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创新生态系统

四、影响“熊彼特动态”的政策

　　这里指的是利于新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制度特征和政策，它们通过创新和竞争淘汰低效企业，激励科技工作者在企业间流动，这种流动反过来又影响了新思想的交流，即知识的扩散。

　　我们不妨从思想的传播开始谈起。在对硅谷的著名分析中，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将硅谷很大一部分成功归因于竞业禁止协议的缺失，以及支持快速信息交换与创新的分散式产业和社会结构。 （*7.AnnaLee Saxenian （1994）， 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竞业禁止雇佣合同限制员工离开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两年）为相同行业竞争对手工作的能力。在美国，州法律管辖这些合同，有些州宣布它们为非法，大多数州则承认它们有效，但即便这样，它们的限制和执行也各不相同。加利福尼亚州19世纪就完全取消了竞业禁止协议。竞业禁止协议压制了思想的传播，即通常所说的“知识溢出”。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表明，竞业禁止协议限制科技工作者在州内企业之间流动，压抑科技工作者的外部选择价值，进而减少他们的报酬，抑制地方的知识溢出。（*8.例如参见Matt Marx、Deborah Strumsky and Lee Fleming （2009），“Mobility， Skills， and the Michigan NonCompete Experiment”，Management Science， 第55卷第6期，第875—889页；Sharon Belenzon and Mark Schankerman （2013）， “Spreading the Word：Geography， Policy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95卷第3期，第884—903页；Matt Marx、Jasjit Singh and Lee Fleming （2015），“Regional Disadvantage? Employee Noncompete Agreements and Brain Drain”，Research Policy，第44卷第2期，第394—404页。）另一方面，竞业禁止合同的确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那就是让雇主有更大的激励投资于提升雇员的人力资本（技能），毕竟这些合同降低了员工跳槽到竞争对手企业的风险（除非技能不可转让）。诚然，从长远看，员工流动意味着企业可以从新进员工身上获益，同时也流失一些员工到其他企业。这种流动的技能劳动力循环不息，减少了竞业禁止协议的负面影响。但是经济学研究尚未最终证明，这种合同在减少知识溢出和形成新兴企业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否超过了使雇主有更大的激励投资于现有员工产生的积极影响。

　　尽管如此，安娜李·萨克森尼安还是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由于不存在这类合同，硅谷内的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自由流动，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分拆出众多公司，以及劳动力市场吸引了新的高科技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地理集聚效应。加利福尼亚州的另外两个主要高科技中心——洛杉矶和圣迭戈，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其他拥有高质量大学但允许竞业禁止协议的州，譬如“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坎布里奇地区），情况则并非如此，或者说没那么强烈。

　　中国的法律允许采用竞业禁止合同，限制雇员在同一行业为不同雇主工作（或自己成立公司）的权利，最长为两年。然而，与我所知的美国或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根据2008年《劳动合同法》和最近最高法院的解释，只有在雇主向雇员支付补偿金（通常是月薪的30%—70%）的情况下，这些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特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竞业禁止合同的采用，尽管各个城市的执行情况也许差别极大。这为研究竞业禁止协议在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也将为重新评估针对这类就业合同的法律政策提供依据。

　　其他政策也会影响经济中的熊彼特动态。创新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既有技术风险，也有市场风险。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失败率很高（在美国，一般为每年约10%或以上）。如果创新型企业家不能轻易“退出”，他们会对“进入”三思而后行。因此，为了鼓励创新和创业，技术和产品市场的进入与退出都应该相对容易。有三套政策会强烈影响进入和退出成本：第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佣和解雇规则）；第二，破产法；第三，与进入相关的政府法规。

　　经济学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实行高度受限制的（有利于债权人）破产法的州，新成立的公司明显少得多，但由于债权人面临风险，非常宽松的破产制度也会减少小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9.关于对新公司形成的影响，参见Wei Fan and Michelle White （2003） ，“Personal Bankruptcy and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46卷第2期，第543—568页。关于对获得信贷和/或信贷成本的负面影响，参见Jeremy Berkowitz and Michelle White （2004），“Bankruptcy and Small Firms’Access to Credit，”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第35卷第1期，第69—84页。）高退出成本导致更少的进入，尤其是对高风险的高科技初创企业而言。当然，破产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利于债务人是有实际限制的。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谋求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发生违约时能够获得足够的保险金，债权人才会提供资金。但请务必牢记，这些法律将间接影响高科技创业和新公司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最灵活的之一。我认为，这是塑造其成功的创业前景和成果的重要因素。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欧洲国家大幅开放了劳动力市场，但法国等国家的限制仍相当严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学术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自由化对新公司的增长和生产率有重大的积极影响。（*10.探讨这个主题的文献很多。其中一篇主要文献见Giuseppe Nicoletti and Stefano Scarpetta （2003），“Reg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Growth：OECD Evidence，”Economic Policy，第18卷第36期，第9—72页。）

　　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如何？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构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下表概括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0—100分）。显而易见，尽管中国最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与有关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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