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经济体制问题

四、再议经济体制问题

　　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任何高层决策的情况下演化的，由控制着某个部门准入的各当事方的利益、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要用户及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给方驱动。在政府机构可以监督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其中的经济活动领域，监管制度和其他政府政策通常会根据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调整，而不会引起太多政治争议。但正如我给出的例子表明的，人们普遍担心，某些方面表现不佳并且有一个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主张推行他们认为必要的变革的那些领域，往往备受关注。经济学观点在此类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我注意到，大多数受过西方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亲市场倾向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同的观念和论点之上的，这些观念和论点并不完全一致。主流文献中强调市场的理由是，由市场组织经济活动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稀缺资源：生产成本已尽可能低，提供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资源配置已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实现最优化。但是，与更为静态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相比，一些经济学流派将竞争性市场组织的优点大部分归于其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和资源供给条件变化的能力。此外，继熊彼特（1942）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和非专业人士支持资本主义的主要论点是，给定技术性知识，资本主义是极好的经济进步的发动机，这一观点与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截然不同。)

　　虽然经济学家在深入讨论这些观点时，往往有一个理论倾向，即认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但正如我强调的那样，他们也认识到这一普遍原理存在例外情况。事实上，知名经济学家们一直大力倡导为他们眼中能满足公共需求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如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充足的公共资金；对普遍被认为应该不受支付能力限制而获得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供公共支持（基本医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导致全球变暖的废弃物排放进行征税和严格管制；更广泛地控制外部性；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因此，在分析特定案例时，许多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相对直接的市场解决方案可能非常不适用，需要更复杂或完全不同的组织和治理体制。

　　然而，正如我强调的，虽然经济学通识课程常常会提到公共品和外部性等问题，但呈现的总体图景是市场经济和一些例外情况。很少有人明确认识到，只有一小部分经济是通过教科书式的市场结构来组织和治理的，或者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一个或多个条件有关，这些条件使得纯粹的市场组织不可行或将导致社会问题。

　　这种思维模式的后果不仅仅是对经济实际如何组织和运行的认知过度简化。在思考特定活动或部门应如何组织时，这种观点会导致固有的偏见。市场组织被视为规范：除非存在市场失灵，经济活动都应该这样组织。其他更复杂的组织和治理经济活动的方式都被视为例外，需要论证其合理性。有些人倡导其他方案，而不支持相对简单的市场解决方案，那他们就要负责证明后者为什么不可行和不合适。

　　讽刺的是，专业经济学家有时会发现，他们自认为某些市场需要更严格的监管，或主张实现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公共提供，而非专业人士或组织则引用了他们在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亲市场论点。(*Stiglitz（2019）充分阐述了为什么简单的市场组织无法在他关注的特定情形下很好地发挥作用。)

　　标准经济学教义中的亲市场偏向显然受到了持一般哲学政治观点的人的欢迎，这些人认为政府天然具有压迫性，因此主张尽可能缩小政府规模，限制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市场组织经济活动被视为避免政府粗暴干预人们日常活动的一种方式。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尤其是在一家或几家企业主导的领域，它们控制的市场可能是对个人自由的主要限制，如限制就业机会和工作性质，限制可用产品和服务及其价格，并主导相关政治事务。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提供的法律保护对个人自由至关重要，许多政府项目的目标就是增强人们的能力，使之过上富裕独立的生活。

　　然而，许多民众和团体都认为，潜在的专制政府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而市场经济是保持小政府的最佳方式。更不必说那些收入和影响力都取决于在各种公共政策讨论中维护商业和金融利益的个人和组织，他们热切地接受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声称自己的立场符合大众利益。

　　显然，相信市场组织具有近乎全面的经济效力，往往与保持政府规模尽可能小的愿望相结合，塑造了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和政治保守派的人的立场。这种观点使各种私人利益能够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大行其道。虽然我们之中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导向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但它至少基本上是自洽的。

　　我主张用另一种一般性视角看待经济组织问题。我们拥有并需要一个真正混合和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它不同于带有补充和例外的市场体制。建立一个能够充分满足我们经济需求和社会目标的体制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挑战。

　　我的立场是，与将市场组织视为常态而将其他或更复杂的模式视为例外不同，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有各种不同的机制和结构可以用来治理和组织经济活动，也就是利用稀缺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每种机制和结构都有一定的优劣势，其重要性取决于经济活动要满足的需求的性质，以及活动本身的性质。不同的需求和活动需要不同的组织和治理模式。我们需要正视如何组织和治理经济活动的问题，而不是预设市场组织是基础和首选模式，然后再讨论可能要考虑其他或更复杂的经济组织模式。

　　与组织和治理模式有效性相关的各种因素都相对明确。显然，它们主要包括需要满足的需求的性质；是个人（或家庭或小群体）需求，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直接为他们所用，还是公共需求，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会影响一个大社区的福祉；或两者兼有。同样重要的是，按支付能力进行配给是否符合道德，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相关产品或服务是否应被看作一种广义的人权。还有一个问题是，接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人是否有能力对这些商品和服务做出适当评估，如果没有，如何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当然，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满足特定需求的活动的性质，以及产生的实际成本。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成本是否被（合理地）完全计入所用投入品的价格中，或者是否包括了一些没有设定价格的成本，表现为伤害他人或满足其他需求的能力下降。如果人们从长远的视角看待一个经济部门的表现，对环境变化和有效创新的适应能力肯定在评估中权重很高，在考虑一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和治理方式时，也是如此。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需要考虑的许多收益和成本都与货币支出有关，但也有一些与货币支出无关。我们需要摆脱包括某些经济学家在内的市场爱好者经常表明的观点，即推行某些政策和组织结构将以“经济效率”为代价，如更好地保护环境健康；保护工人或用户的安全；推动产品与服务的更公平分配；维持或扩大某些组织，它们做着社会认为有价值的事但没有筹足支持独立运营的资金。这一观点意味着，评估经济效率的标准是为某物支付的货币，而不是个人和群体的福祉。如果我们更发散地思考经济是什么以及我们希望它做什么，以上观点就是“经济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一更狭隘概念的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含义。

　　这些不同因素和价值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和活动中存在明显差异。如同上文提到的许多方面，制作棉质服装不同于发电和配电；经营酒店不同于提供医疗服务；提供良好的家庭外儿童保育与老年护理虽然和医疗服务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显著区别；教育有其特殊属性，接入互联网及各类应用程序也是如此；对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确实包括一些特殊挑战。

　　任何治理形式都不是完美的，但可以说有些治理形式比其他治理形式更好地考虑了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显著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混合机制可能比单一机制更好，尤其是在涉及多种活动和目标的情况下。我认为，人们在如此大范围的活动中识别出市场组织因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能以多种方式接受其他结构的有效约束和补充。正如我之前强调的，在现代经济中，人们发现市场被广泛利用，但很少有经济活动或部门完全符合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简单的市场模型。

　　此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了解特定组织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因此，需要持续不断的评估。

　　但正如我强调的那样，关于不同组织和治理模式的形式和组合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中运行良好或运行不佳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关于不同经济体制有效性的分析和著作都未能认识到经济内部存在的多样性。经济学家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营利性企业和市场发挥核心作用的行业，几乎没有关注大多数采取更为复杂和不同组织与治理方式的经济部门。不管承认与否，有效推进我在这里提出的本就艰难的议程，我们将面临异常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