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增长、萎缩和长期经济表现: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

来源于 《比较》 202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0月01日
文|斯蒂芬·布劳德伯利 约翰·沃利斯

5.萎缩减少的根本因素

  本部分使用斯密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萎缩及萎缩的消退。斯密式经济增长伴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张和劳动分工,萎缩则伴随着市场范围的缩小(Smith,1776)。这一基本思想建立在与道格拉斯·诺思的研究相关的传统之上,诺思自1961年以来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强调了制度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North,1961; Wallis,2016)。然而,与大多数其他经济史学者一样,诺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仅仅强调了提高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并未考虑通过降低萎缩改善经济表现的可能性。而第一次将研究重点转向降低萎缩率的是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的合作研究(North、Wallis and Weingast,2009)。我们看到,暴力泛滥时期的特征往往是人均收入更大幅度的波动,例如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1910—1950年(参见表4)。但是,暴力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正规战争时期,也可能发生在国内冲突时期,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社会秩序就是试图限制此类暴力。

  5.1制度变迁

  大多数关于制度的早期研究,包括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都认为原则上规则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确保规则实施的可信承诺付之阙如,政府如何做出可信承诺是诺思和温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North, 1990)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对理解规则本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暴力盛行的世界里,有权势的个人和组织有创造社会秩序的动力。可是,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有权势的个人必须相信其他有权势的个人一定会信守不使用暴力的承诺。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用“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安排是有效的。有权势的个人承认彼此控制资源的能力,这种资源是信守不诉诸暴力的一种回报。因为一旦暴力发生,个体掌握的资源的价值将降低。他们的制度安排将创造一些条件,使有权势的组织能够从中发现,信守不使用暴力的承诺对他们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称此为自然国家的逻辑。

  关键的问题是,有权势的组织协商制定的规则显然不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这些规则不得不承认权势精英的特权,通常视个人而定。区别对待不同个体的规则是租金的重要来源,而租金使精英内部的协议变得可信。只要暴力会减少精英内部协议产生的租金,精英们就有很强的激励来限制暴力并信守协议。在自然国家中出现的规则是“身份规则”:其形式和实施根据规则适用的个体的组织身份不同而不同。(*5.North、Wallis和Weingast在其著作中并未使用身份规则这个词。关于身份规则思想的发展,参见Wallis (2011),Wallis将其称为“匿名规则”。)自然国家的逻辑产生了有权势组织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会限制暴力,但是支配组织和精英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则通常是身份规则。

  身份规则体系会产生两类问题:一类是对权势精英,另一类是对整个社会。由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有利于社会精英的,这些精英就会面临一个特权悖论:精英们越有特权,就越不易受制于法院执行的规则。正如人们常说的,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精英身份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特权悖论,这是第二类问题。特定精英的权力与他们的组织绑定,这里的组织往往指的是派系、党派和联盟,而不是法律认可的实体(后文将会述及),而且组织的相对权力的增强和减弱是不可预测的。有时,组织的相对权力和精英的身份会出现快速和意料之外的变化。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身份规则的适用原则上不会发生变化,但是由于精英个体和组织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规则对特定个体的适用也会发生变化。这加大了通过可信承诺组织制度分析的难度。政府能够可信地致力于实施身份规则,但身份本身是不确定和可变的。

  从自然国家向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的转变取决于社会创造和执行一些非人格化规则的能力,非人格化规则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规则。开放准入中的“开放”是指创建组织的能力,在自然国家中,这一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可带来租金的各种限制中,身份规则及其执行是基本组成部分,而租金为创建社会秩序提供了可信的激励。从身份规则的政体转向非人格化规则的政体不仅需要改变规则的实施,而且需要改变社会运行模式,我们在此不做赘述。

  对于萎缩率和萎缩频率来说,重要的是身份规则下的两个问题。首先,特权悖论意味着精英关系不可能使合约型协议得到无偏见的执行,从而变得可信。具体来说,要求更多有权势精英受规则约束的协议是不可行的。用斯密的话来说,由于精英组织在商业、经济、政治和社会网络中紧密相连,在一个社会中,通过这些网络进行协调的程度决定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特权悖论会限制可支持的精英协议的范围,也限制了市场的范围。这会引发规模问题,因此许多新增长理论拓展斯密的洞见以适用于这一长期问题。

