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印度独立以后的经济轨迹
在开始讨论印度的发展轨迹之前，让我先简要概述一下印度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如表1所示。在表1展示的10个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GDP排名第八，领先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其中至少有两个国家，即韩国和新加坡，实际上是高收入国家。鉴于以上所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有着大致相同的人均收入，这显示了持续的良好增长和复合增长率的魔力。
令人振奋的是，现在各国之间正在追赶，因为较贫穷的国家看起来有更高的增长率。2016—2017年，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是孟加拉国，增长率为7.3%，其次是中国（6.9%）、越南（6.8%）、菲律宾（6.7%）和印度（6.6%），见表2。在这组国家中，新加坡和韩国的增长率最低，符合人们对富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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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增长是各种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一国的制度性质、普遍的社会规范、一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定位、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性质，以及人口规模。最富裕的新加坡经济增速最低，而第二富裕的韩国增速倒数第二，这可能并非完全巧合。有证据表明，推动增长的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是必需的；因此，在某一特定方面缺乏的情况下，总有希望通过政策制定者控制的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予以弥补。
某些增长动力超出了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控制范围。但是，也有一些增长动力可以由国内的政府和个人塑造。经济分析的目的是识别后者，并帮助各国实现更高的增长和全面发展。在这篇纪念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一书的文章中，不需要提醒读者经济增长不仅因为有良好的经济学，而且因为有主流经济学范畴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Khan，2018；Stewart，2018）。
表2中的数据表明，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不引人注目，这也是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表1中的数据（也可参见下文的图1）也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前三十年，除了上文提到的1975年的快速增长，印度以大约每年3.5%的相当低而稳定的增长率缓慢增长。鉴于印度人口最初的年增长率超过2%，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犹如蜗牛爬行，仅略高于1%。基于表2的数据，表3总结出了一些基本数字。几十年来的GDP年均增长率显示，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1%、3.68%和3.09%。以10年为期，重大突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率首次突破5%的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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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印度早期的低迷某种程度上是印度政治本质的结果。有了充满活力的媒体和定期选举，民主使政府对政策实验持谨慎态度，因为如果政策事与愿违，政客很可能会出局。因此，朴正熙在韩国，或者毛泽东在中国，或者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事，对于印度民主环境中的领导人来说是不可行的。（*3.为了避免误导读者，我应该补充一点，正如中国、新加坡和韩国是威权控制和高增长并存的例子，还有更多的国家是极权主义控制、低增长和经济遭到破坏的例子。）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历史轶事和比较统计中。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和印度几乎同样贫穷，而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认为，韩国是一个需要支持与援助以防止重大灾难的国家，其经济迅猛增长的希望不大，而印度则是一个将要起飞的国家。
然而，朴正熙掌控了经济，并做出了一些大胆的政策决定，有的适得其反而被迫撤回（Krueger，1998）。也许是因为这种政策灵活性，韩国经济虽然磕磕绊绊，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表1所示，以人均收入计算，韩国人现在的富裕程度是印度人的17倍，这表明了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组合的作用。
再转向中国，相比于印度，我们发现它经历的增长波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这在印度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容忍的。从表2可见，印度增长的总体情况相对稳定，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961年，在“大跃进”和它造成的饥荒之后，中国的增长率为负27%。也就是说，损失了1/4以上的GDP。
“文化大革命”再次使中国出现了印度不曾有的增长下降。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也曾经历了几年两位数的增长。在邓小平复出之前，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增长有多高或多低，而是增长的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从此走上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道路。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不佳，但那是全球经济放缓的时期。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影响了整个世界；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也是抛弃旧的汇率制度支持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时候。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政策改革之后，中国继续前行。事实上，1982年，拉美国家因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债务而爆发危机，但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时中国的年增长率稳定在10%。现在，中国的增长逐渐放缓，目前仅低于每年7%，但这很可能反映了其经济的成熟。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
相比于中国，印度除了在1957—1958年和1965—1966年出现相对小幅下滑、偶尔出现8%的增长和1975—1976年9%的增长以外，独立后前三十年的经济轨迹相当平稳。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迪拉·甘地改变了政策，力图放开市场和放宽窒息增长的各种管控措施，经济增长开始有了起色。但最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财政宽松帮助印度更快速地增长，并埋下了1990—1991年大危机的种子，当时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导致了印度经济急速放缓和国际收支危机。
