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知识与告诫
随着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我们开始努力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最近的问题包括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在该领域投资的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人们质疑经济学学科的完善程度。然而，首先要认识到的，不是经济学家误读或低估了这场危机，而是这场危机表明，我们对经济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对未知的领域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缺点。以医学为例。由于我们对人体和大脑的认知仍很有限，当我们出现健康问题去看医生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出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然而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医生几乎总是能够告诉你，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需要提醒你的是，当医生说他们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时，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即使远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18世纪，医生也很少会说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病症。这是因为，18世纪的医生和现在的医生都意识不到，他们其实对此了解得并不多。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阻碍发展政策的黑暗领域之一是我们无法将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假设一个政府对1000个村庄进行某种干预X，可以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创造就业项目或是提供肥料补贴。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项目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否成功？通常，我们通过收集这些村庄中人们福利方面的数据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很挑剔，可以使用各种控制方法，包括适当的随机分组。假设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发现通过实施X，村庄的贫困程度确实下降了。这是否意味着X是一个好的干预措施呢?不一定。假设某村庄的干预X有以下效果：它使食品价格略有上涨，工资上涨幅度更大。这确实会降低该村庄的贫困程度。但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通常会波及整个经济，这种干预可能意味着其他村庄的贫困率将上升，这些村庄只会感受到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但工资的改变却微不足道。因此，虽然实施干预措施的村庄贫困率会有所下降，但干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效果完全有可能不会对贫困产生影响，甚至会加剧贫困。
人们对微观干预和宏观影响之间的联系了解得还不够。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消除全国乃至全球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们就需要在这类研究上投入更多。
还有其他的微观理论领域，比如金融学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在这些领域，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7.关于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金融和金融危机中一个引人注目问题的简明例子：人们广泛注意到的感染现象，即一个经济体似乎与另一个经济体毫无联系，但却使其感染了金融恐慌，参见Morris and Shin（1998）。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存在理想的监管。这是因为金融产品可以进行无止境的创新。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就像医药行业不断发明新药一样。对于每一次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可能都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必须摒弃“最优监管”这种具有静态含义的说法，并做好准备，让监管机构变得灵活，随时准备进行创新。正如新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往往并不理性，而是屈从于情绪、双曲贴现和框架幻觉（framing delusions），这使得情况变得复杂。
一种可能性是，考虑将某些金融产品贴上“处方药”的标签，并创造一个类似于“金融医生”的角色，在人们购买金融产品之前必须签字认可。例如，我们可以决定批准大额尾付抵押贷款（balloon mortgage），但在某人获得贷款之前，必须让一个“金融医生”签字确认此人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这不能通过机械地遵循医学实践来实现，但我们有理由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架构。
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融合，更具体地说是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我们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思想、社会和行为的问题，试图将此纳入发展政策议程（World Bank，2015a）。通过从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实地观察中获取的证据，行为经济学教会了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8.参见Kahneman（2000）、Thaler and Sunstein（2008）、Hoff and Stiglitz（2016）。）然而，这一学科存在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成为研究发现的记录本。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风险，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发现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需要努力将这些发现与均衡概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Akerlof and Shiller，2015），以便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获得更多的收益，并能够更好地预测一个社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展并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均衡的思想，从一般竞争均衡到纳什均衡，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对个体的描述从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扩展到存在怪癖和非理性、并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更加真实的个体，然后将均衡的概念与之结合起来。（*9.有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对这一点进行了尝试，请参阅Hoff and Stiglitz（2016）。在早一些的文献中， Gintis（2009，第10章）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模型，将人类的社会性和经济均衡的思想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之中。）具有挑战性的是，对于大多数看似依赖于人类的非理性或遵从社会规范形成的真实个人行为，通过独具匠心的分析，有可能得到与基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相同的结论。（*10.有关此方面的巧妙分析，请参阅Myerson（2004）。初看似乎很显然是由遵守规范的非理性驱动的行为，可以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解释为理性行为。）最后，我们需要利用判断和直觉，来决定应该依靠什么假说。
世界银行已越来越多地涉足于这个较为困难的领域。由于全球关注领域的变化，我们对此别无选择。这自然引出了狭隘的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另一个相关领域，即制度和治理。（*11.Bourguignon（2015）在分析非洲经验时强调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正如他强调的，这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它与成功的干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2.Green（2016）的短文很好地抓住了这项任务的挑战，该文指出，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制定经济政策，就必须深入这个领域，并指出这样做是多么困难，因为它既会惹人不快，研究前景也艰险莫测。涉及治理和政治制度的犀利的学术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请参见Dixit（2009）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控制腐败是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传统经济学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与是否购买苹果一样，都是一种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Bardhan，1997；Mishra，2006）。我们在控制腐败方面如此失败，这并不奇怪。为了理解这一现象，引入心理学和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发展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13.虽然我在这里用腐败的例子来说明对多学科的需求，但在当今世界的纷争和冲突中，这种需求是非常普遍的。中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纯用经济指数——从GDP到贫困程度，再到各种衡量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指标——来解释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很困难的。正如Devarajan and Mottaghi（2016）指出的，从本质上讲，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契约的瓦解，就像管道系统一样，当它运行良好时，人们不会注意到它，但它始终很重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那些似乎正面临着经济问题的领域，例如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这是世界银行工作的核心。依赖市场力量和自然的经济增长就足够了吗？对于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巴西等国进行的细致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例如，Ferreira、Ravallion and Leite（2010）发现的确凿证据表明，联邦政府改变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社会救助支出至关重要。而事实上，这是基于1988年的宪法而发生的。）
最后，我们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这个领域存在着知识差距，当然，差距也没有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么大。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进行下去，那将是一场走向灾难的旅程。这是不幸的，正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其他人的著作证明的那样。尽管我们在行动和政策方面迟滞不前，但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斯特恩（Stern，2007，2015）强调了这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我们拥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一些跨国协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共同繁荣的一部分，因为它涉及资源和福利的代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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