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改革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对近期相关证据的回顾

　　*Douglas A.Irwin，达特茅斯学院John French经济学讲席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编者注

　　*作者感谢Chad Bown、Anne Krueger、David Lindauer、Nina Pavcnik、Robert Staiger和Alan Winters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原文“Does Trade Reform Promote Economic Growth?A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 25927）。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看法。

　　1.前言

　　经济学家回顾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时，常常会把它视为一个非凡的时期。在此期间，贸易改革的巨浪席卷了发展中国家，大幅提升了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对于那些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国家，它们降低进口管制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举措，是否会以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长或生产率提高等形式获得回报？

　　杜大伟等人(Dollar，1992；Sachs and Warner，1995；Edwards，1998)早年发表的文章提供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贸易开放会提升经济表现。不过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Rodríguez and Rodrik，2000，第266页）毫不留情地痛批了这些文章，认为“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尚无定论”，目前提出的观点“远没有得到坚实的经验基础的支撑”。①Edwards (1993)也严厉批评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这个问题开展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国别案例分析为主，对出口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简单的回归计算。

　　从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就这个领域开展的上一次研究以来，已过去了20年。我们有很多理由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首先，早期的很多研究采用的样本期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很多国家的大规模改革刚刚启动。由于我们需要一定时间来确定政策调整是否产生了经济回报，所以在那个时候评估改革的影响为时尚早。近年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数据，可用来评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展的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

　　其次，自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较早的文献发表以来，有更多国家推行了贸易改革，使我们分析国别经验时可用的样本规模超过了之前研究使用的样本。譬如，萨克斯和沃纳 (Sachs and Warner，1995)发布他们的研究时，中国和印度被视为与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一样的“封闭”经济体。这类经济体为我们分析贸易体制开放程度提高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更多证据。

　　再次，近年来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新兴的经验研究方法，解决了之前研究引发的很多担忧。现在的研究重点已经从横截面（即两个国家间的）对比转向改革后的国内增长情况。此外，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利用结构性更强的“反事实”情景判断改革的结果，对以上研究起到补充作用。此外，对具体国家的实证研究和基于模型的模拟研究重点关注了贸易壁垒降低会通过哪些渠道改善经济表现。这些文章常常会利用降低贸易壁垒后对不同行业产生的不同影响来确定进口增长对国内生产商的影响，并聚焦成本下降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如何提升制成品生产商的生产率。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关于贸易改革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借此帮助我们理解学界在探索这两者的关系时取得了哪些进展。①Winters and Masters (2013) 对这个领域的部分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内容不够全面。Baldwin (2002)和Winters (2004)等其他更早的调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开放性”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贸易政策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中反映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发现，即平均来说，贸易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各国的具体程度相去甚远。无论采用什么分析方法，采用哪些贸易政策指标，也无论研究范畴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此外，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更显著的证据支持了“降低中间产品的关税会提高本国制成品生产商的生产率”这个观点。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发现表明贸易改革具有积极意义，而不像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的批判性研究那样，认为贸易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可知论。

　　近年来有两个不尽相同但又息息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的发现与以上对贸易改革的积极评估结果不谋而合。首先，近年来经济学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贫困国家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富裕国家，所以赶不上后者的发展步伐，尽管有证据认为存在着“趋同俱乐部”。帕特尔等人(Patel、Sandefur and Subramanian，2018)发现，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各国从1990年左右开始出现无条件的收入趋同，但在1995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没有发现政策改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伊斯特利（Easterly，2001）为自己的著述列出的副标题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政策改革后依然停滞不前”，并且在后来的文章中(Easterly，2005，第1017页)得出以下结论：“尽管极其糟糕的政策可能毁灭所有促进增长的机会，但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本身不一定为国家实现稳定的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伊斯特利 (2018)利用最新数据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后，发现政策和经济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著改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正如他所说：“如果说过去的典型事实是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导致人们广泛质疑经济改革的价值，那么新的典型事实应该会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积极。”

　　本文先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贸易改革浪潮，随后回顾了各种研究方法如何探究贸易改革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如跨国回归法、合成控制法和实证/定量国别研究），并探讨了它们各自的优劣。

