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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美国创新结构: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告诫

来源于 《比较》 2019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9年10月01日
文丨阿希什·阿罗拉 沙伦·贝伦佐 安德烈亚·帕塔科尼 徐政奎

6.政策环境

  本节简要探讨了公共政策对美国创新生态体系产生的一些影响。

  6.1反垄断

  如第2.2.2节和第3.2节所示,过去一直激励很多大企业成立或扩大实验室的一个因素是它们在反垄断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担心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过度集中在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手中,因此限制大企业通过并购发展壮大的能力。在此期间,如果大企业希望扩张自身规模,它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投资于内部研发。

  反垄断政策不仅激励了大企业投资于内部研发,有时还有助于技术扩散。这方面的突出案例是1956年司法部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贝尔系统签署的“合意判决”(consent decree)。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反垄断判决(Watzinger et al.,2017)。这份判决书强迫贝尔将当时自己持有的所有专利免费提供给所有美国公司使用。因此在1956年,有7820项专利可供公众免费使用(占到美国未到期专利总量的1.3%)。这些专利涉及的技术多半是由贝尔系统内负责研究的子公司——贝尔实验室研发出来的。(*19.Moser and Voena(2012)也发现强制许可大幅刺激了创新。他们检验了一战后在《对敌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下推行强制许可的情况,以探究强制许可对美国发明创造产生的影响。他们分析了近13万件化工业发明,表明强制许可使国内发明增加了20%。

  强制许可大幅提升了其他机构以贝尔的专利为基础开展后续创新的活动。瓦辛格等人(Watzinger et al.,2017)的估算研究表明,后续创新增加了14%,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尽一致。在电信业,由于贝尔继续采用了排他性措施,所以后续创新没有大幅增长。然而,在电信以外的产业,后续创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增长了21%)。这主要是受到新企业和小企业的驱动,而且它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贝尔因激励弱化而减少的创新。瓦辛格等人在深入的案例分析中展示了这份判决书如何加速了晶体管技术的扩散,而晶体管技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很多观察者都认定这份“合意判决”对美国在二战后的创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创造出全新的产业。正如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强调的那样:“在商业半导体业的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进展……是1949年对[贝尔系统]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商业半导体业由此‘切实地在美国萌芽生长’……贝尔实验室的自由许可政策和很多重要人物之间直接产生了关联,这些重要人物包括离开贝尔实验室创建了德州仪器的戈登·蒂尔和同样离开贝尔实验室,受贝克曼仪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支持在帕洛阿尔托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的威廉·肖克利,由此……开启了硅谷的繁荣之路”(Wessner,2001,第86页,转引自Watzinger et al.,2017)。

  彼得·格林德列和戴维·蒂斯(Peter Grindley and David Teece,1997)等学者对此持相同看法:“受到[反垄断政策]影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许可政策一直是对经济发展最无人喝彩的贡献之一。考虑到它在国内外创造出来的财富,它的贡献或许远远超过‘马歇尔计划’”(转引自Watzinger et al,2017)。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在反垄断问题上受到的压力逐渐减弱,而且除了内部研究以外,企业还可以通过收购发展壮大。企业投资于内部研究的激励随之减弱。然而,随着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业界巨头持续扩张并积聚市场力量,政界对此的强烈反应和更加严苛的反垄断审查或许会卷土重来。就像杜邦和贝尔在20世纪时那样,这些新兴经济巨头或许会利用自己的研究以及它们对军事及/或地缘政治的影响,抵制咄咄逼人的反垄断措施。

  6.2《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与大学研究

  有很多政策引导了研发和商业化的进展。本文主要研究了与大学研究商业化息息相关的一项政策,即《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经济学人》称它“或许是美国颁布的最激动人心的法案”。这部法案于1980年由国会推出,旨在推动大学科研的商业化进程。(*20.https://www.economist.com/technology-quarterly/2002/12/12/innovations-golden-goose.)它废除了之前美国政府对大学创新的所有权,将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研究的所有权赋予大学。尽管我们对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鼓舞科研持不可知论,但《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不可能完全填满企业从科研中撤出后留下的缺口。

  改变发明成果的产权是否会激励大学研究的商业化进程?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譬如,尽管1999年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率几乎是1980年的5倍,但莫维利和萨姆帕特(Mowery and Sampat,2004)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导致当时的发展趋势出现结构性转变。还有学者(Ouellette and Tutt,2019)利用当时最大的数据库重新探究了一个问题:发明家从专利使用费中获得的比例较高时,是否会促进相关发明活动?他们发现官方的专利使用费分成政策提高发明家在专利许可收入中的分成占比后,并没有促使学界创造出更多专利。此外,他们还探究了大学里最活跃的专利权所有者在大学之间的流动情况。他们研究了130起横向调动,并计算了发明家在之前就职的机构和调动后的机构工作时分别从发明使用费中获得的预期比例,由此否定了一个假设,即持有专利较多的学者往往会流动到自己能获得更高专利使用费分成的学校。

