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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在设计和大数据时代的作用

来源于 《比较》 2019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9年10月01日
文丨马修·杰克逊

  *Matthew O.Jackson,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文收录于即将由Springer出版的、由Jean-Franois Laslier、Hervé Moulin、Remzi Sanver和Williams S.Zwicker主编的文集《经济设计的未来》(The Future of Economic Design)。感谢作者授权翻译发表。——编者注

  **作者衷心感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的资助,项目号为SES-1629446;感谢Salvador Barbera、Gabe Carroll、Ashley Piggins和Ariel Rubinstein的有益评论。

一、经济学家寻求的身份定位

  为了评估经济理论和经济设计的未来走向,我们不妨首先思考经济学家到底做什么,经济理论和经济设计能融入哪些领域。有关这些问题和一些自然的历史进程,众说纷纭。(1.这一清单根据Beatrice Cherrier的一篇博文改编拓展而成,该博文题为“From physicists to engineers to meds to plumbers:Esther Duflo rediscovering the lost art of economics”。该文发布于2017年1月7日。我从她的这篇文章直接得到了有关这一清单的灵感。想要获知更多关于经济学研究随时间改变的讨论,请查阅Backhouse and Cherrier(2017)。)

  1.艺术家和伦理学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以区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而闻名,前者研究“是什么”,后者关注“应该如何”(Keynes,1904)。他区分了经济学家的两种角色:经济学家的实证角色是“规律”的揭示者,而经济学家的规范角色是描绘理想蓝图的“伦理学家”和“塑造知觉”的“艺术家”。对于所有学习制度设计以实现某些理想的经济学家来说,老凯恩斯的实证和规范之分都是根本性的。此外,经济学的规范作用为经济设计埋下了最初的种子。但是,老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注重学术论辩,实践设计尚未兴起,更不必说现代经济设计的范式了。

  2.科学家

  毋庸置疑,保罗·萨缪尔森是将经济学从一个论说领域转变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关键人物。(2.《萨缪尔森谈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记录了PBS News Hour栏目中保罗·索尔曼(Paul Solman)对萨缪尔森的采访,发表于2009年12月24日。以下是对这篇访谈的部分摘录,我们可以由它一窥萨缪尔森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微妙态度和谨慎思考。

  萨缪尔森:经济学并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是艺术和科学元素的结合体。这是有关经济学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门和最后一门课:在我看来,我们永远达不到精确,但是我们正在完善我们的数据库和处理数据的方式。

  索尔曼:我曾向[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不逊于物理学。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物理学可以解释一片树叶如何从树上掉落,以及这片树叶经历的一切,但是它无法告诉你树叶将要落在何处。经济学也是如此。

  萨缪尔森:我认为相较于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更需要明智而审慎地使用科学方法,因为通过可行的受控实验,物理学家可以引领我们,我们不会误入歧途;但是在经济学中,教条和误解会让我们很不幸地走错方向。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除萨缪尔森之外的其他人也对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进行了思考,讨论了模型和经济理论所起的作用(也可参见Hausman,1989;Davidson,2012)。)他不仅为经济学奠定了较之以往更加严谨的数学基础,而且对它持一种全新的看法:经济学致力于使用科学方法揭示因果,由于涉及的体系非常复杂,经济学需要谨慎的说明和准确的推理。萨缪尔森倡导的缜密模型对当代的经济设计至关重要。

  3.寓言家

  将经济学视作一门科学的观点遭受了两重阻力:一重来自圈外人,他们怀疑经济学形式化的价值;另一重来自圈内人,他们对经济学模型持不同态度。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2005)提出了经济学模型更基本的作用,他说:“对我而言,经济学是一系列为经济学家接受和运用的观念与惯例。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化。”他将经济模型视作“寓言”(Rubinstein,2012):“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徘徊……建立模型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澄清概念、评估假设、证实结论的唯一方法,也是当我们回归现实生活时可依凭的洞见之源。”

  4.工程师

  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2002)将经济学家视作工程师的观点催生了一种对经济模型更务实的看法。罗斯将经济设计与经济学的关系类比成工程设计与物理学的关系。微观经济学家的工程师角色与机制设计文献一起成长。列昂尼德·赫维兹(Leonid Hurwicz,1972,1973)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分权化经济体系提出的问题为这些文献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理论经济学家对机制执行、拍卖设计、匹配和代理理论的研究从多个方向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学家身为工程师的理解。(3.Jackson(2014,2001,2013)综述了机制设计、执行、匹配和拍卖设计的文献。若想了解对市场设计的近期讨论,参阅Kominers et al.(2017)。)

  然而,最终将经济理论的设计部分分离开来的,是一股将知识直接付诸实践的推力。能清晰无误地应用经济理论的场合总是少数,比如将市场和拍卖相匹配,遇上这些场合部分出于偶然。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克服制度障碍以贯彻新的市场设计的不懈动力,许多开创性的成功案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5.水管工

  埃丝特·迪弗洛的观点(Duflo,2017)在阿尔文·罗斯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在她看来,经济学家不仅进行实用的设计,而且如同水管工一样确保相关领域内的事物正常运转,当未曾预料的问题出现时,他们还需要修修补补。(4.Ashly Piggns向我指出,这一观点可追溯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果经济学家都能让他们自己被视作如同牙医那样谦逊而能干的一群人,那就太棒了。”见《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1931)“第五章未来”。)这反映出新一波发展经济学家的见解,他们在实施一系列改善人类生活的项目方面,正面临着紧迫的现实挑战。

  随着可用工具和数据的增多,经济学家在实践方面的雄心自然也越来越大。经济学家过去总是独自行动,探索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而他们现在会组成团队来解决那些涉及多种专业知识的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论文发表模式中看出这一转变。1983年,顶尖期刊刊发的文章中仅有46%是合著的,但是到2011年,几乎80%的文章都有合著者,而超过30%的文章有三位及以上的作者(Hamermesh,2013)。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这一趋势将日益显著,因为我们越来越关注那些需要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分析数据和测试新政策方案的问题。例如,在我和班纳吉等人(Banerjee、Chandrasekhar、Duflo and Jackson,2013)共同参与的项目中,我们研究了小微金融在一系列印度村庄中的扩散,而这一研究需要将扩散的信息理论化和模型化,收集与人们的网络结构有关的数据,然后将模型与数据拟合。几十年前,收集75个村庄的数据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5.第一个达到如此规模的网络数据库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Add Health数据库,但它是一个涉及巨额资金支持的特殊项目。现在,随着平板电脑和其他技术进步使收集和录入数据更加便捷,这种规模的数据库对于很多研究团队来说都是可行的、成本也是可控的。)也没有任何一台电脑能将丰富的模型与数据拟合。我们在研究中得出的初步成果引导我们设计出用于确定核心个体的新方法,随后我们可以在另外的213个村中开展田野试验(Banerjee et al.,2015)。如果没有理论、数据和数据分析的联合,或者没有现代科技和计算能力,我们就无法得知小微金融是如何扩散的,也无法确定它怎样才能更好地扩散。

  技术进步使我们可以研究更复杂的系统,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鲁宾斯坦眼中的经济学家作为寓言家的那份人类关怀,也要如罗斯和迪弗洛建议的那样,愿意挽起袖子干那些社会需要的粗活累活。如果经济学家不参与政策和制度的设计,那么另一群人将接手这一任务,而他们往往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工具以建立并检验模型,也意识不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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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杨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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