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祖克曼：2023年克拉克奖得主

　　*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99年至2002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2002年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9年，赛斯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税收、再分配和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原文“Gabriel Zucman：Winner of the 2023 Clark Medal”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8，Number 2（Spring 2024），pp.227-244。另外，文后附录列出了祖克曼的相关著作，为便于查询，特意保留了英文和法文。——编者注

　　美国经济学会将2023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授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以表彰他在不平等和税收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通过细致的实证工作以及创造性的研究方法，祖克曼揭示了全球财富集中度、逃税的规模和分布情况以及跨国公司节税（tax-saving）策略的主要变化趋势。上述成果对学术研究以及全球政策辩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方法论上看，祖克曼的研究工作为复兴社会科学中长达几个世纪的经验主义传统做出了贡献，这一传统由17世纪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等人开创，进入20世纪后，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传统，通过创建新的度量系统来分析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度量系统不拘泥于特定的理论视角，且十分复杂。在复兴这一传统的过程中，祖克曼的研究表明，度量方法能够对经济学和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进而改变了当下的经济研究方式，并激励着许多年轻学者追随其研究方向。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出生于法国巴黎。在完成本科学业后（首先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的“文科预科班B/L”，然后就读于卡尚高等师范学院），他选择了经济学专业。2006年，年仅19岁的祖克曼创办了一家旨在普及经济研究的大众评论杂志，即《经济观点》（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这体现了他青年时期便具有的创业精神。祖克曼在2013年之前一直担任该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邀请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撰写文章，总结其研究成果，并阐释其研究工作如何有助于理解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共辩论。该杂志的创刊号集中讨论了税收问题（引文1）（*1.本文引用的祖克曼的相关文献参见附录，引用时以序号进行标识。），至今该刊物仍以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出版发行。（*2.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杂志的英文版参见https：//www.cairn-int.info/journalregards-croises-sur-l-economie.htm。）

　　2008年，祖克曼在巴黎经济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指导下，祖克曼的毕业论文研究了法国富人是否逃避了财富税（引文2）。当他完成这项研究工作时，具有毁灭性影响的金融危机已经初见端倪。经济学研究似乎越来越与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脱节，由于不确定是否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祖克曼在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他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当天（2008年9月15日）走上工作岗位，主要任务是利用布满图形的备忘录向公司交易员和客户解释全球经济的前景。这项任务当然不可能完成，因为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特殊性令大多数观察者都措手不及，但这项工作为祖克曼带来了意外收获，他认识到人们可以利用大量数据来理解世界，其中包括经济学家通常不喜欢谈论的各种话题。由此，祖克曼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数据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这些数据中可以观察到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开曼群岛、卢森堡等地。因此，他决定回到学术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探索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

　　祖克曼于201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它并不符合当代经济学博士论文的典型模式。该毕业论文包括如下几部分：对避税天堂隐藏财富的规模进行度量的开创性工作（引文3）、对遏制这种逃税形式而实施的政策所做的评估（引文4），以及（与他的博士生导师托马斯·皮凯蒂合作）构建了一个涵盖多个国家、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的宏观维度的资本收入和财富序列数据库（引文5），最后一项成果成为皮凯蒂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的支柱性内容。对于一位年轻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来说，也许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祖克曼将他关于避税天堂的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于2013年在法国出版（引文6），该书被翻译成17种语言，并且仍然是他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个人成果（引文7）。该书也是学术界第一次基于数据、使用科学（但又非常容易理解）的研究方法对避税天堂问题展开研究，并由此创立了离岸财富问题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这本书体现了祖克曼的研究所具有的某些特色：他能够基于全新视野分析复杂问题，找出在他人的理解中重要且缺失的内容，并以严谨而引人入胜的方式阐明以前未曾讨论过的话题。

