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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中的事实与价值观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8月01日
经济学家的言论与著述显示,他们似乎对价值观拥有共识,只是对事实存在不同的解读。我这里说的讨论不仅是关于或然事实,还包括代表社会、政治和生态系统特征的那些机制,即人们说的“深度”事实,但它们很少涉及价值观。图/视觉中国
文丨帕萨·达斯古普塔

  *Partha Dasgupta, 剑桥大学Frank Ramsey经济学讲席教授,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其研究领域涵盖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变化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弈论,营养不良的经济学以及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本文的早期版本发表于Economics and Philosophy,2005,vol 2,第221—278页。后收入Harold Kincaid and Donald Ross主编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conomic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引言

  社会思想家经常提醒我们:对于个人福利如何构成,人们有不同看法;即使在这方面没有分歧,对于一个人的福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其他人交换权衡,他们也意见不一。思想家们认为,某些人最关心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另一些人更在意住房和受教育(乃至更广义的生存机会)方面的不平等,还有些人反对经济学家说的“机遇集合”(例如“人类能力”,见本文第2.2节)的不平等。思想家们说,虽然有人坚信收入和财富是个人福利最确切的决定因素,但对于多大程度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算是合理水平,并没有共识。他们认为,政治分歧可以追溯到人们对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认识差异。我们应该承认人们有不同的伦理观。*1在经济学中,对此观点的典型阐述包括:Robbins(1932)、Samuelson(1947)、Graaff(1962)和Joan Robinson(1964)。政治学中的阐述可参见Barry(1965)。

  但如果用上述思路解释当代的经济学议题,你将面临一个困惑:对当今人类遇到的某些最重大议题的专业讨论是围绕事实,而非价值观。更让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家的言论与著述显示,他们似乎对价值观拥有共识,只是对事实存在不同的解读。我这里说的讨论不仅是关于或然事实,还包括代表社会、政治和生态系统特征的那些机制,即人们说的“深度”事实,但它们很少涉及价值观。讨论的参与者仿佛很不愿意申明自己的价值观,因为这样做不仅多此一举,还显得傲慢。我读过的所有经济学文献,没有一篇不认为应该减少广泛的非自愿失业,或者应该让贫困成为历史,或者应该阻止热带雨林消失的可怕前景。然而,对于什么是减少非自愿失业、减轻贫困和放缓雨林消失速度的最有效办法,提出了大量不同意见。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非自愿失业的程度、当今世界的贫困规模或雨林消失速度等,同样存在广泛分歧。与此类似,我们在电视节目里不时看到的关于全球化议题的激烈争执,似乎是针对最近数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到底让大多数人获得了收益,还是伤害了人数众多的最贫困群体。*1对此问题的不同观点,可参考Stiglitz(2002),以及最近任何一期的《经济学人》。

  思想家们曾指出,“事实”与“价值观”是相互交织的。即使我们为理解周围世界构建的模型,也包含对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预先判断。这种判断会部分受到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利益的影响(Putnam,2002),但也有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例如检验某种思想或技巧是否合适的愿望。因此,这种相互交织可能带来误解。某人特别关心一种现象的事实方面,但其他人可能认为他是在做强烈的价值观假设。所以我们有可能忽略的是,即便价值观决定或深刻影响着人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涉及价值判断;另外,对事实问题给出答案,未必能够解决与事实相交织的规范问题。当然,某些经济学家担忧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某些经济学家相信市场和政治的良好运转足以保护与改善大自然,他们或许在内心深处确实抱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用各自不同的伦理受体(ethical receptors),也许还时常用私人利益过滤他们对世界运行的认识。不过,即便他们用关于事实的争论掩饰其伦理观的差异或私人利益,争论的仍是议题的事实特征,这也是我在本文强调的要点。*2关于专业科学发现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如何会被有意忽略甚至扭曲,可以参见Ehrlich and Ehrlich(1996)。其中提到的例子包括对全球变暖(尤其是人为原因)和生物多样性退化的讨论。

  经济学家的工作几乎完全专注于对事实的讨论,这让公共知识分子认为,现代经济学必然是伦理荒漠。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爵士几年前在英国科学院宣读过一篇文章,批评经济学家从民众的实际选择中推测人们的福利。我不知道谁给威廉姆斯介绍过经济学家的著述内容,但他显然不清楚有大量关于价值评估的实证研究(例如关于环境资源的价值),远远超出他对经济学的想象。*1例如Freeman(1993)。我发现这个指责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我在几年前才发表过一篇关于贫困与福利的论文,对福利做的解释远远超出“显示性偏好”的范围,即威廉姆斯批评的内容,参见Dasgupta(1993)。本文第2节和第3节还将详细介绍。

  这种误解还受到我的老朋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推动,他的几本广受伦理学家重视的专著粗略地描绘了现代经济学(Sen,1987,1999)。除其他内容外,森(1987)特别提道:“现代经济学缩窄了亚当·斯密对人类的广阔视野,这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故步自封与经济学疏远伦理学密切相关。”森得出了一个无人能拒绝的普遍结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有太多可以相互借鉴。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看似无可辩驳、受人欢迎的普遍结论也最令人怀疑。此外,社会科学家走的捷径受制于他们恰好要研究的问题的范围,而森并未向普通读者提示过这点,威廉姆斯似乎也没有重视。

  我们来看如下经常向经济学家提出的典型问题:(1)高速公路车流量太大,导致严重拥堵。现在有项道路加宽的建议,是应该接受该建议,还是引入道路收费制度,或是扩大公共交通系统?