　　本文重点关注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贸易改革意味着单边降低贸易壁垒）。我们没有涉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如贸易和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弗兰克尔和罗默等人(Frankel and Romer，1999； Noguer and Siscart，2005；Feyrer，即将发表)研究了这个问题。对贸易改革的研究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现，即外生贸易增长对国民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显著。①Rodríguez和Rodrik认为，如果控制了遗漏变量（如制度或国家与赤道之间的距离），那么Frankel和Romer的研究结果并不稳健。Feyrer创建了一个随时间变动的地缘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该地缘工具以空中旅行与海路旅行的对比情况为基础）。这个时间序列变化考虑了如何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消除非时变变量产生的偏差（这些非时变变量包括历史形成的制度或国家与赤道之间的距离）。贸易对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其弹性系数约为0.5（这意味着贸易每增长10%，会使国民收入增加5%）。并不是所有研究都得出这个结果。譬如，Pascali (2017)研究了1870年至1913年这个时期，发现在此期间，只有采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受益于一体化程度上升。其他研究评估了改善市场准入（如降低交通成本）带来的益处。Donaldson (2015)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这些文献多半关注了印度和美国拓展铁路网以及中国和美国拓展公路网后，给本国带来的区域性增长。然而，削减贸易壁垒的政策决定提升贸易后，对收入产生的影响不一定等同于其他因素（如贸易成本下降）驱动的外生贸易增长对收入的影响。本文没有检验贸易壁垒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横截面关系，①Yanikkaya (2003)对1970年至1997年的情况进行跨国分析后发现，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DeJong and Ripoll (2006)也研究了关税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入微。Nunn and Trefler (2010)记录了国家关税结构的技能偏向与人均收入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跨国正相关可能只反映出以下事实：低收入国家的关税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而且增长速度更快；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但它们下调关税的速度超过后者，因此发展速度也超过后者。无论事实究竟如何，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关税水平，而不是关税变化情况，所以没有检验贸易改革对国内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是将重点放在国家自身的贸易壁垒发生变化（即开展贸易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②本文的研究重点还在于一国自身推行的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外国市场开放对出口国产生的影响。

　　本文没有探究贸易改革对国内分配产生的影响，如贸易改革如何影响不平等（Pavcnik，2017）、劳动力市场调整（McLaren，2017）或贫困率（Winters and Martuscelli，2014）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Artuc、Porto and Rijkers (2019)近期发表的文章研究了如何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入增长总量与不平等程度加深造成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他们计算了贸易给很多国家带来的静态收益，研究了它如何对家庭收入造成影响，并利用Atkinson的社会福利函数评估了它造成的结果。他们发现45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上升，9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下降，家庭支出的静态收益平均达到1.9%（其中没有考虑提升贸易自由度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水平因为贸易自由化而加深，但在社会福利函数中，收入的增长程度往往抵消了不平等加深的程度。。本文也没有研究自由贸易协定(Baier、Yoto and Zylkin，2019)或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如欧盟）降低贸易壁垒后产生的影响(Campos、Coricelli and Moretti，2019)。

　　近年来的研究找到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前沿科技之间的距离更遥远，因此在实现追赶增长方面有相当丰富的机遇。尽管很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里采取了贸易改革，有时改革力度还相当大，但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全球贸易参与度时，它们获取的回报可能最为可观。④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OECD国家进一步大幅推动贸易开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削减贸易保护措施的规模。西班牙等国加入欧盟后不得不进一步打开国门，让更多竞争进入本国市场。请参见Prati、Onorato and Papageorgiou (2013)，Marrazzo and Terzi (2017)，Campos、 Coricelli and Moretti (2019)剖析这些改革与其他改革带来的收益。

　　2.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浪潮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都广泛采纳了大量限制进口的政策(Krueger，1984)。这类政策远远不止开征高额进口关税。它们还包括在货币高估的同时采取外汇管控和支付限制，以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复汇率制度等数量限制措施。

　　之后，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同时间点先后开始降低贸易壁垒——通常进展缓慢，但有时也相当迅猛。有些经济体对本国（或地区）贸易体系的定位进行翻天覆地的调整。早期推行贸易改革的经济体有台湾地区（1958—1962年）、韩国（1964—1968年）和智利（1974—1979年）等。巴西（1964—1968年）、印度尼西亚（1966—1971年）和阿根廷（1976—1982年）等国曾经短暂地推行过贸易自由化，但随后就回归贸易限制政策，而且限制程度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980年，推行贸易改革的国家仍然相对较少。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改革的浪潮。很多国家迅速打开国门，开放本国市场(Dean、Desai and Riedel，1994)。它们常常通过本币贬值和统一汇率这两种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允许出口商把赚到的外汇留在自己手里，减少许可证和数量限制，随后下调关税——下调关税往往是此类政策组合中最后采用的手段。它们通常先下调中间产品的关税，随后再下调消费品的关税（有时后一部分工作启动的时间相当晚）。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从总体上描绘这一时期普遍出现的变革浪潮。图1根据萨克斯和沃纳(1995) 提出并由瓦齐亚格和韦尔奇（Wacziarg and Welch，2008）进一步深化的分类方法（下文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展示了从“封闭”经济体迅速转变为“开放”经济体的国家数量。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改革国家寥寥无几，但在1985年之后的10年里，进行政策调整的国家数量大幅攀升。