　　获得博士学位后，祖克曼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随后于2015年入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2019年获得终身教职。自2023年起，他还担任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美国经济学会并不是第一个认可祖克曼学术成就的机构。此前他曾获得过多个奖项，包括2017年基尔研究所（Kiel Institute）全球经济事务卓越奖，2018年由《世界报》（Le Monde）和《经济学家》（le Cercle des Economistes）颁发的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家奖，并与2019年获得伯纳瑟奖（Bernacer Prize）和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2021年获得卡内基奖（Carnegie Fellowship）。

　　克拉克颁奖辞中写道：“因其以企业家式的精神对新数据和经济度量方法的开创性研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发现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量化了逃税的重要性，并度量了顶层收入上升以及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他感兴趣的富人逃税和对顶层收入以及财富的度量这两个核心主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正确度量顶层收入和财富的水平，了解富人及其拥有的企业隐瞒了多少信息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们首先介绍收入不平等和顶层收入群体逃税的背景，然后讨论祖克曼在每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因为易于理解一直是祖克曼采用的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所以本文将通过其研究中绘制的简单图表来展现其学术成果，这些图表以富有表现力的方式呈现了他的研究结论。最后，本文将讨论祖克曼的研究工作对政策产生的影响。

背景

　　对资本主义经济最常见的批评可能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也造成了过度的不平等。对顶层群体收入和财富的研究与税务统计密切相关，因为税收是获取富人收入和财富信息的最佳来源，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怀疑富人可能不会向税务机关如实报告其所有收入和财富。（*3.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引文15的结论，更详细的解释参见引文15。）一个多世纪前，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96）通过分析瑞士各州的收入税和财富税数据，发现收入和财富的右尾遵循幂律分布，即所谓的帕累托分布。50多年后，西蒙·库兹涅茨（1953）将最高收入群体（例如顶层1%群体）的收入除以经济范围内的总收入来估计最高收入份额，这一总收入是根据库兹涅茨参与设计的国民核算估计出来的。相比服从幂律的、抽象的帕累托参数，上述最高收入份额是更为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辩论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库兹涅茨用数据展现了1913—1948年美国收入集中度大幅下降的情况，该数据成为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基础，“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先上升后下降。兰普曼（Lampman，1962）使用代表全体人口的再加权（reweighted）遗产税数据，同样表明美国财富集中度出现了下降。

　　此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度保持了相对稳定，并且按照早期的历史标准来度量，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度水平也较低，导致学术界对基于税收数据来度量不平等程度的研究兴趣逐渐减弱，收入分配的研究重点转向以近期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同时重点关注底层收入群体而非顶层收入群体。

　　皮凯蒂和赛斯（Piketty，2001；Piketty and Saez，2003）测算了法国和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顶层收入份额变化情况，复兴了基于税收数据对顶层收入的学术研究。皮凯蒂的研究表明，法国的收入集中度仍然较低，而美国的收入集中度则从1980年里根总统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急剧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和美国之间的鲜明对比表明，不平等趋势不能仅仅用技术进步来解释（如早期库兹涅茨假设的那样），也不能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来解释，而大量针对美国工资不平等的研究就做出了技能偏向型假设，例如卡茨和奥托（Katz and Autor，1999）的研究。

　　关于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一份高质量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集中度出现了显著上升（Wolff，1995），《福布斯》杂志列出的最富有的400名美国富豪名单也体现了类似的趋势。然而，基于兰普曼（1962）关于遗产税的更新数据，科普克朱克和赛斯（Kopczuk and Saez，2004）的研究并不支持财富集中度上升这一结论。

　　上述关于顶层收入和财富份额的早期研究存在一个关键弱点，即依赖于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和遗产税申报表上报告的收入和财富数据。这些报告的收入可能并未包括某些重要收入，例如对高收入群体而言特别重要的公司未分配利润。此外，由于存在逃税和避税行为，报告的收入可能低于实际收入，并且逃税和避税的程度也可能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税收执法的力度和避税机会的多寡。对美国经济而言，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超级富豪的财富出现了快速增长，而巨额遗产继承人的财富增长却陷入停滞，这种巨大差异表明，日益增长的避税或逃税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Kopczuk and Saez，2004）。

