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开始之时,有必要对产业政策做清晰的定义,否则很容易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认为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研发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强制规定(比如美国政府规定的在某个特定期限前汽油中必须包含多少比例的生物燃料)等。但不是每个产业政策都包含这些措施,有的产业政策只涉及其中的一个,有的涉及两个或更多。只要针对特定产业进而会影响该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1)转型经验。中国改革转型成功的原因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中国的产权确实越来越清晰,经济越来越自由,跟国际经济接轨越来紧密。但是,不能像张维迎教授那样,把中国转型取得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简单归结为推行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同样处于转型阶段,他们在这四化方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我国的成功是因为推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流学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采用休克疗法,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认为休克疗法会给转型中国家带来“J”型的增长,也就是在初始阶段经济稍微下滑后会迅速的反弹并高速增长。他们同时认为渐进双轨的转型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对这种转型绩效的差异我在《中国的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以及最近写的“华盛顿共识的再审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文章中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