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应用与扩展
5.1后续发展
自从由纵向一体化的原型问题发源之后，交易成本经济学便接连审视了劳动组织(团队、同侪团体、工会)，主导企业及寡头垄断问题，技术及组织创新，工作组织，现代企业(多部门企业、综合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日本企业)，自然垄断的合同问题(尤其是与特许经营权投标的效率相关的问题)，信任问题的多种非标准合同形式(包括质量保障、特许权、客户及区域限制、互惠及交换关系、照付不议采购协议、两部分定价方案等)，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声誉效应机制及企业文化的应用与局限，以及上述所有问题对与商业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几乎所有都与反垄断相关，多数与规制相关)。而且，最近还涌现出不少理论应用同时结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即治理制度与制度环境，以此检验与可信承诺相关的私有化和改革的效力(或功效)。正如莱维和斯皮勒(Levy and Spiller，1994，第202页)所说，“透过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也就是说凭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视点，对有效匹配与可纠正性的重视，以及将缔约问题视为治理问题的观点来检验私有化，使我们得以理解不同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哪些因素决定了私有化公用事业的表现。”在这一领域，许多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即将开展。本文也概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公共部门和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
(a)公共部门
在经济学中，公共部门一直毁誉参半。一端是陈旧的(声名不佳的)公共财政传统，其中公共部门(和其他上级政府部门)被认为是“全能、全知、仁慈”的行为人(Dixit，1996，第8页)。而来自另一端的责难，则源于和产权相关的观点，即公共部门是低效率的，只有合理地分配产权，并将相关活动私有化，低效率这个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公共部门视为一种工具，一种备选的治理模式，特别适合实现某些目标，而不大适合其他目标。那么，公共部门适合的是哪些交易，又是为什么呢？公共部门在经济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完成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抛弃将公共部门视为一个仁慈技术实体(突出生产成本)的旧思想，并将它看作一个有缺点的组织实体(突出交易成本)。“承认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不足，以及根据不同交易成本概念建立起更丰富的研究范式和模型……政策分析也从打开黑匣子研究内部真正的工作机制中获益”(Dixit，1996，第9页)。
随后，我们需要接受这一可能性，即公共部门治理承担的交易更复杂，而公共部门的特性必须对这种复杂性做出(相对)有效的应对。因此，我们需要识别并解释这些让公共部门治理与众不同的特性。
最后，我们需要识别并解释那些分立的结构属性。它们界定了公共部门，既使它有别于其他治理模式，又使它具备治理能力，但也带来了局限性。相应地，为何私营企业无法效仿公共部门的问题也需要得到解答。
有些相关问题已经通过与规制相结合得到了解决(Williamson，1976；Goldberg，1976；Priest，1993)，但又出现了一些与再分配相关的新问题(Krueger，1990；Williamson，1996，第8章)，还有一些问题则与国家完整性处于危险时的交易有关。这最后一种交易有时也被描述为“主权交易”，[*11.Wilson(1989，第359页)将主权交易描述为：“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完成某些工作的原因并不是政府在完成这些工作时所需的成本更低或是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只有政府才是公共权威的象征，因此某些工作是政府专属的。]”其中外事交易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交易尤其需要交易双方的诚信，因此低能激励以及社会对公共部门使命的限制就是它的治理特性。由于私人部门在这些方面无法效仿公共部门的属性，[*12.即便我们为了辩论而提出以下假设：极低能的激励和公务雇佣关系是其关键特征，我们仍然要问，那为何不重新设计私有部门，以使它在这些方面复制公共部门的职能？当然，结果表明，要在具有自主所有权的部门复制这些职能是不可能的，而这也正是外包对于私有部门的意义所在(这一点类似于我在上文比较市场和层级制时提到的“进行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私有化此类交易并取得预期的收益，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值得强调的是，没有无所不能的完美组织形式。交易有不同的特性；治理结构有不同的成本与能力；有效匹配是对行为进行预测的基础。但对于所有可行的组织形式(公共官僚部门就是其中之一)而言，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变的原则是：各种组织形式都有其用武之地，但要各守其位而不能越位。
请注意，因为公共部门激励能力低下、规矩冗多繁杂，以及比起私有部门更高的工作稳定性，对其进行的责难是不得要领的。上述特点是我们精心为公共部门设计的，是为了让它产生我们期望的治理效果。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为何公共部门拥有这些特性，而是它是否越过自己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它既要治理那些自己适宜治理的交易，同时也涉足那些自己不大适宜治理的交易。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免那些偏爱公共部门的人滥用公共部门的职能。正如图3所示，公共部门被认为是最后一种组织形式：在尝试市场制、混合制、企业制、规制，并当这些办法都(相对而言)行不通时，最后才求助于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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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如何实现并维持其竞争优势”(Teece、Pisano and Shuen，1996)。这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目标，且在过去10年中已有大量文献发表，以竞争力、战略冲突、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等为主题。
