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治理和能力：对竞争政策的启示——致敬恩师兼同事、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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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政策问题：效率与垄断及新布兰代斯学派

　　7.1效率与垄断的权衡

　　威廉姆森对竞争政策，特别是对并购政策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福利权衡的局部均衡模型（在横向并购的背景下）形式化，这是在更低生产成本以及更高价格造成的福利损失之间的权衡，更高价格是由强大的垄断势力造成的，而强大的垄断势力则源于企业的合并（Williamson，1968）。他的框架使执法机构对福利权衡的思考更加清晰而理性。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可该模型，但竞争监管机构一直模棱两可，加拿大可能除外。

　　如今高科技行业面临的挑战是解释哪些“效率”是重要的，以及如何衡量它们。在传统（新古典主义）产业组织教科书中，效率通常分为两种，统称为静态效率：（1）降低边际生产成本的效率，*1.当然包括提高质量的效率。以及（2）节省固定成本的效率。当创新成为讨论的焦点时，对效率进行量化的要求很难实现。虽然竞争监管机构通常要求量化效率，但是创新的收益（或损失）通常很难可靠地量化。其结果是，“可靠的量化”要求实际上导致了创新的收益或损失被忽略，即使与可衡量的收益或损失相比，它们的规模可能非常巨大。可管理性不再是敌人。

　　经典的威廉姆森权衡模型是分析的良好起点，但它不可能是终点。威廉姆森提出（加拿大已经认可），成本节约的“矩形部分”可以抵消福利损失的“三角形部分”。对创新的得失也应该进行公开讨论。创新的作用有很多方面：（1）产品改进可以被视为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2）创造全新的产品，然后创造出全新的需求曲线。然而，采用威廉姆森模型并接受这种权衡无法刻画创新的全部作用。由于创新存在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提高（或减少）社会收益。威廉姆森模型只衡量私人收益，而不考虑社会收益。这是与埃德文•曼斯菲尔德 （Edwin Mansfield，1977）的社会回报模型*2.根据John Dunning的所有权—位置—内部化（OLI）框架，内部化优势不存在（外部化优势确实存在），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采用合同制造（外包）。此外，模块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外包资产的交易专用性，减少了合同风险。可能相关的地方。

　　合并各方的责任应该是通过合并支持一系列动态效率和企业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竞争监管机构如果想合理地评估这些可能性，必须精通技术和战略管理。当然，即使可以评估这些标准，也需要某种方法将它们与福利标准联系起来。这需要衡量合并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以及对竞争对手的溢出效应。有一些方法可以量化这些影响。

　　研究竞争的学者和竞争监管机构必须牢记，动态效率（或动态效能）是强大的驱动力，也是社会福利的培养皿。*1.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证的，竞争监管机构通常口头上支持创新，但常常言行不一（Teece and Coleman，1980；Sidak and Teece，2009；Teece，2012）。然而，新古典主义在分析动态效率时，通常考虑更低的研发成本。如上文所述，最强大的“效率”通常与新产品或新流程的开发和部署有关，相关的交易或互动类型不仅关乎效率，更与能力建设、推动增长和盈利能力紧密关联。

　　威廉姆森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更好的组织安排可能会改善企业绩效，尽管很少有研究对此进行衡量。我自己的几篇研究论文都表明，新的更好的组织安排对财务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Armour and Teece，1978；Teece，1981；Monteverde and Teece，1982；Teece et al.，2020）。虽然这不是衡量“效率”的直接指标，但这些研究无疑表明，与组织创新相关的福利提升是可观的。

　　由于认识到合并既可以阻止也可以增强创新和竞争，所以需要考虑创新，修改威廉姆森权衡模型。表1中的指标很好地展现了人们如何开始思考高科技背景下的“效率”。表2是OECD为找出动态效率类型所做的努力，这些动态类型将补充表1中更多的组织问题。我在右栏中将OECD问题分类为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

　　动态效率的类型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干中学√√管理升级√√把互补的分销或营销资产结合起来√消除重复研发√研发投入的规模和范围经济√√共同开发知识产权√更好地分散研发风险√√更好的知识产权支持√增加最终研发的财务资源√√促进标准及其采用√√熊彼特（独占）效应√威廉姆森在其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指出，“经济学从一个由包罗万象的理论主导的时代中涌现，当时经济学家觉得没有必要关注细节。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行动往往在细节中”（Williamson，2007，第374页）。尽管这是战略管理和能力框架的重点，但细节并不是威廉姆森的强项。本文试图说明在涉及科斯式一体化选择和许多标准的反垄断或竞争问题时，细节是多么重要，尤其是与组织能力有关的细节。

