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基本目标和理念
瑞典养老金体系的政策目标有四。第一，是一般性社会政策目标，即避免老年人陷入贫困。与NDC计划和FDC计划相比，瑞典最低保障养老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家计调查（means-tested）为基础，也就是说，随着NDC计划和FDC计划这两个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为职工带来的退休金越来越多，最低保障养老金将逐渐减少。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增加，缴费型养老金将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并最终构成养老金的全部资金来源。
第二，通过整个“养老金体系”的主体部分，把年轻劳动力世代的消费转移到其父母一代。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强制性的NDC养老金计划实现，但是无法通过FDC计划实现。因此，NDC计划是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基础“安全”资产。（*5.瑞典拥有个人年度收入的信息，这一信息从1960年起就被记录在电子数据库中，被新的NDC计划取代的DB计划就曾使用这个数据库计算养老金。）FDC计划则是“风险性更高”的资产，虽然长期来看可保持稳定，但是短期内波动性较高。
第三，吸取东欧和中欧多个国家推出FDC时的教训，划定缴费型养老金NDC计划和FDC计划的比例（东欧和中欧国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同一群劳动力在为当期养老金领取者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必须缴纳额外的费用创建FDC养老金储蓄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及时为转型建模，设置整体缴费率成本限制，制定整体人口的平均替代率目标。
第四，通过个人账户，将社会政策纳入最低保障养老金体系。例如，在瑞典，女性生育子女后，其个人账户将获得4年的信用积分，这一政策旨在帮助生育子女后几年无法工作的父母（通常是母亲），作为其缴纳养老金的替代。每年，瑞典政府都会从一般性税收中拿出相应的金额，用于覆盖这部分社会需要，转入NDC储备基金和FDC个人账户。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瑞典的养老金体系正式转型为人寿保险储蓄计划，其基础是按照NDC计划的一般设计原则创建的个人账户。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无论是NDC计划还是FDC计划，养老金年度支付总额都由两个因素决定：（1）职工退休时的个人账户余额，即累积的终身储蓄总额乘以每年的回报率；（2）职工选择退休时，所属出生队列的预期余命。其中，第二个因素随预期寿命的变化不断调整。如果预期余命的预测结果正确（即预测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存在合理、无偏见的偏差），那么每个出生队列都将能够负担自己的养老金，差额将随机分配给其他出生队列，从而实现代际公平。
瑞典的NDC计划和FDC计划为退休职工创立的保险池彼此独立。所有参与者都属于NDC保险池以及一个或多个FDC保险池。在每个计划中，所有个人储蓄都在退休时按照出生队列汇集起来，用来给个人提供终身退休金（年金）。就NDC计划而言，保险池在技术上的处理与FDC计划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NDC计划的个人账户是名义账户。这种会计方法，需要NDC计划的稳定资金流入作为支持。从最初设计时起，NDC计划的规模就已通过平均替代率目标和实现该目标所需的缴费率得以确定。在确定缴费率时，首先需要确定充分数量的工作和缴费年限，根据该等年限内的收入和缴费金额得出替代率，再根据养老金平均支付年限（出生队列池的平均余命），得出缴费率。换言之，一个出生队列的收入和全额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以及个人养老金金额，均将围绕平均值分布。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为应对退休人员的实际构成情况，流动性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创建储备基金来提供流动性。储备基金可以是正式基金，例如瑞典采取的形式，也可以是政府预算框架内待触发的计划内储备，例如拉脱维亚和波兰采取的形式。瑞典的幸运之处在于，在NDC改革伊始即拥有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储备基金，即AP基金。AP基金的前身是1960年引入的基于缴费的DB养老金（Allmäntilläggspension，ATP）计划，1999年被NDC计划取代。
瑞典的AP基金是由1960年养老金计划的制定者设计的。当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了大量新增人口。这些新增人口将在大约65年之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这个庞大的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正是瑞典的第一个普惠式公共养老金计划（ATP计划）启动的时间。为了建立基于人口学的养老金储备，从1963年初开始，ATP缴费率就高于支付当时养老金所需的缴费率。积累的养老金储备在2010年左右派上用场——2010年，二战后人口大爆炸一代的年龄达到65岁左右，将开始领取退休金。不出所料，从2010年开始，储备基金的几乎全部收益都用于支付这一世代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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