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贸易改革产生影响的渠道：对中间产品征收关税
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2000)认为，要想在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般性的经验关系是“徒劳的”，更有可能取得成果的是，利用微观经济证据说明贸易政策可能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产业或公司层面的生产率。在过去20年里，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的微观经济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①请参见De Loecker and Van Biesebroeck (2018)了解最近的研究。
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公司层面的数据越来越完备，研究者得以通过它们确定推行贸易改革或开放出口后的经济调整。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它不依赖于一个综合指标衡量贸易政策，也不用单一年份记录贸易改革的启动时间。相反，关税等具体衡量方式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国家经济中不同行业在保护程度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壁垒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由此创造出新的方式来衡量各个行业受到外国竞争冲击的差异有多大。由于贸易政策措施在不同行业多有不同（如各个行业的初始关税水平存在差异，它们下调关税的速度各不相同），所以关税变化有助于确定该进口壁垒下降产生的影响（即进口壁垒下降对产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等结果变量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需要详细调查对象国，其代价是研究结论不一定能推广适用于各国。此外，生产率等属于公司层面或产业层面的结果变量很难衡量。譬如，人们常常使用的标准方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利用经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收入作为产出的代理变量）进行估算，并将实际产出与（基于资本、劳动和实物投入的）估算产出之间的差额（残差）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德勒克(De Loecker，2011)认为，政策调整会影响价格和需求，所以用这种方式衡量的生产率与贸易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新方法比起过去的研究方法改进了很多。
此类文献多半聚焦于一个共同的问题：下调关税（即下调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关税）会使国内生产者面临的竞争加剧，从而是否有助于提升行业效率。很多文章记录了下调制成品关税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Tovar (2012)研究了哥伦比亚下调汽车关税后的情况。他发现每辆汽车给消费者带来3000美元左右的收益。Sheu (2014)研究了印度逐步废除对进口打印机征收20%关税后的情况，发现这项举措促使打印机进口量激增。她从中分析整理出三个因素——低价、优质和品种多——这些都能提升消费者福祉，同时她发现进口品质量提升，是推动贸易带来裨益的最重要因素。价格对此的贡献相对次之，品种多样化的贡献再次之。这些因素对不同买方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其中小企业获得的益处最为明显。降低贸易壁垒会通过两种方式提高生产率。首先，正面竞争加剧，迫使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使自己在市场未变的情况下占据更多竞争优势。其次，制成品贸易增长，使国内的采购公司有机会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中间产品来生产制成品。中间产品的可得性提升后，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走低，同时质量和种类明显改善，对制成品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会提升效率。中间产品的关税下降促使制成品生产商提高生产率，已经成为这些研究的首要关注点。Feenstra、Markusen and Zeile (1992)探讨了一个理论，即制成品生产商可以获得新的半成品且现有半成品价格水平下降时，他们的生产率会提高。绝大多数研究无法直接衡量企业是否因为贸易采纳了新技术，但Bustos (2011)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研究了巴西下调关税对阿根廷出口公司产生的影响，发现巴西对某些关税的下调幅度更大时，其对应行业的阿根廷公司提高技术投资的速度会超过关税下降幅度较小的行业的公司。这项研究不同于人们对“阿根廷贸易政策变动如何影响本国公司”这个问题开展的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出口市场准入，而不是国家调整本国进口政策产生的影响。
表2总结了这个领域开展的部分研究。帕维克尼克(Pavcnik，2002)研究了智利制造业对1979年至1986年竞争加剧时做出的反应，发现削减进口壁垒对生产率产生了影响。她将面对贸易自由化的行业（即进口竞争行业和出口导向型行业）与生产非贸易商品的行业进行比较，以区分进一步开放贸易和其他渠道分别对生产率的影响。她发现进口竞争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比非贸易品生产行业的生产率高出3%—10%。竞争加剧可能提高了生产率，尽管生产率提升有不少是因为现有企业被迫退出，平均来说，被迫退出的企业比继续生产企业的生产率要低8%左右。
 |
费尔南德斯 (Fernandes，2007)按同样的方式研究了1977年至1991年的哥伦比亚，以探索外来竞争加剧时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在这一时期，哥伦比亚各制造业的保护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费尔南德斯发现，关税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强有力的积极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企业和产业的异质性、实际汇率和周期效应后，依然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与诸多变化息息相关，如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多、技能密集度提高和机械投资上升，以及产出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之间的再配置。初期面对竞争较少的产业受到的影响更显著。
巴西是学界重点研究的另外一个国家。人们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①Ferreira and Rossi (2003)在行业层面开展的估算研究表明，巴西早期的贸易自由化（1988—1990年）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升了6%，对劳动生产率也产生了类似影响。穆恩德勒 (Muendler，2004)发现，有证据表明外国竞争的压力大幅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但采用外来生产投入品对生产率的变化只发挥了次要作用。肖尔(Schor，2004)认为，外来竞争加剧会提高生产率，但能够获得蕴含先进外国技术的新型投入品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现在有更多完备的数据展示进口中间产品的使用情况，使研究者得以更加清晰地追踪这个渠道。阿米蒂和科宁斯(Amiti and Konings，2007)利用印度尼西亚在1991年至2001年公司层面的进口投入品数据开展研究，发现下调投入品关税对生产率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投入品关税下调10 个百分点，会使进口公司的生产率提升12%；将产出关税下调10 个百分点，会使生产率提高1%—6%。尽管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确定生产率是通过哪个渠道得到了提升，但进口公司受到的影响明显超过非进口公司，表明进口投入品中蕴含的科技不断累积，使进口公司直接受益。②我们也可以从发达经济体身上看到类似的效应。Halpern、Koren and Szeidl (2015)利用匈牙利进口商的微观数据研究了进口投入品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所有投入品都采用进口品时，会使公司的营收生产率提升22%，其中约一半来源于外来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他们认为匈牙利在1993年至2002年实现的生产率增长中，有1/4归功于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加。