　　图2展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稳步下降，在90年代，下调幅度更显著，随后下调速度略微放缓。有研究(Martin and Ng，2004)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从1983年的30%下调至2003年的11%。他们发现关税下降的幅度中有3/4来源于国家自己采取的单边行为，只有5个百分点的关税下调反映了各国在1995年开始生效的乌拉奎回合谈判中做出的让步。①Finger、 Ingco and Reincke (1996)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因为乌拉奎谈判的结果下调实际适用的关税。它们在此次谈判中做出的让步体现在约束性关税（bound tariffs）的下降上，而约束性关税仍然显著高于它们的实际执行关税。譬如，阿根廷将约束性关税的数量从关税细目的17%提升到100%。巴西也把本国约束性关税的数量从关税细目的16%提升到100%，不过它的约束性关税税率为29%，实际适用税率为12%（请参见Finger、Ingco and Reincke，1996）。

　　图3展示了各个地区下调关税的情况并不对称。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初始关税水平极高，但它们大幅下调了关税，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下调关税的幅度也很大。相反，非洲和中东的关税政策几乎没有变化。

　　人们研究关税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非关税壁垒对进口造成的障碍常常超过出入境关税的影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政府都曾利用外汇控制进口。出口商被迫向央行交出外汇收入，而国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又使它们的进口支出基本固定(Bhagwati and Krueger，1973)。从本质上说，当各国高估其货币或者国际收支遇到问题时，往往会实施或加强外汇管控措施，但我们很难衡量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图4用两个间接指标描述这些政策。其中一个指标展示了未采用统一汇率的国家的比重（如采用复汇率或除了官方汇率还存在平行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类国家的比重稳定下降。另外一个指标展示了出口商必须将外汇收入缴给政府的国家比重（即出口缴汇要求）。这个指标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直线下滑。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烈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这些措施开放市场。看起来它们坚信这些努力必将收获丰厚的回报。

①请参见Edwards (1997),Krueger and Rajapatirana (2003)，以及 Jinjarak、Salinas and Tsikata (2013) 的著述了解世界银行的观点。Wei and Zhang (2010) 的著述展示了IMF支持各国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证据。当时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此的态度要谨慎得多，《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刊登的两篇重要文章反映了这种心态。罗德里克(Rodrik，1992,第90页)认为，自由贸易体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推测“对于当前的政策没有太大帮助”。他又补充说，“在80年代采取了激进贸易改革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尚未明确发现贸易自由化直接提升了效率，或者说这种影响即使存在，可能也很有限”。多恩布什(Dornbusch，1992,第73页)欢迎各国开展这种改革，但强调，“衡量贸易改革效益的工作使我们屡屡受挫。尽管对贸易政策的讨论时常让我们感到，贸易体系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奇迹，而且绝大多数观察者坚信贸易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系统性的定量研究未能表明贸易政策本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统派理论认为削减贸易壁垒会提高效率。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削减贸易壁垒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力的解释是贸易改革会提升效率，从而潜在地推高GDP，提升转型增长率。这与当前的GDP水平与潜在GDP水平之间的差距构成函数关系。转型增长率提升的量级取决于效率提升（即生产率提高）或要素积累（即加大投资）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潜在GDP，以及当前的GDP需要花多长时间完成向潜在GDP的趋同，各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存在巨大差异。（与贸易或其他问题相关的）改革力度有限且采用渐进式推进策略时，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经济增长会马上出现爆炸式增长。但如果一个国家远远落后于科技前沿，而新的贸易机遇可以帮助它获取先进技术，那么它的经济很可能会加速增长。

　　即使假设贸易改革确实影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多种因素会在同一时期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那么研究者如何能够确认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要想把某个单一因素产生的影响分离出来难如登天。社会科学家很难开展各国之间只在贸易政策上有差异的自然实验。为了说明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需要收集整理相关经验证据，运用不同方法识别贸易改革的相关事件，并开展多种反事实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