　　可以肯定的是，早期也存在关于逃税和避税的文献，但这些文献很少将相关研究与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从美国的情况看，美国国税局基于随机审计的研究表明，将逃税收入估计值加入报告收入会导致收入集中度略微提高（Johns and Slemrod，2010）。但美国国税局度量逃税收入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当富人使用复杂的逃税手段，例如离岸逃税时，更加难以度量。虽然大量逸事证据表明，许多富人将财富藏匿在避税天堂以逃税，而且避税天堂已发展成一种日益兴盛的商业模式，但在祖克曼对这一领域开展早期研究工作之前，其他学者并没有提供广泛适用的关于离岸逃税程度的定量证据（引文3）。

　　为数不少的有关国际企业税收的文献分析了跨国公司通过在低税率司法辖区报告利润来避税的程度，这些司法辖区通常是迎合富人需求的避税天堂。由于跨国公司需要报告其海外经营活动的数据，因此大量研究表明这种避税行为非常严重（例如，Clausing，2009）。然而，由于避税计划的复杂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数据错综复杂且缺乏可靠性，使得这些文献对非专家来说犹如天书。此外，由于内行人对术语和细节的偏爱，对非内行人士而言，难以了解整体情况。

离岸逃税

　　在一系列论文（引文3、6、7、8、9、11）以及《各国的隐藏财富》（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祖克曼创立了系统性度量避税天堂地区隐藏的财富规模的方法，借此方法可以对避税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定量评估。祖克曼度量了隐藏于避税天堂地区的财富规模，同时分析了这些隐藏财富在所有财富中的分布情况。

　　众所周知，国际上有关证券（即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和债券）的统计数据存在一个反常现象：负债超过资产。根据这一统计现象，从整体上看，全球处于净债务的状态（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祖克曼在一篇有关就业市场的论文中指出，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异可能与人们在避税天堂地区拥有的财富资产有关（引文3）。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如果一个法国人在其瑞士账户中拥有美国股票，美国会将此记录为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负债，但法国不会记录任何资产（因为法国统计部门观察不到这些资产），瑞士也不会将此记录为资产（因为这些美国股票并不属于瑞士居民，因此既不是瑞士的资产也不是其负债）。祖克曼提出了一种方法，该方法根据全球投资数据中的异常模式来推断全球家庭离岸财富的规模。祖克曼的估计表明，全球家庭金融财富的8%（相当于世界GDP的10%左右）位于避税天堂地区。

　　在《谁拥有避税天堂的财富？全球不平等的宏观证据和影响》一文中（引文8），基于部分著名离岸金融中心（例如瑞士、卢森堡、海峡群岛（*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又称为诺曼底群岛，是位于英吉利海峡中的群岛，距离法国北部诺曼底只有大约10海里。整个群岛被划为两个行政区——根西行政区和泽西行政区。海峡群岛是英国皇家属地，其宗主权直属于英国君主而非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海峡群岛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和财政体系，独立发行货币，可以认为是一个以效忠英国君主换取军事保护的主权国家。——译者注 ）和中国香港）新披露的数据，祖克曼测度了外国人在其居住地银行中拥有的银行存款金额。利用这些数据，祖克曼可以计算引文3中的全球离岸财富在各国的分布情况。虽然平均而言，隐藏于避税天堂地区的离岸财富仅占世界GDP的10%，但他发现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图1所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的离岸财富仅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但在欧洲大陆，这一数字上升至15%左右，在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则高达60%。