有研究者(Kasahara and Rodrigue，2008)利用智利的数据进行研究后，确认了一个企业从不进口中间产品转变为进口外国中间产品后，企业的生产率会立刻上升。尽管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点估算值不尽相同，但就连组内估算值也表明进口使生产率提升了2.6%（他们怀疑组内估算值向下偏倚）。他们还发现有证据表明采用进口材料会产生积极的动态影响。
很多学者对印度在1991年推行的贸易改革开展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托帕罗瓦等人(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利用各个行业在自由化程度上的差别评估贸易改革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下调关税普遍加剧了竞争，迫使面对竞争的公司提升自己的效率。下调进口投入品关税提高了这些产品的可得性，帮助它们的采购方提高采购效率。比起制成品方面的竞争加剧，能够获得价格更低的生产投入品对生产率的驱动效果更强。
对于印度在1989年至1996年开展的贸易政策调整，制成品关税下调使生产率提升了1.7%，中间产品关税下调使生产率提升了10.6%。因此，下调生产投入品的关税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下调制成品关税对竞争的促进作用。在受到严格管制的行业，公司的生产率并没有太多改善，这要么是因为它们没有对竞争压力做出反应，要么是因为它们无法在改革后随心所欲地调整自己的生产技术。
戈德堡等人(Goldberg et al.，2010)将印度下调生产投入品关税的措施与下游公司扩大生产范围的现象联系起来。他们发现投入品关税下调幅度最大的行业，引进的新产品更多。在印度公司新增的产品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生产投入品的关税下降促成的。如果用产量、全要素生产率或研发支出衡量，那么下调生产投入品还提升了公司业绩。这些研究者将所有变化分为“价格”和“种类”两个渠道，发现进口投入品的种类增加会带来显著的收益。除了现有进口品价格下降产生的传统收益外，进口品的种类增加还会使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每年额外下降4.7%。生产者可以得到的投入品种类增加时，它们受到的技术约束相应减少。它们有能力拿到很多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无法获取且更符合需求的新投入品。
其他很多研究将重点放在了另一个改革大国——中国上。布兰德特等人(Brandt et al.，2017)探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中国力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下调关税的情况，他们发现，下调关税使直接面对外国竞争的行业竞争加剧。他们对这种效应进行了点估算，发现中国的估算结果与印度的估算结果非常相似：产出的关税每下调1个百分点，成本加成会下降0.10—0.15个对数点。特别是国有企业，它们被迫提高效率并降低加成，以免竞争加剧导致自己关门大吉。下调关税带来的竞争促进效应对现存企业最为重要。新企业已经对此做好准备来进一步提高效率。布兰德特等人表明，下调投入品关税会提高下游采购企业的效率。投入品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产出价格会下降1.6%。
人们还发现下调投入品关税会以促进出口的形式降低国内生产商的成本。巴斯(Bas，2012)利用阿根廷企业层面的详尽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投入品关税下降幅度更高的行业，其生产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越高。阿米蒂等人(Amiti et al.，2017)探索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各个行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发现下调生产投入品关税降低了采购方的成本，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
总而言之，尽管下调制成品关税使国内生产者面对更多竞争压力，迫使它们提高生产率，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下调中间产品及其他投入品关税也是有益的。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下降，质量提升且品种增加，都有助于国内生产者提高生产率，使它们受益匪浅。①其他研究主要探索了墨西哥(Luong，2011)、越南(Ha，2015)和乌拉圭(Casacuberta and Zaclicever，2016)等国的贸易改革对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从总体上来说非常相似。
遗憾的是，这些文献没有提供衡量总体或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的指标。尽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是驱动总体生产率不断提升的重要力量，但贸易开放对总体生产率的贡献尚不明确。人们对贸易的作用仍然争论不休：在发展中国家，它究竟是扩大了制造业的规模，还是使制造业缩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出口制成品且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扩大贸易开放确实大幅提升了生产率。相反，对于出口自然资源或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开放会使制造业的总体规模缩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制造业规模下降造成的影响就会抵消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提升，进而拉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
6.定性和定量的国别研究
在经验证据方面长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人们经常对数据质量、分析方法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等提出质疑，这一点在跨国经验证据中尤为明显。其中最极端的是斯里尼瓦桑和巴格瓦蒂 (Srinivasan and Bhagwati，2001)，他们甚至拒绝所有跨国回归研究法，认为只有对不同国家的政策体制进行审慎的个案研究，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了解贸易改革产生的后果。
自那以后有不少国别研究探究了贸易改革的影响以及从中汲取的教训。在20世纪60年代末，OECD支持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特定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和工业化的丛书。其中最著名的两卷是巴格瓦蒂和迪赛的《印度：工业化规划》（India:Planning for Industrialization）以及利特等人（Little、Scitovsky and Scott）的总结性著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这两本著作均出版于1970年。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外贸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巴格瓦蒂(1978) 和克鲁格(1978)撰写的两卷本总结性著述。OECD和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都记录了内向型贸易、进口替代贸易的成本，以及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政策带来的好处。①世界银行的Belassa (1982，第57页)也关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行改革的国家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导向（trade orientation）已经成为导致各国收入增长出现差别的重要因素”。