这些文献大部分专注于对“成功”的事后解释(讨论目的是发现“优秀”背后的原因)。尽管此类文献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但很少尝试对成功进行预测。因此，对成功管理的经验研究也很少超出案例和趣闻分析的范围。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战略手段与战略定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明智的策略很少会拯救那些严重治理失效的企业(Williamson，1996a，第12章)。然而，由于节约/有效匹配假设在一般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它们并没有涉及单个企业的战略考虑。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否能与战略管理问题有更广泛的联系？本文概述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应用：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我们在描述企业时，依据的是其“资源/能力/禀赋”，且“企业至少在短时间内将受制于其现有的资源，并有可能被迫在缺乏必需资源的情况下存活”(Teece、Pisano and Shuen，1996，第6页)。但我们应如何描述这些资源能力？我们又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战略教训？
战略管理文献通过列举一长串“隔离机制”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模仿壁垒(Mahoney and Pandian，1992，第371—373页)。这是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份清单中的内容也需要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发现并解释其主要特征。马奥尼和潘迪安(Mahoney and Pandian，1992，第371页)曾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从中可归纳出怎样的见解？”而他们对此的回答则是“隔离机制存在的原因就是资产专用性和有限理性”。用战略管理的语言来讲，这两种交易成本概念可分别被解读为“独特性与随意模糊性”(第373页)。
如果交易成本经济学要更完整地参与战略研究，那我们要踏出的关键一步就是要超越交易成本经济学目前运作的一般层面，去考虑特殊情况。因此，与其询问“组织交易X最好的一般模式(市场制、混合制、企业制、官僚制)是什么？”(与传统交易成本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是“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与缺点(核心竞争力与不足)为基础，来组织交易X？”
后面这个问题不止将焦点明确指向了某企业，更要求我们描述某企业的优点(竞争力)与缺点(不足)。人们在总结企业特性的过程中常常忽略这个问题。
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比较分析，而且战略总是根据相关市场制定的，需要考虑现有竞争与潜在竞争，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建议以比较分析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评估。（*13.实施这些评估需要对资产专用性进行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专用性有几种形式，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有形资产专用性、地理区位专用性、专用资产、品牌资产以及时间专用性。进行这一比较的一个优点是，偶尔可避免绝对测量。在粗略的质量评估即可进行比较的前提下，我们只需要确定差异所在，而无需计算出绝对量，有时候甚至只需简单的排序便已足够。）在特定的细分市场(X)中，企业A如何与现有及潜在的竞争者进行比较呢？
此外，正如表1所示，除X之外的细分市场也可纳入考虑范围。我在这张表中描述的“资源基础理论：第2层”检验了多种细分市场——既评估了竞争者，又在市场之间做了评估。因此，问题就进一步演变成了“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和缺点为基础，应对(X1、X2；Y1、Y2、Y3；Z)点表示的细分市场？”对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以建立核心竞争力，以及/或者减轻能力不足带来的影响则是第3层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层的问题是“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和缺点为基础，根据其所处或与之相关的战略形式(实际与潜在的对手；实际与潜在的细分市场)，为其未来发展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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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示的各个步骤都驱使着交易成本经济学更全面地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其中，第3层分析的目标显得尤为宏大，并有可能分为不同的步骤来解决，而非作为一个综合计划(同时考虑并购、投资、合同、金融、营销等问题)进行实施。尽管如此，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盘点企业资产(及其竞争对手资产)，以及在评估(与备选情景计划相关的)风险时，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4.Jack Nickerson(1997)曾描述过这一作用。]
5.2未来的挑战
(a)完全形式化的分析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经济学面临的持续挑战是跨越被简化的半形式化分析，进行形式化分析，同时更重视那些看似有理的结构。目前，不完备合同的主要形式化模型的假设是不可靠的(Kreps，1996)，而且/或者有逻辑漏洞(Maskin and Tirole，1997)。即便如此，对不完备合同进行形式化分析仍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因此，那些致力于研究不完备合同形式化的开拓者才值得我们更崇高的敬意。
(b)实时反应