值得探讨的是，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增长回升是不是纳亚尔（2006）所谓的转折点。罗德里克和苏布拉马尼扬（Rodrik and Subramanian，2004b）也持类似的观点，指出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的“态度转变”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某种语义上的争论。确切的是，尽管如表2和图1所示，在关于十年期增长的纯数字比较中，印度增长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确实出现了大幅增长。增长回升背后确实存在一些重要的政策驱动因素，包括英迪拉·甘地更多地依靠市场而不是国家，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财政方面的一些短期做法也推动了增长，但也促成了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危机最直接的原因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它使印度的外汇流入突然中断。当时，主要的外汇流入来自在海湾国家的印度工人的汇款。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及随后的危机使汇款停止。这一事件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了更大的危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一段时期不断增加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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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使印度可以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以及70年代的韩国那样，开展政策转变和改革的实验，其效果立竿见影。1991—1993年的印度经济改革受到广泛分析（Nayyar，1996；Ahluwalia，2002；Mohan，2002），它们引发了许多变革，尤其是在印度的国际部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印度的外汇储备在1993年之后成指数增长，如图2所示。臭名昭著的许可证制度也取消了，这引发了人们对营商成本这一更大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仍然是）。我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
改革的某些部分是常识性的，但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集体决策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即使常识性的改革也常常难以付诸实施，美国当前的枪支管制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印度而言，由于外汇储备曾经如此之低，不允许人们和公司将外币带到国外已成为常规观点。
这种常规观点忽视了一点：如果你不允许人们将外汇带出国外，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将外汇带入国内。因此，印度之所以拥有如此少的外汇储备，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对外汇流出的严格限制。1991—1993年的改革取消了这一限制，三四年内就产生了效果。
当然，这样的政策改变隐含着发生危机的风险，因为一旦取消对外汇流出的限制，人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取出外汇储备，这可能导致突发的国际收支危机。在改革之际，印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支持，以确保在外汇突然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补给。一旦控制了危机的直接风险，改革的好处就得以显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的外汇储备呈指数上升（见表4和图2），过去一直保持在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
印度的增长率也从1994年开始回升，年增长率徘徊在6%—8%之间，而1997年及之后略有下降，这次下降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东亚危机造成的。增长率
在2003年再次回升，并从2005年开始连续三年达到9%以上的水平，这是印度的增长率首次可以与中国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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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变化有许多前兆，而我必须提及一些不太引人注目却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并为印度之后的高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认为，上文提到的尼赫鲁的早期政治投资在印度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事项就是储蓄和投资。在这些方面，今天的印度类似于东亚经济体，储蓄率和投资率介于30%—40%。（*4.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斯旺模型的纯经济理论，以及从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到最近的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增加至少在有大量冗余劳动力的初期阶段会推动长期增长，而印度也是如此。）但是，如表2所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可以说，英迪拉·甘地1969年将所有银行国有化这一有争议的决定促进了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尽管这一决定可能有其他负面影响，但是它使银行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新开设了许多分支行（这是政府向国有银行发出指令的结果）。这使人们更容易存钱。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储蓄率前所未有地急剧上升（Basu and Maertens，2008）。相关学者（Athukorala and Sen，2004）的综合研究还发现，印度“银行机构的扩散”在促进储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还表明，公共储蓄的增加往往会提高整体储蓄，因为虽然公共储蓄会替代私人储蓄，但这种替代效应很小。
随后，印度确立了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同寻常的增长模式。导致印度经济增长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Murthy，2005；Nayyar，2012；Basu，2015）。在接下来的15年里，印度在服务业上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的信息技术出众，但其中还有更多的原因。
就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言，印度服务业增长的故事是一个例外。有人认为，服务业增长往往有两个浪潮：一是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二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服务业进一步繁荣（Eichengreen and Gupta，2009）。第一个浪潮包含了各种非正规部门的迅速增长，而对于第二个浪潮，则是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更复杂的部门引发整个服务业的增长。
发生在印度的正是第二阶段的服务业增长，出现得相当早，其增长势头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很少见。正如纳亚尔（2012）的估计，1980—2009年，印度的服务业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的增长量占到了农业下降份额的85%。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正常的。这一统计数据显示印度服务业表现出色，但印度制造业表现非常糟糕。