　　7.2威廉姆森和新布兰代斯学派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威廉姆森的著述不多，而是享受安静的私人生活。如果他知道了新布兰代斯学派（例如，Wu，2018），我想他会生气，但这不是因为布兰代斯学派攻击了芝加哥学派，他本人也不时与波斯纳和博克（Bork）交锋。他同意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经济分析对有益的反垄断制度至关重要。威廉姆森更喜欢微观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注重细节，而不是基于教科书中过于简单的价格理论模型。如果波斯纳和博克也这样做，新布兰代斯学派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威廉姆森非常支持私人秩序，他将私人秩序定义为在合同执行期间努力构建支持合同关系的治理结构。他批评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原因与此前批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反垄断观点是一样的：未能充分审视事实和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以威廉姆森式的方式参与竞争政策，就需要多学科的视角。正如他本人（2002，第192页）所言：“在深受复杂性困扰的经济组织领域，多元主义很值得推荐。”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非常激烈的熊彼特式竞争经常搅动科技领域。美国在线（AOL）看起来不错，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占据主导地位，却在形势突变时很快失败。类似地，网景（Netscape）先盛后衰，最终似乎被微软利用其在操作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挤出了市场。开拓性的社交媒体公司聚友网（MySpace）一度迅速发展，但也很快就崩溃了。搜索引擎的兴起和消亡都在瞬间，直到谷歌最终赢得青睐。我和皮萨诺（Pisano and Teece，2007）描绘了这种混乱局面，并试图对此进行解释。

　　熊彼特关于竞争过程是“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飓风”的观点，对理解竞争如何驱动创新，尤其是创新如何推动竞争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框架。熊彼特的框架不在威廉姆森的舒适区内，因为威廉姆森的框架通常是静态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可以应用于动态情形，即使这并非威廉姆森的本意。他对竞争过程的看法，不同于演化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看法。他通常关注机会主义，而不是机会。然而，正如引言所述，威廉姆森拒绝将均衡分析作为理解技术导向型企业的基础。他看到了大型一体化企业的公共和私人收益，并对产业组织经济学家提出批评，因为他们对任何不了解的事情都用市场支配力来解释。威廉姆森还认为，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对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是如何保护或保留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正如我努力展示的，有关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范式扩展到更动态的环境中，从而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科技环境中复杂的竞争政策问题。

　　由于缺乏一个坚实的创新和动态竞争模型，以及对复杂组织和大数据的深刻理解，那些陈旧过时的观点正在竞争政策中泛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好的答案。因此，一些人提出应该放弃经济分析，或者至少在竞争政策中也应该包含政治和社会问题。新布兰代斯学派偏爱初创的小公司，如果创新会导致企业规模变大，他们就不支持创新。如果效率会影响小企业，他们就不喜欢效率。他们厌恶的不仅仅是大型科技公司，还包括沃尔玛或凯撒健康计划和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这样的采购经济，因为这会导致竞争对手的减少。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绝大多数反垄断经济学家使用非威廉姆森式的狭隘（静态）微观经济学视角导致的，他们使用过时的概念框架，无力应对新情况。我们早就需要威廉姆森倡导的更微观的分析方法。新布兰代斯学派也不喜欢杠杆效应，即公司利用一个市场的优势进入另一个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也不喜欢知识产权，尽管如今知识产权是初创企业而非老牌企业的朋友。同样，尽管他们暗示有必要采取严厉的政府干预，但其中一些人对政府权力持怀疑态度。

　　总之，新布兰代斯学派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威廉姆森的重要性和他的贡献。他们没有新的竞争框架，只有不同的非经济优先事项。正如威尔逊等人（Wilson and Klovers，2020）指出的，新布兰代斯学派建议的反垄断干预措施：作为一个简单、直白且有益的方案被兜售给公众，但它并没有说清楚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更别提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个建议是最佳解决方案，执法机构将如何实施。 如果主流的反垄断分析人员不像威廉姆森建议的那样开始使用更广泛的视角，并且在知识上更加多元化，那么这些想法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吸引力，并成为新的主流。如果不了解（1）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以及（2）威廉姆森所说的经济组织令人困惑的复杂性（我将组织能力视为这种令人困惑的复杂性的一部分），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做法正确的概率是很低的，远低于芝加哥学派及其过于简单的理论。用过于简单的理论反驳过于简单的理论不太可能产生新的见解和知识。时间至关重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论框架可能很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

