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

　　19世纪和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

　　论证19世纪末的全球化属于自我破坏的第三步是：移民和贸易的分配效应导致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在使用区域数据来验证贸易或移民是否与地方层面的投票模式相关时，也存在一个类似上文所说的“自由度”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会遗漏全球化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是均等的。虽然如此，但是戈尔丁（1994）在研究1915年国会对美国文化水平测试的投票结果时发现，本地工资增长越高，反移民投票的可能性就越低。蒂默和威廉姆森（1998）为一组样本国家设定了一个移民政策跨国指数，他们发现，政策的限制越小，低技能工人的工资相对于平均收入就越高。将这些研究结果与移民对工资影响的研究结果相结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某一维度（此处为移民）对自身造成破坏的实例。

　　20世纪90年代关于19世纪贸易政策决定因素的证据虽然参考了大量政治科学文献，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1977）和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1989），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定性分析。奥罗克（1997）认为，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的证据，英国和丹麦之所以对谷物的涌入采取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回应，是因为它在这两个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分配效应。另一种方法是只研究贸易构成主要议题时的选举结果，看看对贸易政策的投票结果是否与经济利益相一致。欧文（Irwin，1994）等人发现，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他发现，可以用部门利益解释英国在1906年为何没有重新采取保护主义。西比拉.莱曼（Sibylle Lehmann，2010）使用生态推理法得出结论认为，小农户在1878年的德国大选中支持自由贸易，而大型地产所有者则支持保护主义，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一致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瑞典的小农户在1887年转为支持保护主义候选人这一事实似乎令人费解。莱曼和沃卡特（Lehmann and Volckart，2011）认为，这种转变代表人们对现任政府失去了信任。这告诉我们，即使贸易是选举中的主要议题，投票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2016年的选举动荡是不是经济因素造成的？更具体地说，它们是不是代表了反全球化浪潮？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是文化原因，但如果完全是文化原因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在过去10—15年里，是什么导致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选民在文化方面变得更加保守？身为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想必很适应复杂性。想想人们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为何废除《谷物法》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这究竟是观念使然还是利益使然？谢丽尔.斯科恩哈德贝利（Cheryl SchonhardtBailey，2006）总结的一篇专业长文表明，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确实，有证据表明国会议员在投票时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选民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的游说至关重要，土地所有者的投资组合多样化也是如此。但是，皮尔在工资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持有的观念也很重要（Irwin，1989），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道德感、威灵顿公爵说服英国上议院的能力以及公爵决定这样做的宪法原因等。设想一下我们的后人在50年后回顾我们这个时期并询问学生造成2016年动荡局面的主要是经济原因还是文化原因的情形。当学生需要在两种具有教学实用性但都过于简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的答案是不是很有可能跟平时的答案一样，也就是说，其实两者兼而有之？

　　如上文所述，我的观点是，经济史学家已经合理地证明，19世纪末的全球化因为同时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后者成功地影响了数个国家的贸易或移民政策，从而对自身造成了破坏。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经济学也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确实，美国的移民限制与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是相关联的，但是只要粗略地审查一下相关立法就会发现亚洲移民格外受到关注。任何人只要看过阿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1989）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如何盛行于19世纪末“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描述，就会确信“文化”是造成19世纪末移民限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因素也很重要。

