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政治和经济学
在讨论发展政策时，我一直在强调经济理论和实证经济学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花力气开展专业、科学的分析。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做不到这一点，从而难以摆脱困境。但是，将科学分析与政治现实相结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也许是因为我突然从学术界转到政策制定领域，所以我不得不关注一个人与政治以及政治家打交道的重要性。2009年底，当我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印度政府工作时，我很快意识到了来自理论经济学的对策与政治约束之间的潜在冲突。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当一个政客对经济学家说“你太擅长理论了”，这意味着强烈的批评。
我曾谈及我履职时与总理及其顾问会面的首次会议（Basu，2015），当时我们讨论了如何控制已经两位数上涨的食品价格。我详细谈到了改变印度储备粮的投放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平抑粮食价格。我基本上是从古诺均衡的逻辑中吸取了一些政策教训。我很高兴建议最终被采纳了。现在看来，这既得益于古诺的出色理论，也要归功于我没有说出“古诺”或“均衡”这两个词。
从阿瑟·刘易斯担任加纳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念与政治约束之间的结合点。他是受该国第一任总理兼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之邀担任这一职务的。联合国和美国曾试图阻止，理由是刘易斯“不太同情世界银行”（Tignor，2006，第147页）。也有人担心，如英国政府官员斯奈林（A.W.Snelling）就表示，“刘易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温和派”（Tignor，2006，第148页）。
刘易斯的任期一开始非常顺利，恩克鲁玛本人对刘易斯带领加纳经济腾飞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上任后，刘易斯投入工作，特别是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其他人的广泛支持。但很快，刘易斯关于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的观点与恩克鲁玛对政治约束的坚持之间产生了冲突。对于是否应该对被衣壳甲虫袭击的可可树进行喷洒（请原谅我忘记了是谁站在哪一边）等看似微小的意见分歧，掩饰了更深层次的冲突，即专业经济学家对好的经济学的坚持和政治家对政治上好的东西的固执。
刘易斯于1958年底离任，他的口袋里装着恩克鲁玛的来信，这封信言辞亲切，但也承认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您提供给我的建议，尽管听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基本上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且我已经多次告诉您，由于我是政治家，所以我不能总是听从这些建议。我必须要博一下未来。”（恩克鲁玛1958年12月18日写给刘易斯，转引自Tignor，2006，第173页）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