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新科学经济学

2.关于基础研究的传统经济学分析与新的科学经济学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如果指责经济学家直接忽视了与科学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那是有失公允的。在出现新科学经济学之前，必然先有“旧”科学经济学，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科学和工程人员的市场“短缺”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Blank and Stigler，1957；Arrow and Capron，1959），后续有一些文献详细阐述了新近培养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流动的经济决定因素，而人力资本理论的概念和实证方法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这些文献。此外，同一时期的文献还对基础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分配的现代分析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尤其是纳尔逊（Nelson，1959）和阿罗（Arrow，1962）的作品分析了私人难以占有基础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带来的影响。与这些文献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60）后续的开创性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量化分析了基于科学的创新向整个社会的经济“溢出”或“非独占的社会收益”。

　　萌生于这几颗“种子”的经济学文献阐述了三个核心命题；不管当代分析人士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源配置有何看法，他们大多都绕不开这三个命题。（*此处给出的总结陈述借鉴了David et al.（1992）的论述。）首先，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很难预测，甚至很难事后估算。科学发现可能很快就会带来经济回报，但更常见的情况是长期没有回报。由于基础研究发生在知识的最前沿，因此其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其次，基础研究取得进展后带来的经济租金难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科学发现的产权本质上难以确立并受到保护，还因为基础研究大多（由学术科研人员）在组织规范内进行，这类规范使个人无法有效地提出产权主张，并将产权随时转让给另一方，如商业公司。由此可见，投资于基础研究的私人回报极不确定，尤其是与整个社会的收益相比。与投资额度相比，基础研究对社会的经济回报可能相当大，因为知识领域的根本进步可被投入应用研究和商业化尝试，从而带来很多新产品和新工艺。

　　基础研究支出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的这种差异导致了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命题，即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市场失灵，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这一失灵就会导致社会对科学的投资不足。（*那些详述说明Griliches（1960）方法论的样本计算已经反复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基础研究支出的社会回报率与产业资本支出的私人回报率之间存在正差距，新近的例子请参见Mansfield（1991）；但所研究样本案例的代表性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基础研究在美国公司研发预算中的占比不是太大（举例来说，1985年约为5%），即使这一事实不能说明公司对基础科学的资助是否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也让人们对上述结论颇具信心。这样的限制条件已被搁置一边，而上述市场失灵的说法在过去30年里一直是为科学提供公共资金的核心经济理由（Mowery，1983）。

　　从实际影响看，这可能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我们语带敬意地提到的“旧科学经济学”并没有往前走出太远。它（旧科学经济学）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研究本质上是片面的，因此就影响基础科学的公共政策而言，它基本上不能全面地处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大多数具体问题。有关文献首先将知识视为一种商品，更确切地说，视为一种耐用公共品。然而，尽管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信息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但为了分析基础科学带来的核心公共财政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知识与其他形式的耐用公共品相提并论。几乎没有人努力探索知识与法律、宪法或灯塔等其他耐用公共品的不同之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学术科学、政府科学和产业科学名下各个研究团体成员的知识生产和使用进行管理的规则、条例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和“习俗”，如果确实碰巧被人们明确注意到，就会被早先的传统视为既定事实。这些规范和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科研群体之间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与其他耐用公共品的相关背景制度（back ground institutions）也大不相同，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这一点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因而应该得到解释。在早先的传统中，这些一般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可能的存在理由都不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积极探究的议题。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撰写了两篇论文（Dasgupta and David，1987，1988），通过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见解，尝试让科学经济学超越以往文献的传统。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释与高校科学和产业研发相关的特有规范、习俗和制度的普遍存在。（*我们将高校科学与“知识”世界和科学共和国相联系，将工业研发与技术领域相联系。）激起我们兴趣的现象自然包括那些占据科学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注意力的主要社会安排：优先权规则、有效的优先权主张在（学术型）科研人员报酬结构中的作用、专利和披露政策、与科学交流相关的制度，以及从“隐形学院”到有组织的各学科专业学院这类学院声誉奖励制度的运作。然而，我们的解释方法并不同于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解释方法。

