、蒂姆.哈顿（Tim Hatton）、我本人、艾伦.泰勒（Alan Taylor）和阿什利.蒂默（Ashley Timmer）。不过其他一些人，比如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和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当时正在独立研究19世纪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因而我们可以充分借鉴他们的研究。第一，他们认为19世纪末的国际经济在以惊人的速度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着实令人瞩目。技术变革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如Kenneth D. Garbade and William L. Silber，1978；Knick Harley，1988；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Christopher Hoag，2006；Luigi Pascali，2017；Réka Juhász and Claudia Steinwender，2018）。②另一方面，Jacks and Pendakur（2010）认为，海上贸易成本的下降并不是19世纪贸易繁荣的主要驱动因素。开放殖民地贸易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强制实行近于自由贸易的做法、确保了欧洲百年相对和平的泛英时代（Pax Britannica，Paul Schroeder，1994，第ⅶ页）等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和（延续至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贸易自由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Findlay and O.Rourke，2007，第7章）。

　　继尼克.哈雷（Knick Harley，1980）等学者之后，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4）使用价格证据解释了跨大西洋商品市场的情况，同时他们也借鉴了其他人的研究，如莱瑟姆和拉里.尼尔（A.J.H. Latham and Larry Neal，1983）以及柯林斯（Collins，1996）解释了整个商品市场的情况。结合运输成本（Harley，1988）和贸易量方面的证据看，19世纪的商品市场出现了显著的一体化。同样，劳动力和资本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在19世纪显然也有了极大改进。到19世纪末，每年都有100多万欧洲人离开欧洲大陆，中国和印度也有大量人口外流。外国投资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在1870年时仅为7%，但到一战前夕，这一占比已经上升到近20%（Hatton and Williamson，1998；Obstfeld and Taylo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