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我离开伦敦经济学院,作为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当时英格兰银行尚未承担决定利率的责任,同时却放弃了银行监管的职责;在我任期即将结束的当下,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很大变化:银行监管职责重新回归,并建立了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我在英格兰银行从事经济政策的经历可谓非常奇特,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前七年非常乐观:经济平稳增长,失业率较低,通胀率与预期目标接近,货币政策委员会偶尔将银行利率调高或调低25个基点,经济沿着正常轨道运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段不寻常的宏观经济稳定被称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