  但是,对萎缩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精英身份的变化,展望未来,如果精英身份以及精英规则的执行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那么精英关系就是可信的;如果精英身份不确定或者随时间推移变得不确定,那么精英关系可能就是不可信的。回顾过去,当冲击发生,从而精英关系发生变化时,可维系的精英关系就会出问题。精英关系瓦解,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减弱,经济萎缩。冲击可能会立即影响产出,然后通过精英关系继续产生影响。(*6.Rodrik (1999)的论文“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运用1973年石油冲击作为一种识别策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简洁而清晰的分析。)长期的斯密式力量意味着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会使基于身份规则的社会在经济表现上较差;而短期的斯密式力量意味着基于身份规则的社会更容易发生萎缩,从而使长期经济表现较差。两类因素同时起作用。

  我们(2016)发展了这一论点,说明了当一个经济体从身份规则体系向非人格化规则体系转变时,随着经济发展期间的制度变迁,萎缩是如何减少的。我们将此视为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背后的主要变化。简言之,精英可以根据他们的权力来排序,权力则由他们控制资源的能力决定。由于控制资源的能力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精英的排序也随之发生变化。精英身份的变化对非人格化规则的执行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身份规则的执行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在非人格化规则的社会中可行的社会关系,在身份规则的社会中可能不可行,仅仅是因为没有机制确保最有权势的精英可信地达成能在法院得到执行的协议。其次,在身份规则的社会中,精英排序的变化可能引发经济萎缩,但在非人格化规则的社会中则不会。在身份规则的社会中,在原有精英排序中可行的商业关系在新的精英排序中可能不再有效,而发展新关系需要时间,因为它们有赖于对可信承诺的证明。故而,长期经济发展(其间增长期未必时常伴随着萎缩期)需要从基于身份规则的社会转向基于非人格化规则的社会。

  5.2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的相互作用

  我们已经将制度变迁作为萎缩减少、推动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背后的根本因素。我们最后研究一下制度变迁如何通过直接因素的变化起作用。正如麦迪森(1988)指出的,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通向非人格化规则社会的制度变迁中,精英排序的变化不会干扰一系列可行的合约,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在人人受到同等对待的社会,分工更加容易,在危机期间通过持有土地从而保证食物供给的重要性降低,这促使经济摆脱对农业发展的过度依赖(Solar,1995)。第二,这些因素鼓励更广泛的群体不断实验,从而提高技术进步率(Kahn,2005)。第三,正如统一增长理论(Galor,2005)指出的,更多的技术进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推动人口转型。第四,一视同仁地执行规则的公平法律体系将带来更和平的环境 (Pinker,2011)。

6.结论

  20世纪9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萎缩期对当代贫穷经济体的不利影响。伊斯特利等人(Easterly et al.,1993)使用1950年后的数据,着重说明了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并不是源于贫穷国家在增长时期的增长慢于富裕国家,而是贫穷国家的增长年份较少,且实际上经历了许多年的大幅负增长或 “增长逆转”。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问题就变成了降低短期增长率波动而非提高短期增长率的问题。普利切特(Pritchett,2000)使用地形作类比来描述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国家与没有发生这种转型的国家之间的差异。现代经济增长是一座“连绵不绝的小山”,到达那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动态过程需要防止增长逆转,从而既避免“高山”,也避免 “平原”和“高原”。既然18个样本国家19世纪的年度数据以及4个样本国家中世纪的年度数据都可获得,那么这一方法也能应用于研究二战前的时期。早在18世纪英国就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而它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阻止增长逆转的过程,在黑死病带来的人口冲击之后就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增长。

  那么,发展中经济体又是如何成功防止并最终消除萎缩期的?本文区分了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主要的直接因素包括结构变化、技术变化、人口变化。首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易受天气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然而,这最好被视作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且这种变化对增长率和萎缩率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的不同影响决定了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第二,从长期的技术停滞到TFP的趋势性增长,可以推动经济从多年的负增长转变为缓慢的正增长,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TFP增长率的提高与萎缩率的下降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第三,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能够减弱经济的萎缩,尽管在很多情形下,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常常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人口下降通常只会在后期发生。就根本因素而言,我们说明了随着社会从身份规则体系转向非人格化规则体系,制度变迁如何推动经济转向现代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度降低并经历技术进步、人口转型以及更加和平的环境,制度变迁的作用通过直接因素的变化得以显现。

(鄂丽丽 译)

  [《比较》印刷版,点此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样例
财新网新闻版电邮全新升级!财新网主编精心编写,每个工作日定时投递,篇篇重磅,可信可引。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