要分辨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1990)的理论与H型架构(西方层级制)及J型架构(日本层次制)的区别，我们需要关注第三种组织形式，即T型架构——T表示临时(temporary)、过渡(transitional)以及(更重要的)时效(timely)。其中，“时效”对于在技术与竞争关系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中搏杀的企业生死攸关。机遇(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对于以上的组织形式都十分重要，但同时也并不排斥先见之明的重要性。定位灵活、反应迅速的企业有自身的优势。就这些方面而言，与规模更小、更年轻、更具企业家精神(股权集中)的企业相比，大规模、发展成熟、股权分散的企业无论如何努力，都难免处于劣势(Williamson，1975，第196—207页)。
此外，在实时反应方面，一种被认为“失衡”组织形式的结构也可在实时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合资企业及商业联盟应偶尔被视为T型组织，这使它们可以继续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经营。若单凭自身的力量，各方都无法及时集合并部署必需的资源，而只能通过联营的方式凑集资源。因此，当合同过期时，成功与失败的合资企业同样都会面临解散。成功的合资企业解散的原因是双方通过之前的共同努力已让各方可独立维持正常运作，学习了足够多的经验，并且/或者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以便自己单干。而失败的合资企业解散的原因则是它根本就没有抓住进入市场的机遇。
我们对T型组织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正在随着时间慢慢进步(Nelson and Winter，1982；Dosi，1988；Teece，1992；Barnett and Carroll，1993；Teece、Rumelt、Dosi and Winter，1993)，而这对于战略研究无疑是个好消息。
(c)棘手交易
棘手交易是没有成熟解决方案的复杂交易。然而，在采用了比较法后，成熟解决方案的缺乏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只要相比之下有更好或更坏的解决方案就已足够。毕竟，能够从所有可行的方案(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中选出最好的方案，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所说的“棘手交易”是交易一方在战略信息上占有重大优势的交易。此类交易常常但并不总是拥有复杂(难以描述)的维度。至少就本文提到的部分交易而言，棘手交易能够通过转嫁(以成本加成或其他方式)或者摆脱法律责任(可能以破产的方式)相对容易地收回成本。
自然垄断的治理便是一种棘手交易(Williamson，1976；Goldberg，1976)。而对健康及安全商品交易的治理更是如此，尤其是客户或工人不知情、风险已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声誉效应薄弱的交易(镇静剂、甲基苄肼类药物以及石膏都是实例)。
国防采购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政府的选项之一是自给自足，然而，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政府极少采用这一选项。政府在管理生产(与早期研究相对)时的激励赤字(incentive deficits)是巨大的，而逐步淘汰政府设施(如军火库)也是非常痛苦的政治运动。
尽管对外采购有比较优势，但对特定武器的采购常常受困于自然垄断的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合格的供应商可以互相竞争。而专用性投资和相关的干中学理论(人力资产专用性)则迅速将这些关系转换为双边依赖关系。此外，负责管理合同的甲方代表常与乙方建立起一种相互勾结的关系，而且，成本加成合同(如果不是法律上的，就是事实上的)常常在发生变动时，或发生严重审计问题时出现(并进行重新谈判)。准规制关系因此诞生，并导致类似于俘获的结果。
许多医疗类交易也有棘手交易的特点，因为这类交易(1)在合同关系中，医生比病人有更大的信息优势(Arrow，1963)；(2)非常复杂；而且(3)合同可能被价格转嫁破坏。
关于第三点，罗宾逊曾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医生和医院的关系形容为“医生的工作室”，“对社区医院的有效控制取决于医生”(Robinson，1996，第5页)。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也为其自身的消亡埋下了种子：“当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松动了以特定价格提供特定医疗服务的财务控制后，在医疗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手术导向型医生掌握了临床诊断自主权和事实上的预算控制权，这(在美国)导致医院借机牟取暴利”(Robinson，1996，第6页)。由于价格转嫁更容易，医疗保险的成本不断上升。尝试设计一个更好的治理结构来应对这一情况，则解释了目前正在医疗保险组织中上演的各种故事。[*15.就这一点，罗宾逊曾评论道“利用率、强度、支出的螺旋上升，通过所谓的‘管理式医疗’导致了支付方的强烈不满。站在医院与潜在病患之间的不再是医生，而是医疗计划……虽然病人毫无疑问会支持费用更低的管理式医疗计划，但由医生和医院关系构筑而成的传统医疗体系正濒临崩溃”(Robinson，1996，第6页)。]
非营利组织则是另一种复杂的组织形式。它常常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且有时也受转嫁效应的破坏。汉斯曼恩(Hansmann，1980)、詹姆斯(James，1987)，以及苏姗·罗斯-阿克曼(Rose-Ackerman，1996)都对与之相关的大量案例进行过研究。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尝试过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式研究非营利组织，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个过程实在过于复杂。
(d)非正式组织
研究“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的学习者而言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因此，尽管巴纳德(Barnard，1938)早就特别强调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它们赖以运行的机制，我们对非正式组织的了解仍停留在初级阶段(Kreps，1990)。西蒙(Simon，1991)断言，对身份和顺从的考虑固然重要，但这些观点需要考虑得更加周全。在这一点上氛围经济学(economics of atmosphere，Williamson，1996，第270—272页)也是同样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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