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现状，世界的现状

　　*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研究Carl Marks讲席教授。写作本文时作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职。作者还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比较》编辑室曾编辑出版他的著作《政策制定的艺术》《信念共同体》。

　　**本文根据2016年6月8日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举行的“经济学的现状，世界的现状”会议上的开场白整理而成。会议论文集The State of Economics，the State of the World已于近期出版。感谢Alaka Basu、Oliver Masetti、Claudia Paz Sepulveda和David Rosenblatt的评论与建议。

　　1.1776年和1860年

　　无论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现在都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感到震惊和畏惧，它造成的一系列经济断层线也日益显现。我们目睹了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几个新兴经济体增速的大幅放缓，这些现象都发人深思。

　　在过去的近两个半世纪里，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到当代经验研究和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惊人崛起。经济学已经从一个涉猎广泛、注重描述和充满思辨的学科，发展到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数学模型以及持续增加的数据库。它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市场、交换、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解。

　　这是怎么发生的?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它能胜任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吗?全球贫困将会被根除，还是会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加剧?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们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这次会议聚集了一批最杰出的学者，他们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从1776年之前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不过在我看来，这门学科的转型时期是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百来年。如果您对生日情有独钟，我提议用一个日期来纪念现代经济学的诞生，那就是1860年2月19日。

　　1860年6月1日，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说，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有了惊人的发现，解释了不同商品的“价值”，并洞悉了“真正的经济理论”。他告诉他的兄弟，他的理论是如此彻底和一致，以至于“我现在读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著作时，都会气得不行”（Collison Black，1973年，第2卷，第410页）。

　　他的这个想法究竟是何时灵光一现的？从杰文斯在1860年2月19日所写的日记中，经济思想史专家们得以一窥究竟（*1.参见 La Nauze（1953）。）：“我整天待在家里研究经济问题，我想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实现科学突破的日期通常难以确定，但是，既然我们可以拥有母亲节、情人节和秘书节，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拥有现代经济学节，而2月19日将是我的选择。

　　当然，杰文斯的突破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在杰文斯之前的一二十年，戈森（Gossen）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古诺（Cournot）在1838年就已经开始为此铺砖添瓦。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早在1738年就描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其重要性，以解决1713年尼古拉斯·伯努利（Nicolas 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他们属于一个家族，尼古拉斯是丹尼尔的兄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斯坦利·杰文斯（1871）清晰阐述了一般均衡和价值的主要思想，但他并未彻底完成这一工作。这个理论的主体结构是由里昂·瓦尔拉斯（1877）完成的。直到75年之后，由于肯尼斯·阿罗的开创性贡献，证明了均衡的存在并阐明了它的福利属性，完整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才最终得以构建。

　　在约翰·希克斯、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斯·阿罗、杰拉德·德布鲁、莱昂纳尔·麦肯齐等学者（*2.参见Hicks（1939）、Samuelson（1947）、Arrow and Debreu（1954）以及 Mckenzie（1959）。） 开始研究时，现代博弈论已经诞生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趋完善的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以及再稍晚一些的社会选择理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内生价格刚性、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相互融合，以及对货币政策基本原理的初步认识，将会改变经济学的面貌。

　　在概念和数字的抽象空间或在数据和统计的世界中探索（如果幸运的话，是发现）新思想、发掘新模式，这是生活中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活动。前沿研究者应该像艺术家和作曲家一样，有足够的空间做他想做的事情。研究的最大收获通常是自由探索的副产品。但在世界银行，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立足于现实，并由政策需求驱动。因此，我们想从这次会议上得到的是，怎样才能汲取经济学的精华来促进发展以及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为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做出贡献。世界银行的研究工作和数据分析已经对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责任。

　　写作本文时，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近四年。这次会议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可以和参会的杰出人士以及广大读者分享一些我的关切和困惑，希望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记录，能够增强世界银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

　　由于世界银行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值得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一样，都曾经历过一段顿悟的时刻。阿瑟·刘易斯一直受两个问题的困扰。首先，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钢铁等工业品要比农产品贵得多?其次，为什么有些国家一直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富有?

　　刘易斯（1980）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描述了他在1952年的“顿悟时刻”：“走在曼谷的道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问题有相同的解决方法。抛弃新古典主义关于劳动力数量不变的假设，无限量的劳动力供应将压低工资，前者生产廉价咖啡，后者获得高额利润。这样就形成了二元的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这就是他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院发表的关于二元经济的经典论文的起源，对他在1979年（*3.这一点，加上现代增长理论的兴起（Arrow，1962；Lucas，1988；Romer，1994；Ray，1998；Aghion and Howitt，2009），让我们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引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