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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

来源于 《比较》 2019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9年08月01日
文|凯文·奥罗克

  19世纪末和当前的贸易和收入分配

  第二,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认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和大规模移民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只不过对各国的影响各有不同。我先从贸易说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差距的缩小提高了新大陆的农产品价格和欧洲的制成品价格,同时降低了欧洲的农产品价格和新大陆的制成品价格。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4)使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方法,通过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证明这样的价格冲击有利于多方因素,同时基本不对任何因素造成伤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运输成本的下降损害了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并使英国工人从中受益,但在美国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①Williamson(1990)早些时候对19世纪初英国保护主义的分配效应做过大体一致的估算。英国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表明它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奥罗克等人(1996)提供了由7个“大西洋经济体”组成的面板计量经济学证据,证明商品相对价格与要素相对价格是相关的,这符合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威廉姆森(2002)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将20世纪所谓的第三世界也纳入其中。

  就奥罗克等人(1996)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而言,对当今的人们来说,由7个国家和8个时期组成的面板回归分析可能无法构成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至少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计量经济学验证而且具有理论一致性,这样的验证非常少见。这是一种一般均衡理论,它预测的是整体经济商品价格向量与整体经济要素价格向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合适的观察单位是经济,而不是地区或行业。正如平洛皮.戈德伯格和尼娜.帕维克里克(Pinelopi Goldberg and Nina Pavcnik,2007,第58页)所说:“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般均衡导致我们很难将其带入数据之中。由于该模型预测的是整体经济的要素收益,所以我们一年只有一次观察机会。”后来的研究人员,如克里斯.米切纳和颜色(Kris Mitchener and Se Yan,2014),在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时,使用了基于模型的模拟法建立起了贸易(即贸易品价格)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现今,将贸易和收入分配相关联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当属戴维.奥托(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奥托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1990年至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日益加剧,受其影响较大的美国区域有着较高的失业率、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工资。他们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各个区域,从而“回避了估算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时特有的自由度问题”(第2124页),因此他们没有验证长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此外,他们的研究表明,重大贸易冲击引起的“短期”区域不平衡要比之前预想的更持久,也更严重,因此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关注这些问题。而这又为未来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前提是所需的区域数据都是可以获取的。

  19世纪末和当前的移民、工资和就业

  在论证大规模移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时,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组合。由于相关学者关注的是整体经济影响,因此这里也涉及上文所述的自由度问题以及对该问题的类似应对。乔治.博耶等人(George Boyer et al.,1994)、奥罗克等人(1994,1995)使用的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泰勒和威廉姆森(Taylor and Williamson,1997)假设了一个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函数,并通过1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替代弹性进行了计量经济学估算。这一弹性数值和生产要素份额信息合在一起就可以计算出总劳动力需求弹性,从而帮助他们估算移民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工资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劳动力在1870—1910年增长了24%,这一增长估计将美国工资拉低了8%(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第155页)。

  其他一些研究则尝试通过使用市或州(尤其是美国各州)之间的偏差回避自由度问题。与研究贸易时的情况一样,这种方法无法解决移民是否对工资产生了整体影响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区域内劳动力市场调整缓慢,奥托等人的研究表明,现实情况正是如此,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局部影响。

  总之,文献表明,19世纪的移民给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哈顿和威廉姆森(1998,第8章)发现,在将其他各种要素设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美国各州的移民迁入率越高,本地人的迁出率也就越高,而柯林斯(1997)发现,国外出生的人口与非裔美国人向美国北部样本州和样本城市的净移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克劳迪娅.戈尔丁(1994)发现,工资与外国出生人口占比之间在城市层面存在负相关关系:后者每增加1%,工资就会降低1%—1.5%,这样的影响足够显著,因而无法归因于组合效应[就像Hatton and Ward(2018)指出的那样],而且从柯林斯、哈顿和威廉姆森提供的区域内劳动力市场调整的证据看,这一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现在的移民是否降低了工资或就业水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举一些近期的例子:奥塔维亚诺和佩里(Ottaviano and Peri,2012)发现,1990年至2006年对美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工资产生了微弱的正面影响,却降低了以往移民的工资;马纳克达等人(Manacorda et al.,2012)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对英移民数据中也找到了大量类似的证据;达斯特曼等人(Dustmann et al.,2013)发现,1997年至2005年的移民迁入将英国本土工人的工资降到了工资分配的二十百分位以下,但略微提升了高薪工人的工资;达斯特曼等人(2017)发现,1991年的移民对德国本土工人的工资产生了中度负面影响,但对本土工人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种混杂证据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对19世纪末移民得出的明确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导致这种对比的究竟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还是不同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明显的历史差异涉及移民流量的规模:据泰勒和威廉姆森(1997)估算,移民迁入使美国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24%,加拿大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44%,阿根廷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86%。如果这么巨大的流量竟然没有对工资产生影响,哪怕只是反事实推论也够奇怪的。更大胆的推测是,流量规模可能更大幅度地改变了劳动力供给曲线,从而使工资弹性变得更加容易识别。

  雷恩.阿伯拉米斯基和利亚.普拉特.布斯坦(Ran Abramitzky and Leah Platt Boustan,2017)列出了与移民相关的工资弹性在100年前的美国可能要大于当今美国的几个原因:移民和本土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较为相似;服务业就业较少,这个行业的工资所受影响可能显露不出来;对合法和非法劳工采取类似的监管框架(涉及不多的监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细分。谢斌(Bin Xie,2017)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制造业岗位可能要比现在更具同质性,这意味着本土工人没有太大的空间实现专业化,以避免来自移民的竞争;他还[引用Joshua Rosenbloom(1996)的观点]认为,美国在19世纪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区域流动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有望发现更显著的局部影响。现代的最低工资法是如今的工资影响小于100年前的另一个原因。

  话虽如此,但阿伯拉米斯基和布斯坦(2017)认为移民“在本国人口和现有移民工人中创造了赢家和输家,降低了本土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促使一些本地人离开移民门户城市,刺激了资本投资”的说法似乎言之有理。一再有研究发现,因移民而受到最大工资负面影响的可能是之前的移民,这似乎也合情合理。我们应该可以认定,移民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将会有所不同,因为聚集效应和针对移民在技术上采取的措施有望削弱移民对工资的影响(请参见Ethan Lewis,2013)。我们还可以看到,移民产生的影响会因人口流动的性质及制度和经济背景而有所不同。

  阿伯拉米斯基和布斯坦呼吁使用现代的方法就19世纪末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展开更多的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近来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有谢斌(2017),他发现美国的移民限制在20世纪20年代提高了制造业工资并推动了非裔美国人从南向北的迁移;与之不完全一致的是菲力普.阿吉尔和卡斯帕.沃姆.汉森(Philipp Ager and Casper Worm Hansen,2017)的研究结果,他们也将人数限额用作识别策略,但参照的是职业数据,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人数限额提升了非裔美国人的地位,但也将本土白人推向低薪职业;与之更不一致的是下列这些研究:艾伦.格林和大卫.格林(Alan Green and David Green,2016)发现,将一般均衡调整纳入考量之后,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对加拿大工资的影响非常微弱;塔贝里尼(Tabellini,2017)发现,在美国一些样本城市,移民在1910年至1930年间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非常微小(统计上不显著);迈克尔.克莱门斯等人(Michael A. Clemens et al.,2018)发现,美国在1964年底将50万左右墨西哥农场工人排挤出美国的做法并没能大幅提高本国工人的工资。因此,就像近代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混杂的证据。

  总而言之,对19世纪末进行研究的文献发现,全球化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其中最大的输家是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和新大陆的本土工人。而这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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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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