  与此相反,维德和琼斯(Hvide and Jones,2018)发现产权分配对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探究了挪威中止“教授特权”(professor’s privilege)后产生的影响。挪威推行这项改革后,原先大学研究人员完全拥有其发明所有权(即“教授特权”)的体系,彻底转向了发明者只拥有少部分产权的体系(剩下的产权归大学拥有),这和美国当前的体系完全一样。这项改革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影响完全在意料之中。发明的所有权从研究人员转移到大学后,发明的质量和数量双双下降,而且大学研究人员创建的初创企业减少了50%左右。专利申请率的下降幅度与此大体相当。挪威推行这项改革后,大学研究人员成立的初创企业相对于控制组增长放缓,大学专利被引用的次数也下降。总的来说,这项改革降低了研究人员持有的专利比例,看起来已经抑制了大学创新。

  尽管《拜杜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很可能提高了大学研究人员在商业化活动中的参与度,但看起来这种影响并不大。此外,它建议的机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初创企业和大学分拆企业开发大学的发明成果,而这些企业需要得到私人投资者或风险资本的支持。这些措施不仅影响了技术进步率,而且影响了技术发展的方向。

  6.3任务导向型机构

  企业实验室在美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们的研究指明了具体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重视研究成果的潜在实用性并不是企业实验室特有的特点。

  马祖卡托(Mazzucato,2018,第804页)将任务导向型政策定义为“依靠前沿知识实现具体目标的系统性公共政策”。这些目标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和能源高等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Energy, ARPA-E)等机构提出的。在美国,任务导向型机构已经相当成熟地主导了用于科研的公共资金(Mowery,1997;Sampat,2012)。譬如2008年,仅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一家机构就资助了美国近30%的医学研究。

  阿祖莱等人(Azoulay et al.,2019)探讨了研究经费中的“高等研究计划署模式”的显著特点。首先,它必须有可能围绕技术任务或一系列全局目标组织研究方向。譬如,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任务是“对国家安全领域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关键投资。”(*21.https://www.darpa.mil/about-us/mission.)阿祖莱等人(2019,第88页)强调:“对处于S曲线初始阶段的技术领域,高等研究计划署模式得到了优化,在这个阶段,技术已经出现,但相对来说无人涉足,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高等研究计划署模式支持的研究以任务为导向,所以与基础研究截然不同。此外,由于它关注的不是取得递增式进展,而是实现“具有变革性的进步”,所以也不同于纯粹的应用研究。高等研究计划署资助的研究或许会将学科前沿大幅向前推进,但这只是它在实现重大技术进步这一主要目标时产生的附带结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高等研究计划署这类机构与大学、政府实验室和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大小企业携手合作。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资金一直行之有效地支持了小规模科技企业的增长。这些企业迅速认识到创新对其生存的重要性,而且往往对小额资助而非大型国防合同做出更积极的反应(Mazzucato,2015)。总体上,军队采购在半导体和激光等很多科技类产业中大力推动了分拆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创新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甚至资助卡内基梅隆大学等众多美国大学开设计算机科学系,支持培育科技人力资本。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官员作为商业和科技的中间人,介绍大学研究人员与有志于创业的企业家相互认识;他们还帮助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人相互对接;寻找大企业对已有科技进行商业化;或者协助企业获取政府采购合同以支持科技的商业化进程”(Mazzucato,2015,第77页)。马祖卡托得出的结论是,借助这个全新的生态体系,“政府有能力在动员大企业、小企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开展创新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同上,第77页)。

  要想评估任务导向型机构及其资金对技术变革产生的影响绝非易事。人们一直盛赞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因为它不仅开发出重要的军事科技(如精密武器和隐身技术),而且对很多根本性的民用创新做出了贡献,如因特网、自动语音识别、语言翻译和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如前所述,联邦政府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的资金大幅上升,从1980年的25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290亿美元。这或许对生命科学企业做出了贡献,使它们没有像其他产业那样撤出科研力量。(*22.Azoulay et al.(2018)发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刺激了私营部门的专利申请活动:国立卫生研究院投入的资金每增加1000万美元,私营部门持有的专利会增加2.7个。与支持初始研究的资金不同的是,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中有一半创造出可用于治疗疾病的专利。他们估算了文献中记载的专利的市值,发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每增加1000万美元,企业的市值会增加3020万美元。他们还研究了新药累计订单金额的平均贴现值,发现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每增加1000万美元,新药的销量会增加2340万美元至1.874亿美元。

  在大企业逐渐放弃内部研究的环境下,任务导向型机构在支持公私研究方面发挥的重要性可能日益突出。马祖卡托(2018)和阿祖莱等人(2019)就如何为任务导向型机构配备人员并组织和管理它们提出了宝贵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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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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