　　本文的思想和概念为构建一个有助于反垄断或竞争执法机构填补空白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起点。这需要仔细研究细节，以确定哪些基于技术的并购需要搞清楚、哪些需要阻止，以及哪些商业行为应该得到支持、哪些应该予以怀疑。

　　威廉姆森总是力图将他的研究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不受教条观点的严重影响。他认为庞大并不一定是一种诅咒：有时是，但通常不是。他在理论（简单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设桥梁方面有相当独特的能力。他从未坚持认为，只存在一种观点，他坚信我们需要汲取多种社会科学知识，才能理解复杂的组织，而大型科技公司恰好是非常复杂的组织。他欣然承认，在我们难以理解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际，有必要考虑创新、能力和动态，让其他人能够很好地利用他的方法。尽管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制定新的政策和方法，就应该认真审视中国的商业、中国的企业，以及来自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新布兰代斯学派并没有这样做，但威廉姆森会对此感兴趣。也就是说，结合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动态能力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说明这里提出的一些命题：

　　（1）有关企业边界的决策对并购分析至关重要，它需要考虑交易成本、能力、学习，以及快速协调和资产编配的需要，即支持并允许动态能力的运用。那些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太大的人，如果没有组织经济学框架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信息，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坚持这种观点。无论采用的是何种分析框架，它都必须重视混合组织结构，理解创新生态系统。

　　（2）“潜在竞争原则”作为竞争政策的架构，需要重建并强化。演化经济学与能力理论密切相关。后者本身的固有特点就是演化。竞争需要被理解为一个过程。

　　（3）必须修改威廉姆森权衡模型，以考虑并购对动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对竞争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可能超过了短期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

　　（4）学习效应而不仅仅是网络效应，必须注入竞争政策的分析中，这一点长期被忽视。在分析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时，必须辅之以深刻理解学习，尤其是利用大数据进行的学习。学习和规模带来的好处不是天赐之物，也不是外部强加给数字化企业的。要实现这些好处，需要发挥强大的管理、工程和商业能力。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能力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阐明这些问题。

　　（5）分析需要前瞻性。反垄断往往会回顾过去，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高通公司的调制解调器芯片组（modem chip sets）提起的反垄断案是一个经典案例。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法院不仅对芯片市场未来可能的发展视而不见，甚至对当前的发展也视若无睹（Teece，2019a）。分析人员必须了解市场走向，否则，政策干预就显得无能为力。

　　（6）创新推动竞争，正如竞争推动创新一样。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两种联系。主流的竞争政策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前者。

　　（7）相关市场分析以及SSNIP（小幅但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上涨）测试*1.SSNIP是一个用来界定市场边界的反垄断工具。并不是特别有用，而且这种方法经常在技术领域产生误导，在这个领域，尽管有充满活力的熊彼特式竞争，但仅凭产品差异化就会导致几乎所有以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都是垄断的（Hartman et al.，1993；Teece and Hartman，1998）。2010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并购审查的相关市场要求边缘化。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是一个值得与市场一起检验和测度（或至少是评估）的概念。

　　（8）分析必须是归纳多于演绎，也就是说，它应该更多地基于证据，而不是理论。*2.好的竞争政策分析就像所有好的政策分析一样，应该以证据为基础（evidence based）、以理论为启发（theory informed）、以洞察力为驱动（insight driven）。

　　（9）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和其他竞争政策专家需要熟悉广泛的技术管理文献，包括在本期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献。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研究很有帮助（Sidak and Teece，2009；Teece，2012a，b）。

　　（10）应该用长期（消费者）福利视角取代反垄断的（事实上的短期）消费者福利标准。这看似很小的一步可以为正确考虑能力和创新留出空间。

　　（11）动态竞争而非静态竞争应成为当代竞争政策的主旋律。

　　上述原则和示例为思考数字经济的反垄断或竞争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动态且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框架。这些原则强有力地将威廉姆森的合同理论与能力问题结合在一起。

　　这些原则强调了对当前有关并购政策的重要关切。我在上文中已经说明，如果把大型科技公司的边界划得太窄，可能会遇到重大的合同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得到监管机构批准的收购都是合理的。它也不支持监管机构曾经阻止的所有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