199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七卷本研究报告《外贸自由化》（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涵盖了19个国家在1950年至1984年推行的36项自由化措施（80年代以后推行改革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和新西兰）。帕帕乔吉欧等人撰写的综述卷(Papageorgiou、Choksi and Michaely，1990，第 41页)信心满满地表示：“（贸易）改革在哪个国家都会见到成效——无论它们的初始条件多么不利，而且这些改革不会在短期内表现出严重的缺陷。贸易体制高度扭曲的政府无须担心设计完善的自由化方案会产生任何负面后果。”
这项大规模的研究条分缕析地描述各种改革情景，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不过它“一刀切”式的结论引发了不少批评意见。格里纳韦(Greenaway，1993)认为“他们表述这些结论时的笃定具有误导性”，而且由于很难区分贸易政策的影响与同期推行的其他政策产生的影响，所以这种表述使人们对各种贸易政策产生的结果得出“基于主观印象的”结论。科利尔 (Collier，1993)哀叹世界银行的研究缺乏分析框架的指导，担心他们选择的国家样本偏小，而且缺乏随机性。他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面对的困难也各不相同，很难对它们的改革进行宽泛的一般化，所以“很少有简单明了的经验规律”。②世界银行还对宏观经济调整出版了一部总结性报告(Little et al.，1993)，其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贸易改革。
定性的国别研究常常能提供宝贵的信息，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从不满足于此。看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要著作全面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改革历程。①Williamson (1994)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完备。他重点关注的是改革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它们对经济的影响。OECD、国民经济研究局和世界银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贸易改革。
经济学家更感兴趣的工作是以详尽的结构模型为基础开展定量的国别研究。研究者可以针对特定国家建立模型，并调整它们以匹配特定年份的国家数据，然后用这些模型模拟反事实情景，在这些情景下调整特定政策以了解它们对不同经济结果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的典范不多，因为研究者需要投入相对较多的资源，而得出的信息仅适用于描述单一国家，由此引发人们对其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质疑。
这类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康纳利及其合作者(Connolly and Yi，2015)对韩国的研究。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经济孤立转向促进出口（造成经济孤立的部分原因是保护过度）。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韩国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62年的2%上升至30%，它的经济增长如奇迹般不可思议。不过韩国的案例也引发不少争议，因为人们对于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人们不确定工业政策和其他因素是否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譬如，Westphal (1990)认为：“进口自由化并不是引导韩国走上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的一个重要改革因素。”人们尚不清楚他这里所说的“自由化”是包含了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只涉及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显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没有显著推动出口导向型增长，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则有待商榷。近期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综述，请参见Lane (2019)。
为了厘清贸易政策发挥的作用，康纳利及其合作者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韩国的数据进行调整，以模拟1962年初至1989年的贸易政策调整。这个模型几乎可以解释韩国的全部经济增长以及投资货物的进口增长。随后他们检验了三类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调整：（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取消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中间产品和固定设备的关税；（2）将一般关税率从70年代初的40%左右下调至1989年的13%左右；以及（3）《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促使其他国家下调对韩国出口品的关税。他们的模型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表明，在韩国的制造业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关税削减可以解释制造业人均增加值17%的增长。尽管这些追赶增长中有80%以上无法解释，但贸易政策本身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贸易改革使制造业工人的人均消费提升了19%（这里用消费衡量工人的福利）。
多阶段生产和进口投资货物是驱动韩国大幅提升效率的两个传导渠道，也是推高福利增长的主要因素。康纳利及其合作者认为，他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的研究结果为贸易政策改革对韩国增长奇迹做出的贡献设定了下限，因为它没有探讨贸易影响增长的其他机制，如进出口活动提高了学习或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及贸易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此外，他们无法用这个模型来研究产业政策或信贷补贴等因素。①Betts、Giri and Verma (2017)针对韩国建立了一个模型，以研究结构调整的影响，但没有直接探讨贸易政策的影响。
对外部效度的质疑一直没有平息，例如韩国经历的一切不一定发生在喀麦隆。除非其他经济学家也对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模型，否则不可能了解贸易改革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产生影响。然而，康纳利及其合作者对单个国家开展的详尽研究有助于我们分离出具体改革措施对经济表现的贡献，而且在多国回归中有效地替代单一指标变量。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