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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简史:《亚洲的戏剧》中的一章

来源于 《比较》 2019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9年06月01日
文丨考希克·巴苏

2.政治优先

  从事后看,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做到了其他独立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情。它首先投资于政治,确立民主、言论自由、独立媒体和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在某个层面上,全世界所有的进步领导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二战结束后,随着各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并独立,不仅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还有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都力图保持国家政治的稳定,并建立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但在大多数国家,这样的状况并未持续。政变、应对失策和贪求权力导致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发生民主崩溃,从而引发了军事统治和军事冲突。纵观1985年世界各地的民主,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呈现一幅黯淡的景观,而印度是其中的例外。

  印度的民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圣雄甘地、尼赫鲁和安贝德卡尔这样的早期政治领袖,以及像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贝利亚尔·拉马萨米(Periyar E.V.Ramasamy)和萨罗吉尼·奈杜(Sarojini Naidu)这样的进步作家和知识分子,然而,就像所有历史事件一样,运气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度有足够的应对措施。最后的结果便是,印度就像一个发达国家,形成了定期选举、进步的宪法、世俗主义、自由媒体和有实权的最高法院等政治设计和政治结构,在这方面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印度媲美。

  印度的缺点就是它的经济状况。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大量人口生活在赤贫之中、文盲分布广泛,印度数十年来一直在艰难跋涉,而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与印度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水平,随后各自的经济却以惊人的方式起飞。有人会说,经济缓慢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印度的民主和先进的政治,如果有一个独裁者,他早就已经把印度经济拉出贫困的恶性循环。我稍后会对此发表评论。但事实仍然是,不论从政治到经济的这种因果解释是否有任何可取之处,有两件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印度早期显著的政治成就和独立后至少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停滞。

  不过,对于我的这个断言主张,有两点需要补充。首先,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在最初几十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整体的年增长率低于3.5%,但在这个数字背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印度试图学习苏联模式,制定五年规划,努力建设重工业和大规模的钢铁生产,修筑大坝以实现大规模发电。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成功开展了“绿色革命”,摆脱了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和频繁饥荒的陷阱。虽然这个变化在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的西部最为明显,但整个国家都能感受到了它的好处。

  第二个补充是,早期的缓慢增长并不意味着国家独立对经济没有产生影响。即使按照纯经济增长的标准,国家独立对印度也有好处。相关学者(Sivasubramonian,2000)的综合统计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印度的年增长率可以忽略不计,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中,年增长率立即上升到3%至3.5%之间。事实上,纳亚尔(Nayyar,2006)在剑桥大学的“金斯利·马丁讲座”(Kinsley Martin Lecture)中将1951年和1980年确定为印度经济增长在20世纪的两个转折点。我将在稍后讨论他说的第二个转折点。

  1975年,当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独裁控制时,民主被短暂中断。对于那些认为独裁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人来说,紧急状态似乎是天赐良机,因为在1975年和1976年,印度的GDP增长率达到了9%,这是当时难以想象的数字,而且人们相信,那时的火车是准时运行的。然而,如果这些强硬派研究了此后的增长趋势,他们就会泄气。印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两年之后开始下降,到1979年和1980年之交,增长率已经暴跌至-5.2%,这是印度从1947年到那时为止最糟糕的一年。*2.由于自2016年11月8日废除大额现钞以来,这一话题在新闻中频频出现,所以我应该指出,印度独立以来仅有的另一次废除现钞是在1978年,时任总理是莫拉尔吉·德赛。这发生在印度独立以来经济没有增长的那一年之前。事实上,那一年之后,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任何一年是负增长的。

  幸运的是,紧急情况持续了不到两年。与大多数独裁统治不同,印度的这次独裁被1977年由英迪拉·甘地本人召集的大选终结,当时她被彻底击败。至于为什么她的表现与其他独裁者如此不同,即召集大选却不操纵选举,这依然是一个谜。我赞同的一个理论是,她摧毁了父亲留下的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遗产,因此备受困扰,想要一次合法的大选,并做好了输掉选举的准备(有人认为,她甚至希望选举失败)。另一个猜想是狂妄自大,她相信,尽管反对派和大多数媒体都在强烈抗议,但她会赢得选举,并在随后巩固自己的权力。总之,对民主的所有支持者而言,幸运的是她被击败了。

  当英迪拉·甘地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掌权时,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我认为,与她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同,她没有根深蒂固的经济意识形态。虽然她有强烈的政治信念,并得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的支持,但在经济事务方面,她很少有坚定的信念。就经济政策而言,她游走于两种信念之间:其一,作为尼赫鲁的女儿,深受其父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二,作为母亲,主要受其儿子的信念的引导。