　　虽然我们可以合理猜测隐藏在国外的大部分离岸财富都属于富人，但如何量化这种影响，则是一项困难的实证工作。在引文9，即《逃税与不平等》一文中，利用来自离岸金融企业最近泄漏的微观数据（“巴拿马文件”和汇丰银行的“瑞士泄密”文件），以及将来自挪威、瑞典和丹麦政府渠道的所得税和财富税记录与税收特赦结果合并起来的数据，祖克曼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根据此类泄漏数据或税收特赦数据测算的离岸财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集中于最高收入群体中。在图2中，祖克曼描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瑞典和丹麦）的财富分布情况（其中不包括离岸财富），以及由税收特赦当事人披露的、存于汇丰银行的财富分布情况：这些离岸财富中约有一半属于0.01%最高收入群体，约有四分之三属于0.1%最高收入群体，90%以上属于1%最高收入群体。自祖克曼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许多研究发现，在其他情况下，基于泄密或税收特赦数据也观察到了财富集中现象，例如，隆多尼奥·贝莱斯和阿维拉·马海查（Londoo-Vélez and vila-Mahecha，2021）基于哥伦比亚的数据进行了相关研究。因此，使用《逃税与不平等》（引文9）一文中估计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财富分布数据，并将其应用于其他国家是可行的。基于按国别加总的居民持有的离岸财富规模，祖克曼得以分析当引文8的研究包含了离岸财富时，财富集中度将如何变化。考虑离岸财富对美国财富集中度的影响并不大，因为美国财富的集中度已经非常高，离岸财富总量的占比相当小：在考虑离岸财富的情况下，0.01%最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增加了不到1个百分点。然而，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这种影响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并没有美国那么高，离岸财富的规模相比也更为重要。例如，考虑离岸财富之后，英国最富有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2.7%上升到4.4%（2000—2009年的平均水平）。对拥有大量海外隐藏财富的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可小觑。例如，考虑到离岸财富后，俄罗斯最富有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5%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2.5%。

　　对离岸财富分布情况的分析还表明，处于分布顶端人群的逃税行为大大高于之前的预期水平。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证据表明，顶层0.01%人群的逃税规模占比大约为25%，而由于无法获取离岸财富数据，传统审计发现，逃税规模在整个财富分布中的占比低于5%。在《收入分配顶层群体的逃税：理论与证据》（引文10）一文中，祖克曼将上述发现应用于美国的分析表明，如果将复杂的逃税行为（例如隐藏的离岸财富）考虑在内，将导致对逃税的估计数据发生极大变化，美国国税局用于估计不同收入群体逃税情况的随机审计无法发现复杂的逃税行为。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研究，按收入群体划分的未报告收入的分布相当平坦，但未报告收入占真实收入的比例从收入分配底层50%群体的7%，上升到收入顶层1%群体的20%以上。因此，美国的应申报收入比实际申报的收入更加集中。

跨国避税

　　祖克曼的第二类研究涉及如何量化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天堂的避税行为。跨国公司可以使用各种会计策略来使其在避税天堂申报的利润份额达到最大化，这是因为避税天堂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很低。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在高税收国家报告的利润份额，而这些国家通常是公司大部分实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地，一般为大国和富裕国家。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避税，不同于上面讨论的逃税，因为这些会计策略并不完全属于欺诈：税务会计师负责设计会计策略，当受到税务机关的质疑时，会计师将进行有力辩护。然而，逃税和避税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赢得法庭辩护的积极避税，与输掉辩护并由此将避税行为转变为逃税行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

　　跨国公司避税这一重要课题一直是早期国际税收研究的主题之一，但因税收制度的细节过于复杂，致使相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在2014年发表的《跨境征税：追踪个人财富和企业利润》（引文11）一文中，通过构建简单的统计数据，祖克曼证明美国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的现象急剧增加：2010年之后，美国跨国公司报告的海外利润中有一半是在避税天堂。在《消失的国家财富》（引文12）一文中，祖克曼使用了新的有关全球跨国公司及其海外业务的宏观经济数据，即“外国子公司统计数据”。这使他首次对利润转移进行了全球性的、精细的量化分析，并对从任何国家A转移到任何避税天堂B的利润规模进行双边估计。该文的分析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跨国公司在海外申报的利润中，有36%是在避税天堂申报的，而且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尤为突出，其转移比例几乎是其他跨国公司的两倍（报告在避税天堂的利润大约占其海外报告利润的50%，而非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比例大约为30%）。该文还为我们提供了新版的综合国际利润转移数据库，读者可以通过MissingProfits.world在线获取，该文还计算了经上述转移利润调整后的官方数据，例如GDP和贸易差额等数据。