有几个因素推动印度在服务业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对这些因素进行有趣的经济分析。首先，植根于政治的早期政策转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有益效果。这一点与计算机行业有关。在1977年与IBM发生争执后，印度要求该公司离开。这一事件严重破坏了印度的计算机行业，但它无意间也成为应用了幼稚产业理论的行业，印度被迫在这个领域自行创新和进步（Murthy，2005）。这为印度的信息技术行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然后，当1991—1993年经济改革发生时，印度的信息技术部门已准备好起飞。正如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 Murthy，2004）强调的，改革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削弱了政府的官僚主义，并使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我曾在其他地方（Basu，2015）指出，印度的两大绊脚石是臃肿的官僚机构和糟糕的基础设施，它们是解释印度服务业获得成功而制造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制造业需要道路运输其产品，需要港口将货物运往全球销售，还必须就纳税和许可证与官僚机构讨价还价，因此制造业自然受到阻碍。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IT产品，最初大部分是免税的，因此不必频繁地与官僚机构打交道。而且，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不需要道路或港口，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数字方式发送给用户，从而得以绕过印度的两大绊脚石。
民主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也相当有趣，而且与缪尔达尔关心的问题非常吻合。埃肯格林和古普塔（Eichengreen and Gupta，2009）认为，服务业增长的第二个浪潮与民主有关，更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民主国家形成了开放和连接的社会思潮，这对服务业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互联网接入。许多国家有着自上而下的严格控制，限制数字连接，以阻止异议和舆论的扩大。幸运的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的优势。可以说，这个优势在服务业的成功进而在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度的这种增长模式，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培养工程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政治影响。1971年，由于英迪拉·甘地拒绝实行尼克松的路线以及孟加拉国的独立，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触底，而随着硅谷的兴起和美国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印度成了美国在该经济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这使得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升温。这一政治态势对美国和印度都大有助益，两国之间出现了双向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地缘政治合作也更加密切。在美国颁发的H1B签证（专业人士类别）中，50%以上由印度人获得，两国的关系也随之继续深入发展。
所有这些驱动因素在21世纪初期就已经落实到位。到了2003年，印度似乎又在增长方面迈进了一步。在2003—2004年度，印度的GDP增长了8%，然后从2005年到2008年，连续三年增长超过9%。印度很可能已经走上了一条更高速的增长道路，但此后几年的增长率有一些令人难堪。2008年之后不久，全球经济大衰退也波及印度。2010年之后，重大的腐败丑闻震撼了整个经济。2016年，一场完全不合理的废除纸币运动使经济陷入了瘫痪。然而，有证据表明，印度现在总体上处于更高速的增长通道上，除非它连续犯愚蠢的错误，否则其经济将能保持8%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为了全面了解印度的发展情况，考察其他的主要进步指标也很重要：识字率、贫困状况、不平等和健康状况。这里的故事就没有那么令人鼓舞了。如上所述，对一个致力于平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印度在这些重要的总体发展指标上令人惊讶地表现糟糕。识字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印度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得相当好（虽然它最近已经跌出了排名），在科学、工程和其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国际同行中，都不乏印度人的身影，印度的高等教育状况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就基本的识字率而言，印度落后于比其贫穷得多的国家。表5根据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成人识字率的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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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较低的基础上更容易取得进展，直到199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都很令人失望。从那以后，成人识字率一直在大幅上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两个邦（喀拉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成人识字率超过90%，而在一些邦却几乎没超过60%。这些数字还掩盖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巨大性别差异。印度只有喀拉拉邦一个邦的女性识字率超过90%。另一方面，有些邦的女性识字率极低，比如拉贾斯坦邦（52.7%）和比哈尔邦（53.3%）。
以上数字是贫困、健康和营养不良等其他社会指标的一种反映。表6使用简单的人数比给出了印度的贫困率。虽然贫困人口一直在下降，2009年之后甚至大幅下降，但是仍有20%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1.90美元，有60%的人每天生活费为3.20美元或更低。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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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年来经济增长良好的印度而言，这些指标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安慰，印度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可能拖累整体发展甚至拖累GDP增长的事实。
最后，让我简单地谈谈不平等。这里的数字令人沮丧，并揭示了本文前面讨论过的内容，即印度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修辞练习。对不平等的衡量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玛蒂亚·森（1977）的经典著作对此进行了研究。反映收入或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很高，但还有其他指标，它们基于财富不平等和超级富豪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这些指标表明，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且正在恶化（Bardhan，2007；Mishra，2012）。严重的不平等在长期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很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目前，印度有几个人被列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上文关于贫困的数字告诉我们，印度在扭转不平等的趋势方面还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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