　　大家能在不将英国民族主义纳入考量的情况下完全理解英国脱欧吗？或者说能在不考虑肤色的情况下完全理解一些人对奥巴马的强烈敌意吗（前者请参见O.Rourke，2018b，第9章）？当然不能，但是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经济因素在2016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选民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在投票时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举例来说，萨沙.贝克等人（Sascha O. Becker et al.，2017）和蒂莫.费泽尔（Thiemo Fetzer，2018）给出的证据表明，英国的紧缩政策与支持脱欧的投票结果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好地展现了经济因素如何推动反全球化投票的实例，但并不是一个展现经济理性投票的好例子，原因很简单：保守党的紧缩政策与欧盟并无关系。不过，关于21世纪投票模式的其他一些证据则更为接近19世纪末反全球化浪潮的相关记录。贝克等人发现，尽管影响很微弱，但来自东欧的移民流入与支持英国脱欧的投票结果具有相关性。奥托等人（2016）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上涨与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选区层面的政治两极分化是有关联的。上文引述过他们关于中国进口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影响的证据，结合这样的证据来看，人们会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将全球化与经济结果和政治变革相关联的论点。然而，确切的机理尚不清楚。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可能是在投票赞成保护主义，就像19世纪的欧洲土地所有者那样。但是，奥托等人注意到，在人们越来越激烈地争夺政府服务的情况下，民粹主义选民也可能把选票投给那些承诺让白人选民享有更多公共服务的政客。或者，民粹主义政客也有可能推出一些旨在提高选民投票率和吸引竞选捐款的极端主义政策，以一种投机的方式应对经济困难时期（Autor et al.，2016，第4页）。关于经济低迷与民粹主义之间关联的文献太过庞杂，无法在此概述，不过一个合理的结论是：贸易和移民促成了欧洲和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

　　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9）的一个缺点是它对政治程序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政治被有效地简化为二元选择：政府可以选择保持开放，或者选择不这样做。在利益配置允许的情况下，它们会保持开放；如果不允许，它们就在贸易或移民方面设置壁垒。一位政客可能会发现，自己更需要的是有关如何在面对保护主义压力时保持开放的建议。

　　迈克尔.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及其合著者的研究工作正是着眼于此。在一系列文章和后续的一本书（2012）中，休伯曼介绍了旨在保护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社会保险计划在19世纪末被逐步引入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比利时，工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附带条件就是这种“劳动合同”的引入。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越是对贸易开放，劳动合同就越是完善：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没有任何引发逐底竞争的迹象。这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998）的发现结果遥相呼应：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越是开放的经济体越是拥有强大的政府。罗德里克认为这种相关性表明，在那些更容易受到贸易冲击影响的国家，人们对政府部门提供的保险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

　　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和市场不是彼此的替代品，而是相互补充的，因为国家行动有助于维持开放政策得到的政治支持。现在，金融全球化和对可流动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可能会限制各国为这些政策筹集资金的能力（Rodrik，2017）。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经济体能比得上欧盟28个成员国（很快就是27个了）的高度一体化。虽然将各个成员国维系在一起的是“越级全球化”，但欧盟似乎能够适应各国在政府支出的GDP占比这个问题上的迥异选择。撇去爱尔兰不谈——它的GDP统计数据与其他国家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在2016年，GDP中一般性政府支出占比在罗马尼亚低至34%，在法国则高至56.4%。有8个成员国的占比不到40%，有5个国家的占比高于50%。①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datasets/./tec00023.从19世纪末看，全球化和旨在保护工人的国家干预是可以携手前行的，这一经验教训直到今天可能也还没有过时。

　　经济史也表明，各国可以直接开展合作，从而避免相互伤害的逐底监管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破坏开放政策得到的支持。休伯曼和克里斯托弗.迈斯纳（Huberman and Christopher Meissner，2010）讲述了各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如何以市场准入换取加强监管标准的承诺。法国和意大利在1904年达成的协议也将监管标准与移民相互关联起来：法国允许意大利移民受益于法国的劳动合同，前提条件是意大利将自身的监管标准提升至国际水平。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2010）强调，在欧洲大陆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受创伤做出的应对中，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提高了各国应对眼前问题的能力。各国必须能够从贸易中获益，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不能以牺牲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代价。“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不会危及现有社会福利水平的商业框架……《罗马条约》也必须充当福利制度的外部支柱”（Milward，2010，第216页）。因此，《罗马条约》（1957）构建的不仅仅是关税同盟，还包括共同农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各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协调统一。这一欧洲项目的种种超国家要素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些要素一直困扰着英国，但在维持公众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支持方面，它们曾被视为（现在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O.Rourke，201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