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牛津大学“技术和包容性发展的繁荣之路委员会（The Pathways for Prosperity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而写的背景论文，旨在汇集证据、想法和研究，以供委员会思考。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立场。委员会由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主办和管理，与国际发展伙伴、发展中国家政府、私营部门领导者、新兴企业家和民间社会联合，旨在促进新的对话，并鼓励共同设计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使前沿技术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边缘化的人们服务。
1.引言
新技术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乐观主义者认为知识经济、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不断改进是发展中经济体向更发达状态飞跃的历史性机遇。而其他人则担心贫穷国家难以与有更多资本投资于新技术的国家进行竞争。正如关于技术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富裕国家内部不平等的讨论那样，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影响也持不同看法。技术能否通过提高整体生产率，带来“水涨船高”的好处？还是说这些成果只能为少数高技能劳动者、专业人士和大企业享有？
新技术往往会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促进产品创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都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手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移动电话使人们实现了远距离的便捷通信。在明确可见的跨越式发展中，它们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能实现长途通信，而不需政府高成本地投资于土地和其他基础设施。同样，通过移动银行，没有银行分支机构的偏远地区也可以享受到金融服务。
这些都是技术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清晰例证。但是，如果要对发展做出真正的可持续贡献，技术不仅要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还应带来更多报酬更高的工作。换句话说，它必须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6）提出了“手机而非汽车工厂”的增长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怎样才能买得起手机？新产品和服务可能更便宜，但如果没有更高效的工作岗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必然会落后。
再来看看移动电话和银行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产者服务，也是消费者服务；通信和金融是生产的中间投入，有利于生产领域。例如，一项著名研究表明，手机在印度喀拉拉邦的普及使当地渔民可以利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套利，平均增加8%的利润（Jensen，2007）。肯尼亚无处不在的移动银行服务M-Pesa使贫困妇女能够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向非农业活动，从而促进最低收入水平显著增长（Suri and Jack，2016）。
新的数据技术在改变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农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GPS（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和高速通信有效改进了推广服务，优化了灌溉、农药和化肥使用，提供了预警系统，并实现了更好的质量控制和更高效的物流和供应链管理（Deichmann et al.，2016）。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更高回报的非传统作物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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