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萎缩和长期经济表现：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

3.为什么经济体的萎缩停止了？

　　前文已经述及，从历史上看，经济转向可持续增长更多是因为萎缩率和萎缩频率的下降，而不是增长率的提升。简言之，经济发展首先需要防止增长的逆转，然后止住萎缩。可是，目前很少有人系统地分析萎缩期或萎缩停止的原因。而且，萎缩期通常被视为由不利冲击引起的异常现象，而萎缩停止基本上也无人问津。

　　以前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超长期的数据库，试图解释增长率的提高而不是萎缩率和萎缩频率的降低。正如阿什顿（Ashton，1948，第48页）所说，18世纪“小机械浪潮席卷英格兰”，在经济正增长的这个时期，

　　平均增长率实际上下降了（表7）。即便如此，由于萎缩率和萎缩频率的下降，长期经济表现仍旧得到了改善。因此，仅仅解释为什么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焦炭冶铁或纺纱机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理解为什么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萎缩停止了。毕竟，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南宋时期，焦炭冶铁技术就已得到了广泛使用，比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在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brookdale） 发明这一技术早了700年（Hartwell，1966）。同样，正如艾伦（Allen，2009，第904—907页）指出的，珍妮纺织机等发明在原理上如此简单，以至于一旦人们开始需要这样的机器，就一定会被发明出来。然而，研究人员仍在继续研究经济增长阶段的发明创新，而对各经济体的萎缩为什么会停止的问题基本上视而不见。

　　因此，为什么在黑死病之后的英国，增长逆转受到抑制并最终消失了呢？标准的增长理论对此没有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因为它的假设剔除了萎缩期，仅仅关注长期。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强调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很难看出一个经济体连续几年的年萎缩率达到5%或10%是如何发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沿用麦迪森（1991，第12页）通过区分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解释人均GDP表现的方法，当然，我们聚焦于萎缩而不是增长。本文考虑的主要直接因素有：（1）结构变化，（2）技术变化，（3）人口变化。制度变迁被视为萎缩减少背后的根本因素。

4.萎缩下降的直接因素

　　4.1结构变化

　　1270—1870年，英国经济经历了走出农业的重大结构转变，在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末，农业占名义GDP的40%，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农业占GDP比重下降到大约30%，到19世纪中叶，下降到20%（Broadberry et al.，2015，第194页）。短期农业产出的波动非常大，年均下降10%或20%是常有的事，因为与天气相关的冲击经常导致农业歉收和连续数年的萎缩。随着农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下降，农业萎缩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对此可以补充两点评论。首先，将上述结论视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显然更合理。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收入增加，花费在食物上的收入比重会下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此，将结构变化视作萎缩减少的直接因素并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政策建议。

　　其次，结构变化和经济体中各部门增长和萎缩模式变化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关注增长和萎缩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一个波动性极大的部门，例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降低实际上可能对增长率和萎缩率有同样大的影响，但对长期经济表现则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从部门层面研究增长和萎缩对长期经济表现的贡献是十分必要的。表10显示了1270—1870年农业部门萎缩频率并没有明显降低，一直保持在大约50%的水平上。在服务业部门，尽管增长频率远高于萎缩频率，却没有看出萎缩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只有在工业部门，才可以看出明显的萎缩下降趋势。表11列明了所有年份、增长年份和萎缩年份的平均产出变化率。在农业部门，随着萎缩率下降，尽管增长率也呈现下降趋势，但所有年份的产出表现都有所改善。在服务业部门，虽然增长率和萎缩率都提高了，但所有年份的产出表现也都有所改善。工业是最有意思的部门，在增长率提高、萎缩率下降的综合作用下，所有年份的产出表现都改善了。表12显示了增长率、增长频率以及萎缩率、萎缩频率如何决定增长和萎缩对长期经济表现的贡献，长期经济表现用所有年份的平均产出变化率衡量。同样，所有部门对长期经济表现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仅有工业部门显示，增长的贡献提高了，萎缩减少的贡献下降了。在农业部门，增长和萎缩的贡献都有所下降，而服务业部门增长和萎缩的贡献都有所提高。

　　表13显示了农业比重下降到多大程度可以解释总体经济的萎缩率和萎缩频率。表13还分析了1270—1348年及1800—1870年各部门占比的变化。表13A的第一列分别是1381年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占总产出的份额，1381年是最早可获得名义GDP数据的年份（Broadberry et al.，2015，第194页）。此时，农业占英国GDP的45%。第二列给出了1841年的农业占比，此时，农业占比已下降到22%。每个部门每个时期的增长和萎缩对经济表现的贡献详见表12。表13B综合了1381年的农业占比、1270—1348年的贡献率与1841年的农业占比、1800—1870年的贡献率。如果农业占比下降对农业萎缩的减少有重要影响，那么比较贡献率保持不变但部门占比变化的各列（第2列、第4列、第6列和第8列），就可以看到经济表现和实际表现（表中最后两行数据）的显著差异。表10显示了农业仍是经济中一个高度波动的部门，如果农业占比保持不变，而贡献率变化导致了经济表现的显著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业仍在发展，总体经济萎缩对经济表现的重要性下降并非因为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

　　我们保持各部门增长和萎缩的贡献率不变，但是部门占比变化，如表13B的第2列、第4列、第6列和第8列所示。部门占比变化对总体经济表现的影响很小。保持1270—1348年的贡献率不变，净产出从0.16%变化到0.19%；保持1800—1870的贡献率不变，净产出从1.74%变化到2.07%，在两种情形下，部门占比变化对净产出表现的影响都很小。相反，如果保持部门占比不变但贡献率变化，比较第2列和第6列或者比较第4列和第8列，则可以看到净产出表现的显著变化。保持1381年的部门占比不变，净产出从0.16%变化到1.74%；保持1841年的部门占比不变，净产出从0.19%变化到2.07%，在这两种情形下，净产出表现的变化都非常大。但实际上，农业占比下降比数据中观察到的增长或萎缩模式所能解释的产出表现要小。相反，包括农业部门在内的各部门的发展对产出表现更重要。

