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9700 美元，离1.26 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看上去距离已经不太远了，然而，正如编委楼继伟指出的，“在这一关键跨越期，前10 年不显著或者关注不足的挑战愈加显现”，不仅考验政策应对战略，更直接体现国家治理体制的能力。本辑《比较》将围绕这一主题，为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讨论。
开篇江小涓的文章聚焦于网络时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她认为，网络与数字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高度联通性，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启了秩序再造和价值重塑的过程。原先“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变成了与“市场相容”的公共服务，其供给者可以从政府变成市场；网络时代的大型平台企业成为一个个局部市场，承担起部分公共治理的职能，挑战了现有的监管体系。这些新的变化正在导向一个立体多边形的秩序架构，而不仅仅是政府或市场的二元线性选项。因此，“今日谈改革谈体制，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既要补课，更要创新”。
蔡昉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问题，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下滑需要从更长期的增长角度予以观察。通过对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从供给侧导致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太可能重返过去的轨道，从30 年左右的较长时期看，更可能是一个“回归均值”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选择正确的应对战略，即通过深化改革，一方面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方面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启全要素生产率新源泉，以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华莱士·奥茨的《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系统地梳理了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如何借助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组织理论及合同理论等新的分析方法，探讨集权与分权的权衡、财政分权下的软预算约束与财政救助、财政联邦制中的风险共担及跨区保险，以及财政联邦制的稳定性和自我实施等问题。相比于第一代财政联邦制理论侧重于从纯粹静态视角考察财政制度的激励结构和潜在表现，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转向了更广泛的财政结构随时间演化的动态思考，它扩展了我们对财政联邦制的理解，也为财政制度设计提供了启示。
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文章是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说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组织经济学的产物。它以交易为分析单位，将企业、市场和其他组织形式视为治理结构，分析不同特性的交易与不同成本及不同功能的治理结构如何匹配，最终达成节约交易成本的（主要）目标。它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代理理论、合同理论等新领域相结合，引入了资产专用性、协调性适应、自主性适应等概念，并产生了大量可验证的研究发现。它不仅深化了经济学理论，拓展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也使新制度经济学超越了“制度重要”的论断，证明“制度是可以被分析的”。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OECD 关于竞争中性的两篇文章。OECD 秘书处的文章是OECD 竞争委员会组织的2015 年圆桌会议的纪要。文章围绕竞争政策和确保竞争中性面临的挑战，讨论了竞争为什么重要，受竞争法管辖的商业行为和行为主体、竞争法执法中面临的挑战，竞争法适用的例外条款和地理范围。该纪要还特别提到了竞争监管机构如何通过宣传、研究和咨询等非执法权力，矫正一些不违反竞争法的行为，对颠覆性创新施加影响，确保竞争和创新带来的最大利益。尼古拉斯·佩蒂特从程序角度阐述竞争中性及其对竞争执法的影响。
在竞争诉讼中，国家关联企业作为被告或原告可能因为竞争监管机构采取的不当程序而享有优势，从而扭曲竞争中性；同时国家作为“外部人”介入竞争诉讼也会扭曲竞争中性。对于前一种情形，可从制度、实体法和程序等方面消除对竞争中性的扭曲；对于后一种情形，需要明确竞争监管机构管理竞争中性的授权，并向政府倡导竞争中性原则。但是，强调竞争中性原则也会对竞争执法产生影响：一是削弱竞争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二是可能使竞争执法与财政纪律、银行稳定等更大的经济政策问题相脱节。
孙国峰的文章主要讨论银行公司治理和系统性风险。他认为，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创造货币这一公共品之间的天然矛盾，导致了内生性的金融风险。无论是基于监管者视角的“公共秩序”观，还是基于被监管者视角的“私人秩序”观，都无法解决上述矛盾，防范由此导致的风险，因为前者面临监管套利的问题，后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难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为此，需要在这两种视角之间寻找结合点，构建一个将公众利益纳入考量并且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银行公司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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