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经济增长：能力和约束

4.高效政府的深层决定因素

　　哪些因素使某些社会建设起高效政府——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品，同时在范围和规模上受到制约？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对增长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近期发现加以回顾，并探讨它们可能给关注政府能力议题的经济史学家提供何种启示。

　　4.1国家形态的历史

　　近期许多发现凸显了现代经济和政治成就背后的深层决定因素的重要性。科明等人认为（Comin et al.，2010），1500年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对今天的收入水平有强大的预测力。在1500年时从不掌握当时的任何技术到全部掌握，会使如今的人均GDP提高5.9—13.3倍。另有学者通过对长期持续的这一现象和其他情形的分析，发现三个因素在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稳健影响：地理、农业转型，以及国家形态的长期历史（Spolaore and Wacziarg，2013）。

　　对经济增长起源的实证研究经常采用布克斯泰特等人（Bockstette et al.，2002）设计的古代政府指标作为政府能力的代理变量。该研究（Bockstette et al.2002）及后续成果（Chanda and Putterman， 2007； Putterman and Weil， 2010）借助了一个简单的理念：针对每个现代国家，计算从零年开始，每50年时期里，该国被部落以上层级的政府统治的时期长短，以及这样的政府是本土产生还是外来占领。由此得出一个粗略的指标，反映某个国家拥有本土政府的历史。结果发现，在1500年时的政府历史能最好地预测现代的发展水平。（*1.在1500年的时候，国家形态历史的代表性指数水平如：埃塞俄比亚=1，中国=0.906，西班牙=0.562，美国和澳大利亚=0。）

　　普特曼等人对这一政府历史指标做了改进，以反映构成现代国家的人群拥有过的政府的历史（Putterman and Weil，2010）。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欧洲殖民者定居的国家，他们的指标反映的政府历史测度比之前的指标高得多，并且与今天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包括行政部门所受约束、财产征用风险、政府效力等通行的测算指标。（*2.Borcan et al.（2014） 将对国家形态历史的度量进一步回溯到国家和农业的起源时期。他们发现了一个倒U型关系，国家形态历史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历史和现代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但是国家历史的平方值和现代发展之间呈高度负相关。这一关系适用于各大洲以内和之间：拥有最悠久国家历史的现代国家，与国家历史更短的邻国相比，如今在经济上表现更差。有趣的是，他们认为这一非单调关系早在1500年时就已存在。）（*3.在最初的分析中，Bockstette et al.（2002） 并未考虑这一度量方式，因此更晚近的国家历史比更早期的国家历史的影响更大。后来的研究（Borcan et al.，2004）则对所有时期赋予了相同影响权重。）

　　此类研究很有启示性，但仍属于跨国分析，对于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可避免地缺乏历史研究能够带来的丰富内容。要看到更细致的图景，我们仍需更多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并关注把政府历史同现代发展成果联系起来的作用机制。

　　4.2文化

　　文化是值得强调的第二个因素。近期研究确认，文化是可以开展严肃的科学考察的关键变量，从这方面的成果中可以得出几个要点。第一，若干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可能极具延续性（Guiso et al.，2006， 2008；Nunn and Wantchekon，2011；Voigtlander and Voth，2012；Alesina et al.，2013；Grosjean and Khattar，2014）。第二，关于代际价值观传递的理论模型表明，文化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父母培育其子女的文化价值观的激励（Bisin and Verdier， 2001）。第三，文化价值观与制度变革存在互补性，这可以有力地解释为什么制度改革行动在某些时候成功，在某些时候失败（Greif， 1994； Tabellini， 2008；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

　　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推测是，高效政府的建设需要某种文化环境，政治独立或政府自治的历史可能是今天的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决定因素。若干研究正是采用了这一思路。塔贝里尼分析了有关证据，探讨包容性政治制度传统对欧洲地方层面文化的影响（Tabellini，2010）。圭索等人发现（Guiso et al.，2016），在中世纪有政治独立历史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如今的公民社会资本（civic capital）水平较高，反映在人均非营利组织数量、器官捐赠水平等指标上。

　　相应地，该机制也能在相反方向产生作用。专制或掠夺式的制度传统可以破坏对社会有益的价值观。洛斯等人把人类学研究同创新现场实验相结合，发现刚果的库巴王国（Kuba Kingdom）显然对其现代后裔的亲社会习俗有排斥作用。与无国家历史的邻近人群的后裔相比，他们在一系列实验游戏中的窃取行为更多，贡献更少（Lowes et al.，2016）。另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清朝的迫害行动的后果（Xue and Koyama，2016），发现这些迫害减少了地方层面的慈善组织数量，给地方公共品提供与对待政治积极主义和政府的文化态度都造成了长期影响。更深入和细致地认识文化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在何时何地对政府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4.3公民社会

　　本小节把政府能力同关于公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托克维尔的启发下（2000），帕特南（Putnam，1994）与福山（Fukuyama，1995）等社会科学家非常关注社会资本对自由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重要性。

　　他们的研究提出了某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水平同政治机构和政府机构的能力的关系问题。在分析从“自然国家”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轨时，对于开放准入秩序能够容许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出现，诺思等人相当重视（North et al.，2009）。因为这个特点与自然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会压制此类组织，把公民社会作为对政治权力的威胁。

　　在过去的理论模型中，社会资本与政府经常被当作替代关系（例如Aghion et al.， 2010）。近期的研究则指出，高效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重要互补性。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描述走向包容性制度的道路时关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演化，认为繁荣而富裕的公民社会既是政府成功发展的额外成果，又是重要补充：“政府能力与社会组织以协同作用的方式相互哺育” （Acemoglu and Robinson，2016）。他们把这一论点用于分析本文第2.1节介绍过的英格兰的案例，指出：“多铎王朝的政府建设受益于如下事实，公民社会已形成了约束它的社会习俗。社会要求政府执行法律和推进减贫，在社会影响政府的同时，政府也在影响社会”（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6，第15页）。这个重要观点指出，在英国历史上，高效政府伴随着更为富裕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共同演化。针对市场或民主制度移植到某些缺乏此类发展经历的社会时为何经常失败的问题，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当然，还需要更多研究去理清社会资本与政府能力的关系。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对塞拉利昂的酋长制度的研究（Acemoglu et al.，2014），发现由人数较少的酋长控制的地区往往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表明这些地区联系紧密的精英群体能够利用现有社会资本来巩固自身地位。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认为社会资本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简单因果关系，是过于幼稚的看法（Satyanath et al.，2016），例如在德国，纳粹党发展最成功的恰恰是社团密度较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