　　《消失的国家财富》（引文12）一文的另一项重要贡献表明，避税天堂地区的跨国业务利润似乎比本地企业的利润高一个数量级，这显然意味着，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报告的利润并不代表其实际经济活动也发生在避税天堂地区，实际上只是通过转移虚增的账面利润来实现缴税最小化的目的。祖克曼在图3中简单说明了这一现象，该图展现了自1965年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地区登记的利润、拥有的有形资本和支付的工资分别占美国跨国公司外国（指美国境外）利润、有形资本和工资总额的比例。利润曲线表明，现在美国跨国公司一半以上的海外利润都在避税天堂登记。然而，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有形资本只有大约20%位于避税天堂。此外，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工资支出只有10%支付给避税天堂地区的劳动力。因此，包括研发、设计服务或管理、会计和法律服务在内的实际生产活动不会大规模转移到避税天堂，因为此类转移将在避税天堂产生与数据不一致的大量工资支付。简而言之，账面利润被大量转移到避税天堂，而以实际有形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实际经济活动则相对少得多。上述研究结果对国际税收文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税收竞争模型，即各国使用较低的税率来吸引实际经济活动，而税收竞争的本质则是各国竞相成为跨国公司的“账面利润之家”。

对顶层收入和财富的度量

　　这一小节将介绍祖克曼的第三个研究方向，即对顶层收入和财富的度量。度量隐藏财富和转移利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富人的财富和收入情况以及他们实际缴纳的税收，这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财富不平等

　　虽然存在大量有关美国收入不平等的信息，但人们对财富不平等情况的了解却少之又少。毕竟，美国目前还没有征收可以系统地提供此类信息的财富税。福布斯400富豪排行榜以及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的财富集中度一直在上升，而遗产税数据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祖克曼在《1913年以来美国的财富不平等：来自资本化所得税的证据》（引文14）中通过应用收入资本化方法（income capitalization method）来估计财富集中度，并取得了进展。

　　对于由持有财富带来的资本收入，我们已经了解甚多，因为这种收入通常要纳税。资本化方法旨在基于资本收入计算财富水平。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方法假设每种资产的回报率都是相同的。由于股利、资本利得、利息或企业利润等资本收入流的集中度都出现了急剧上升，因此资本化方法发现财富集中度在近几十年来也急剧上升。图4（引自引文16）基于资本化方法计算了自1913年以来美国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并将此与美联储分配型金融账户中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进行了比较，后者以1989年以来开展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小幅调整，以使美联储的数据在财富和家庭单位的定义方面可直接进行比较）为基础。上述两类数据都显示，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急剧上升，从1980年前后的大约25%（以历史和国际标准来看这一财富集中度水平较低）增加到近年来的40%（对于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而言，这一财富集中度水平是非常高的）。有关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财富不平等的最新调查数据，请参阅引文17。显然，采用资本化方法需要进行大量假设，后续研究工作对这些假设进行了调整，从而能够更好地估计财富不平等程度（《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引文18）。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史密斯、齐达尔和兹威克（Smith、Zidar and Zwick，2023）使用了更详细的内部税收数据并采用了替代性假设，但最终得出的结果与祖克曼的结果非常接近。

收入不平等

　　祖克曼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方面。皮凯蒂和赛斯（2003）利用个人税收统计数据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人申报收入的集中度大幅上升（如图5所示，数据更新到2021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8%的水平，顶层1%群体的申报收入份额上升了一倍多，近年来达到20%以上。（*4. 在对家庭进行排名时，申报的收入数据中不包括资本收益，但在计算收入份额时则考虑资本收益。这种做法可以消除资本收益实现带来的波动性，同时还考虑到富人的资本收益这一重要收入来源。）申报收入的集中度在2021年达到历史新高，随着新冠疫情后出现的强劲经济复苏推高了资产价格和资本收益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达到了24%。然而，申报收入约占美国居民全部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医疗保险等员工附加福利以及逃税等不包括在申报收入中。此外，个人所得税数据中的国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70%下降到近年来的约60%（引文16）。调查数据显示的差距甚至更大，例如当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但这一调查未能很好地反映顶层收入的真实情况。因此，基于申报收入或调查数据度量的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并不一致。