　　新科学经济学的分析风格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它对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的三个特点的认识。其一，对于外部人来说，某些关键投入，如研究工作、关心、科研天赋以及发现过程中的偶然因素，监控起来耗时耗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资助研究的“委托人”（如私人或公共资助人或雇主）和委托人的“代理人”（研究人员）甚至无法共同观察到这些投入。其二，据观察，不可分割性以及随之产生的固定成本和规模经济是知识生产的基本过程固有的。其三，研究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并非自动可由他人获取；相反，研究人员可以选择不向公众开放；奖励制度的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决定了哪些信息被完全披露，哪些被部分披露，哪些被保密。鉴于这些结构性条件，以及知识生产充满不确定性这一长期存在的现象（*早期为量化产业研究项目的时间跨度、成本和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而做的研究，请参见Mocking（1962）和Norris（1971）。据我们所知，基于高校科研人员之经验的可比研究不存在，但有这样一种假设：就某些问题而言，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不那么明确，由于后者在选择这类问题时不太受限，所以往往更难准确预测成功结果所需的研究时长和成本。），我们很有必要参考近来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资源配置所做的分析，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有组织的研究活动的特点。

　　本文稍后将会阐明，新科学经济学有两个目标：（1）揭示科学领域重要制度的基本逻辑，（2）研究这些不同制度特征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我们将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Merton（1973）、Polanyi（1951，1962，1966）、Hagstrom（1965）、Ziman（1968）、Gaston（1970）、Zuckerman and Merton（1971，1972）、Ravetz（1971）、Cole and Cole（1973）、Salomon（1973）、Blume（1974）、Mulkay（1979）、Luhmann（1979）、Nelkin（1987）、Whitley（1984）。），给“旧”科学经济学的见解加入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借鉴了飞速增多的分析性文献，这些文献探讨了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下的行为问题（包括代理和最优合同等经济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以及赛车博弈和等待博弈的动态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3节定义了一些与知识和信息概念相关的术语，并引入了一个一般性问题，也就是说，分析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市场与非市场体制之间的关系。第4节简要探讨了学术科学奖励制度的逻辑、它与默顿的共有规范（完全且免费披露）的关系，以及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发挥的核心作用。第4节还将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的边界位置视作内生的，在此基础上概述了一个偏离完全披露规范的经济理论。接下来，我们探讨在以学院声誉为基础的奖励制度约束下的资源使用效率问题，很多西方国家都实行这种奖励制度。第5节和第6节分别关注在某一给定时点和研究项目得到支持的时间段里，各科学领域内和领域之间的资源错配因何产生。我们的分析显示，造成配置效率低下的某些根源与上述奖励制度的核心要素紧密相关，因此，消除低效率绝非易事。

　　虽然我们的分析方法可以解释现代科学的大多数易于观察且为社会学家熟知的、在宏观制度和微观行为层面运作的定性特征，但是新科学经济学仍处于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表现为它的许多含义还有待探索，它还没有经过系统性定量数据的检验。此外，每当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虽然由此解决了旧的问题，但通常会带来新的疑问和难题。因此，新科学经济学的未来研究议程仍然是广泛而多样的。然而，即使在目前的初级状态下，新科学经济学也可以为科学政策提供某种程度的指导，就以下问题提出建议：在哪些地方对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干预可能对社会有益，在哪些地方则最好避免干预，将决定权交给科研人员和科研团体。第3—6节的正文和注释都提到了与引言部分所提问题相关的具体含义。第7节扩展分析了由当前做法引起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政策问题，包括：（1）重新平衡对博士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培养产生影响的激励机制，并改变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在开放科学、任务导向型政府研究和专有研发之间分配其时间和精力的方式；（2）修改高校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合同安排，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产业界“转移”。因此，第8节的简要结论只是提出了一套总结性建议，强调了根据分析得出的一般性警示信息：旨在将资源转向科学知识之商业应用的短期政策（通过拆除科学领域的一些独特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或削弱科学领域在面对商业竞争时留住优秀研究人员的能力）可能会严重危害一国从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促成的持续创新中受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