　　4.2技术变化

　　理论上，随着经济从技术停滞走向技术进步，萎缩就会消失。在一个没有技术进步的世界中，有利事件一定会导致正的人均GDP增长，而不利事件一定会导致负增长，即萎缩。技术进步的趋势一旦显现，就一定会消除萎缩，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设想增长期和萎缩期的分布向增长移动了一个固定量。此时，萎缩率和萎缩频率都会下降，增长率和增长频率都会提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与历史和当代经济表现的数据一致。但是，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我们可以询问，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的趋势增长幅度是否大到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萎缩率和萎缩频率的下降。

　　衡量过去的TFP增长面临的主要约束是缺乏资本存量的可信数据。可是，就英国而言，费恩斯坦（Feinstein，1988）使用存货永续盘存法估算了1760年之后的数据，确保了资本存量和投资流之间的一致性。在表14中，克拉夫茨（Crafts，1995）使用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在考虑人力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增长的基础上推算TFP。随着年产出增长从1760—1780年的0.6%上升到1831—1873年的峰值2.4%，TFP增长仅从0.05%提高到0.35%。因此，TFP增长仅仅解释了产出增长的1/6，剩下的5/6由快速增长的要素投入所致。

　　范赞登和范鲁文（van Zanden and van Leeuwen，2012）估算了荷兰1540—1800年的TFP增长，以及人力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表15中对荷兰TFP增长率的估计，使用了克拉夫茨和哈利（Crafts and Harley，1992）在估算英国TFP时所用的权重（物质资本的权重0.4，劳动力的权重0.35，人力资本的权重0.25）。表15的估计与范赞登和范鲁文（2012）的估计略有不同，后者将土地视为第四种投入要素。TFP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540—1620年，那是荷兰的黄金时代，TFP增长率达到每年0.64%，高于荷兰在17世纪和18世纪任何时候的TFP增长率，也高于英国在18—19世纪的TFP增长率，但是低于表8中荷兰的平均增长率和萎缩率。而且，在这一阶段的TFP正增长之后，紧跟着的是1620—1665年间较大的TFP负增长，此后TFP几乎没有正增长。因此，在1540—1800年期间，TFP没有呈现增长的趋势。荷兰的例子提示我们，增长逆转既可以表现在TFP上，也可以表现在人均GDP上，要实现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既要求TFP正增长，也需要人均GDP正增长。

　　4.3人口变化

　　马尔萨斯理论用人口因素导致的增长期和萎缩期解释工业革命之前人均GDP的长期停滞（Malthus，1798；Clark，2007）。马尔萨斯认为，人均收入变化会反作用于出生率（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死亡率（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另外还存在土地报酬递减（资源约束）。每当出现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或出生率下降）或土地利用能力提高，人均收入短期内就会增长。而每当出现死亡率下降、出生率提高或者土地利用能力下降，人均收入短期内就会降低。可是，在马尔萨斯理论中，人均GDP的任何增长都是暂时的，因为生活水平会反作用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如前所述，在意大利，14世纪中期黑死病之后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随后在15世纪中期人口恢复增长后的逆转，都可以用马尔萨斯模型来解释。可是，其他国家的情形并不适用马尔萨斯模型。最显而易见的是，英国和荷兰在现代发展阶段的早期打破了使意大利陷入长期停滞的“马尔萨斯约束”（Multhusian constraints），尽管这两个国家和意大利有相似的人口趋势。16—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人口逐步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荷兰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英国的生活水平也保持在高位而不是低谷。

　　英格兰自1541年以来就有翔实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也是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Wrigley and Schofield，1981）从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同时考虑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和本文第2部分的人均GDP数据。图4提供了每千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年度数据。从图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18世纪英格兰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并不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和死亡率提高。事实上，1750年之后有一个人口爆炸期，出生率急剧上升而死亡率下降（Wrigley and Schofield，1981，第314—315页）。而且，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英格兰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时，经济表现也恰好走弱。从图4可以清晰地看到，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格兰的出生率下降，英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Tranter，1996，第86页）。经济表现走弱也反映在附表A2英国人均GDP增长数据中，传统上，这一现象被称作维多利亚晚期综合征（Matthews et al.，1982 ）。

资料来源：Wrigley 和 Schofield （1981）； Mitchell （1988）；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http://www. ons. gov.uk/ons/index.html。

　　黑死病之后的西班牙是经济以非马尔萨斯方式运行的又一个例证。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死病之后的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并未经历短暂的人均收入增长期。有研究（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2013）用“再征服运动”（又称“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的西班牙的高土地劳动比解释了这一现象。西班牙的人口下降非但没有减轻人口对稀缺土地资源的压力，而且破坏了商业网络并进一步隔离了本已稀缺的人口，减少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因此，黑死病之后的西班牙并没有分享到西欧国家普遍的人均收入增长。这提醒我们，斯密理论强调的协调力量可以抵消并压倒马尔萨斯理论强调的人口力量的机械式作用。用“统一增长理论”解释人口、产出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变动关系非常困难，即便不考虑萎缩的影响（Galor and Weil，2000；Galor，2005*关于用“统一增长理论”解释人口、产出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可参见《人类之旅》（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