　　在《分配型国民收入账户：美国的方法和估算》（引文19）一文中，祖克曼和其合作者创立了“分配型国民收入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ing）方法，旨在将所有国民收入归为美国收入分布的特定百分位上。从概念上讲，国民收入是针对该国居民获得的所有经济收入的最宽泛定义。从个人纳税申报表开始，推算和加总属于国民收入，但不包括以纳税为目标的个人申报收入的所有形式的收入。图5展现了顶层1%群体的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收入不平等的整体U形趋势仍然存在，但相对于皮凯蒂和赛斯（2003）计算的收入序列，这一趋势略有减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顶层1%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仍然翻了一番，从10%左右增至近年来的20%左右。鉴于申报收入仍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可以预期未申报收入对不平等程度的估算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简化的分配型国民收入账户》（引文20）一文解释的，这意味着需要对未申报收入进行与现实不符的极端均等化处理，以抵消图5中所示的申报收入集中度明显急剧上升的趋势。

　　分配型国民收入账户可用于度量宏观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对美国经济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自1980年以来发生的急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美国收入分配中每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率几乎都是相同的，但顶层1%群体的收入增长率略低。这表明，经济增长确实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宏观经济增长率能告诉我们全部经济阶梯上的收入是如何增长的。然而，自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出现了倾斜，底层50%人口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只有顶层10%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与总体增长率相当或更高，而顶层1%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则高得惊人。分配型国民收入账户还可用于分析税后收入和转移支付的问题。基于家计调查的转移支付（mean-tested transfer）的增加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但绝大多数为非现金的实物形式，特别是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底层50%群体的可支配现金收入的增速并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参见引文16中的图6）。近期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因新冠疫情而大幅增加的转移支付大大提高了底层50%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但这只是暂时的，大部分额外增加的转移支付到2023年初就取消了（引文21）。

　　分配型国民收入账户这一方法已被用于对多个国家的分析（引文17）。借助这一方法，一系列有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估计得以完成并公开，公众可以通过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祖克曼为该数据库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线查阅相关数据。

政策影响

　　很难想象还有哪位经济学家如此年轻就能够通过学术研究对政策辩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祖克曼的研究成果与税收政策中的几个重要政策实践密切相关。

　　祖克曼对离岸逃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受祖克曼（引文6和引文7）以及其他学者倡议的影响，现在很多国家正在通过系统性的信息报告措施使离岸逃税行为大幅减少。受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颁布的《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US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的影响，包括大多数避税天堂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现已同意实施《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根据该准则，一国金融机构将其外国客户的收入和财富报告给客户所在国的税务机关。祖克曼一直通过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并由其一手创建的欧盟税务观察站（EU Tax Observatory）监测着各国的行动（引文21）。随着数据的公开，相关学术研究将随之兴起，其中很多研究工作将由那些受到祖克曼启发，或直接在其指导下的年轻学者完成（有关早期研究工作的最新概述，请参阅引文21）。在2010年之前，各国共同努力打击离岸逃税行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对富人征税的障碍并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而且这些选择是可以改变的。