  从她成为领导者的早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迪拉·甘地以尼赫鲁女儿的身份,做了尼赫鲁本来要做的事情。广义上,尼赫鲁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天然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费边社会主义。正如他在1935年11月29日写给阿米亚·查克拉瓦蒂(Amiya Chakravarty)的一封信中所言:“我与英国和其他非印度的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远远超过我与印度非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后来担任总理时,他曾与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开玩笑说,为了了解印度,加尔布雷思应该意识到尼赫鲁是“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他的社会主义本能——收入和财富应当远远更加平等的信念——是真实的。当评论西方和印度政治思想的不同时,缪尔达尔写道:“另一个事实是南亚对平均主义的承诺,在其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中,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Myrdal,1968,第120页)尽管如此,看到当时的中国和苏联的权力集中化后,尼赫鲁踌躇了。

  这两种本能是否兼容仍然是一个疑问。最后,对印度遵循的社会主义形式最好的描述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些大型公共部门公司和银行得以建立,同时也有很多私营公司和企业,其规模呈两极分化之势,要么非常大,要么非常小(中间规模缺失)。国家试图自上而下发号施令,最终,所有这些都包裹在大量的社会主义辞令中。有趣的是,缪尔达尔(1968)本人孜孜不倦地理解印度的“社会主义”,并观察到印度的努力如何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文字游戏”(verbal jugglery)。文字游戏的证据来自印度普遍存在的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例如Bardhan,2007)。印度政治经济的一些观察者认为,尽管有这些社会主义辞令,但实际上印度还是偏向“新自由主义”(Kohli,2012)。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尽管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所有关于经济的文件和宣言中强制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但就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国家手中而言,印度从未实行过社会主义。印度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追求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是一种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基本食品方面支持穷人的福利国家。但即便是这样的福利国家,也更多地出现在政府的出版物中,而非实际行动中。就政府拥有生产资料而言,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距甚远:印度大约有14%的GDP来自国有企业,而中国有40%。这些数据不易计算而且确实存在较大误差(Basu,2009),但是差距终究是很大的。

  英迪拉·甘地早年奉行的政策类似于尼赫鲁的政策,而1969年的银行国有化是沿着这一路线最激进的举措。当她于1977年选举失败三年后的80年代重新执政时,她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的政策主要受到她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了拉吉夫·甘地的影响。而这对印度的经济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节将继续讨论这一点。

  英迪拉·甘地对印度的政治和国家的性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除了国家紧急状态之外,她也经常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远甚于尼赫鲁。正如科塔里(Kothari,1977)所说,这相应地倾向于剥夺基层的权力和主动权,并导致尼赫鲁抵制的权力集中。根据科塔里的观点(尽管有商榷的余地),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评估印度的民主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由于采用了“一人一票”的原则,印度独立后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但印度的代议制政府对民意的回应能力如何依然是个疑问。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梅塔(Mehta,2012)研究了这些问题。缪尔达尔认为,悠久的历史会对当代政治和制度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与这一观点相呼应,梅塔指出,印度历史上长期的社会不平等对民主的本质产生了后续的影响。

  印度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历史来源之一就是种姓制度。虽然种姓制度本质上是可悲的遗产,而且至少在言论上,印度的开国领导人大都反对它,但是有人认为,这一制度也提供了政治联盟的关注点,以及在政治上动员了弱势群体,从而为培育印度的民主发挥了作用(Varshney,2013)。然而,复杂的是,许多种姓身份都是地方性和地区性的,阻碍了全国的政治动员,这一结果既有利也有弊。

  还必须指出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个大党,尤其是国大党的统治地位大大减弱了。区域性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而且联盟政治也在国家层面上兴起,因为特定政党不得不与其他政党接触,以确保他们拥有组建政府必需的大多数。这为政策试验带来了一套新的制动机制和挑战,同时也为政治带来了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所有的重要政党都必须掌握适应和折中的艺术。

  尽管有以上这些补充,尽管有紧急状态导致的1975年至1977年的倒退,尽管民主有着纷繁芜杂的表现,但是对印度而言,民主依然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相关的研究和行动必须坚持分析和纠正印度民主的弱点,但需要认识到,如同良好的基础设施一样,民主是现代印度继承的一种制度和政治资产,而就在印度已经能够利用民主,并以之增强经济实力、促进发展,甚至提高GDP增长率的当下,破坏民主是愚蠢之举。

  虽然这不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但我在本节讲述的政治故事相当重要。在印度,从大学校园到街角咖啡屋,一种观点正在流行,虽然规模尚小但不容忽视,那就是质疑印度早期承诺的文化和政治开放、世俗主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势力甚至想要扭转这种开放和自由的局面。我认为,民主、文化开放和世俗主义这些特征有利于构建更美好的社会和实现更快或至少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论印度早期的这种政治投资是不是当时的正确选择(我相信它是,但也知道仍有争议),当经济正要起飞之时,浪费这些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将是一个巨大错误,就像对大型港口、公路和铁路进行早期投资,然后又决定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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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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