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理性世界经济的新观念”是罗德里克对全球化下贸易摩擦加剧的思考，当下的局势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相关的理论框架和观念。本辑《比较》组织了两篇文章评论罗德里克的《贸易的真相》一书，可谓恰逢其时。同时，本辑除了收录资本市场发展、宏观审慎监管、破产制度改革、产业政策制定等视角的文章之外，还为读者提供了“比较之窗”中印度经济学家巴苏从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视角对印度的观察，以及“视界”中关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在大科技公司中的角色，都是相当有意思的思考和见解。
开篇是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工作组的研究报告。该工作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和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雅共同牵头，16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代表参加，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对各类市场参与者进行问卷调查、召开市场机构代表参加的圆桌研讨会、访谈国际资本市场上重要且活跃机构代表等方式，对资本市场开展深入分析并形成报告。该报告评估了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从有利的整体环境和涉及资本市场功能的其他重要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并由此归纳出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效率的六项政策建议：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健全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提高监管独立性和有效性，增加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推动资本市场广泛且双向的开放，发展互补性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以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系统。
《科技公司中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一文是来自苏珊•阿西和迈克尔•卢卡的研究。文章描述了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可以在科技公司施展的技能、哪些科技公司会招募他们、 经济学家在科技公司主攻的方向以及这些问题创造出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文章认为，经济学博士训练的两个核心能力，即评估因果关系和理解激励机制，恰好“适配”科技行业，从而使经济学家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科技产业也在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学问题，推动相关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为经济学理论转化为实践找到新的途径，并为新型统计分析创造了机遇。其中涉及拍卖理论、机制设计等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充分揭示了经济学已经远远超越了新古典，走向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考希克•巴苏关于印度经济的文章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名著《亚洲的戏剧》切入，扼要回顾了印度经济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印度自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前景。他在文中颇为担忧地指出，在印度，早期承诺的文化和政治开放、世俗主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还有一些势力想要扭转开放和自由的局面。但巴苏认为，上述这些政治特点有利于构建更美好的社会，实现可持续乃至更快的经济增长。且不论印度早期的这种政治投资在当时正确与否，在经济正要起飞之际，浪费这些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将是一个巨大错误，就像对大型港口、公路和铁路进行早期投资，然后又决定弃之不用一样。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帕斯卡尔•雷斯特雷珀的《错误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未来的劳动力需求》关注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热点话题。两位作者将人工智能分为两类：一类是抑制劳动力需求的，如自动化；另一类是重振劳动力需求的，如人工智能应用。仅仅推动第一种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太可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 因而也不能促进繁荣。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领域的市场失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大行其道，所以“需要审慎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仔细斟酌如何最好地发展这一充满前景的技术平台”。这不失为对当前人工智能热的一种警示。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两篇关于破产重整的文章。两位国内破产法专家李曙光和许美征的文章针对即将启动的破产法修改，就破产重整制度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建议。他们认为，破产重整制度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当前的实施情况看，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重整往往由指定的律师、会计师和行政官员主导而非债务人主导，使重整演化为削债保企业；二是“强裁”制度被滥用，重整前置程序缺失。针对这两个问题，他们建议，破产重整应主要实行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改革现行清算组制度，重视债权人委员会的作用，明确监督型管理人的职责，改革和完善强裁制度，建立预重整制度等。
两位美国法学家肯尼斯•阿约特和爱德华•莫里森则详细研究了美国破产法庭关于估值争议的裁决，比较分析了现金流贴现法、可比公司倍数法和可比交易倍数法这几种常见的估值方法。他们发现，估值争议案件中有很多错误的专家证词，在采用现金流贴现法估值时，更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贴现率的计算，不仅争议很大而且对结果的影响也很大，而法官常常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两位作者基于金融理论，提出了几个简单的方法供法官采用， 比如尽量不使用公司特有风险溢价计算贴现率，利用经过同行评议的财经文献来科学评估贴现率的可靠性，裁决时尽量利用市场证据，因为市场结果包含的价值信息远远胜过专家的证词。
王志刚的文章讨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他认为，政府信用使用过度带来了软预算约束和刚性兑付预期，进而扩大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多种渠道助推下，这两类风险交叉传导，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仅仅依靠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并不足以应对，而是需要建立大宏观审慎监管体制，减少监管真空，以此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交叉传导，最终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李晓萍和江飞涛的文章以政策过程理论及相关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并结合具体国情， 构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模型， 以此详细解析了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 探讨其存在的缺陷。研究表明， 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以行政部门为核心，其程序高度封闭、不透明， 导致行政部门倾向于制定为本部门扩权的干预性产业政策，并带来政策部门化、模糊化、 碎片化， 产业政策质量与效果不佳。中国应改革和调整产业政策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尤其是要将产业政策制定、决策与执行分开，相关部委主要作为政策的执行机构，而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监督与评估，则可考虑成立产业政策委员会，由它负责。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审议会制度，推动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透明与广泛参与。
“新书架”栏目的两篇文章评论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著作《贸易的真相》。卓贤的文章以书中的内容为基础，概述了全球化带来的精英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之间、企业和国家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三重利益冲突，运用罗德里克关于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剖析了这些冲突如何造成了当前的全球化困境。与罗德里克的观点相呼应，他也指出，理性且可持续的全球化应当综合考虑国内政策，以防止民粹主义的反弹导致全球化的倒退，同时也要借助观念创新的力量推动国内改革，以防止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群体的利益固化。秦勇的文章概述了《贸易的真相》一书的主要内容，并针对罗德里克关于经济学理论结论的有条件性和政策灵活性，讨论了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相关的三个问题，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政府与社会公平，以及政治哲学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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