　　长期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问题也被视为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棘手的副产品，2021年10月，130多个国家同意了对跨国公司利润征收15%的全球最低税这一提议，试图以此来解决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问题。拜登政府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推动这项协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尚未通过向跨国公司征收全球最低税的法律。相比之下，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进展。尽管全球最低税的税率较低（15%），同时在免税政策方面也比较慷慨，但这仍然表明实现全球税收协调并非完全不可能。祖克曼在2019年出版的《不公正的胜利》（*中文版参见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编者注）（引文22）一书中曾提出实行全球最低税政策，其他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然而，在2020年之前，类似这样的全球协议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以便向跨国公司征收更低的税率。在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全球最低税能否限制或扭转税收竞争这一趋势。在《第二支柱下全球最低税的收入效应》（引文23）一文中，祖克曼构建了一个实用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于估计在全球最低税提议下以及其他方案下的税收收入，其他方案的目标更为远大，伴随着更高的税率以及更为谨慎的免税政策。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引发了许多政策建议，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提出的对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的提议。祖克曼帮助二者分析和评估了其提议对预算的影响（引文24）。尽管美国不太可能在近期就征收财富税，但对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收益征税的想法已成为一种主流观点。例如，拜登政府将“新的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这样的提案纳入其2022年预算（White House，2022）。全球许多国家正在考虑增加或重新启动累进财富税，作为提高税收制度累进程度的一种措施。时间会证明累进财富税理念的复兴是否会转化为立法，是否能够有效征收这些新的财富税，并确实成功地提高税收制度的累进性。祖克曼和欧盟税务观察站将对此进行密切关注。

结论

　　由于祖克曼的研究工作极具创新性和实用性——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当前争论最为激烈的税收政策辩论的中心——其观点也并非没有反对者。一些人认为，祖克曼的观点夸大了不平等和税收不公正的程度。事实上，这些数据让祖克曼的观点变得更为激进，而不是相反，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对于我和托马斯·皮凯蒂来说也是如此：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及其带来的成本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促使我们考虑目标更加宏大的政策解决方案。

　　但另一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对祖克曼来说更加具体。我和皮凯蒂的学术生涯从理论研究工作开始，这些理论工作以主流新古典主义框架作为坚实基础，例如最优税收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使我们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支持。在祖克曼的成长岁月中，他更多地受到另一种思想传统的影响：20世纪伟大的英国实证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传统，从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格雷戈里·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20世纪中叶的理查德·斯通，以及最近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阿特金森试图利用经济统计学来理解（和改革）社会，这一传统早在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就已经盛行。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祖克曼认为没有必要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来束缚自己。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英国传统的实证方法是一致的，并将其应用于对当下问题（例如对国际逃税和过高的财富集中度的度量）的分析，对现代学术界来说，这是一种激进和冒险行为，但同样也是富有成效的：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这一研究方法触犯了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抵触这种绕过主流理论的新型实证研究方法（或者更糟糕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理论可能会掩盖现实而不是阐明现实）；之所以富有成果，是因为该研究方法使祖克曼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核心问题，从而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的同事、前克拉克奖得主戴维·卡德（David Card）在很久前就指出，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减少就业（Card and Krueger，1994），因此遭到那些只能根据标准的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进行推理的学者的嘲笑，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能出现卡德提出的结论。戴维·卡德的个人经历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发誓再也不会开展有关最低工资的研究工作。相比之下，祖克曼面对批评则积极应对。他听取批评者的意见，并保持与其他学者的持续交流，吸收有价值的观点（引文17）。祖克曼定期更新有关离岸财富、利润转移、美国不平等和全球财富等数据库（*5.祖克曼构建的离岸财富数据参见https：//atlas-offshore.world。有关利润转移的数据参见https：//missingprofits.world。）有关美国不平等的数据参见https：//gabriel-zucman.eu/usdina和https：//realtime inequality.org。有关全球不平等的数据参见https：//wid.world。，不断加入新的数据来源，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从大量新的相关文献中吸取经验教训。祖克曼注重发表论文而不是编制和更新数据，这是一种真正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证明了其研究方法的严肃性。祖克曼具有开创性意义且细致的研究工作改变了经济研究的方式，表明对重要且复杂的问题进行仔细的度量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这项工作已经激励了许多年轻学者追随他的研究步伐，并且无疑将会激励更多的人。

　　（温州商学院王铁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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