  (2)某个穷国的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为该国自然资源基础的利用提供补贴,这是否应该继续?补贴应该加大还是削减?

  (3)若干国际组织计划支持一个受困于内乱和腐败政府的穷国进行重建,应该如何让政府、私人企业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进来?显然,对此类问题的合理回答需要较为细致、谨慎,对生活的细微之处更敏感。例如,人们的偏好可能来自他们是采用公共或者私人交通工具、公路或者轨道交通,这构成了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的合理基础,否则我们如何知道交通的负荷对象?即使这并非完全合理,但我认为,其著作被伦理学家视为道德生活试金石的亚里士多德,对于该如何提供建议也难以有其他办法。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个问题确实能有所帮助(亚当·斯密也是),但也只是提供了基础。本文第4—5节将指出,对今天面临的此类议题,需要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及其所有技巧,才能给出实质性的答案,此外还要人类学、生态学、人口学、流行病学、心理学、营养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的加入。反之,伦理学此时似乎并无多少助益可言。

  这样讲事出有因。现代经济学建筑在宽泛的伦理基础上,能够针对不同的伦理学理论而聚焦到具体情形(见本文第2节)。例如,罗尔斯(Rawls,1972)的《正义论》刚刚发表,经济学家就推导出了该理论对同世代(Atkinson,1973;Phelps,1973)和跨世代(Arrow,1973;Dasgupta,1974;Solow,1974)资源配置的不同启示。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源于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足够宽泛,可以把罗尔斯的理论纳入其中。但由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数十年前就已奠定,研究者认为没有必要复述。于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伦理内容,例如个人福利的分配状况关系重大,对分配的评估要求对个人之间的福利做比较,在研究成果中都被视为默认的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值得关注的社会、政治和生态机制即便是最明确无疑的,至多也是半透明的,因此他们把最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究社会实际面对的权衡取舍问题,而非伦理上允许的权衡取舍问题。或者说,经济学家不愿意在目前提出的各种伦理学理论之间做选择,而是从非常一般性的另一端入手,寻找无论采用何种福利概念及其支持理由,均可以改进人类福利的政策组合。因此,福利经济学得出的成果经常是一套政策菜单,其知识挑战则是恰当解读将政策导向最终结果的各条路径。

  伦理其实并未从背景中消失,但追随森的思路的伦理学家似乎不这么看(罗尔斯是重要的例外,经济学家也因此格外重视他)。例如,罗宾斯(Robbins,1932)继续成为常见的讽刺对象(Sen,1987;Putnam,2002),说他把经济学家带到“无价值观”的方向。帕特南谈道(Putnam,2003,第401页):我的方法要求停止以“科学”之名把伦理考虑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并回归对社会福利的合理而人道的评估,亚当·斯密将此视为经济学家的一项核心使命。然而,罗宾斯的著述完成于70年以前,我知道的经济学科已和当时大不相同。帕特南(2003,第396页)还教导我们说:“福利经济学的主题……要求我们能够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明确说明收入分配的‘道德性’、采用或不采用人均收入作为唯一福利指标的‘道德性’,以及促进教育、减少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优先性……”他还抱怨说,经济学家没达到这些要求。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2003,第413页)曾经提出“经济学这个知识领域较为荒芜”,并在静思后承认“我不是经济学家”。

  作为老派的研究型经济学家,我对上述指责很难做到平心静气。我把整个学术生涯献给揭示和分析社会现象,提供政策建议,并为此学习相关学科的各种方法与技巧,最后却被告知,自己不过是在人类境况里横冲直撞的乡巴佬中的一员。我甚至不清楚该如何应对伦理学家的批评,只是注意到半个多世纪前,柏格森·伯克(Bergson Burk,1938)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47)提出了政策评价的规范理论框架,另外,迄今成形已30年之久的“公共经济学”也经常公开讨论伦理问题。

  当然,只提到伯克与萨缪尔森是不够的。因此本文设定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任务。首先,在第一部分(第1—3节)与作为过渡的第4节中,我将概述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伦理学思考,展示现代经济学家为何认为福利经济学基础是一个已经解决的议题。其次,第4节和第2部分(第5节)将介绍一个案例,涉及贫困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长达50年的讨论。介绍该案例是为了揭示本文的论点:现代经济学家的专业讨论,即便是关于贫困和分配公正等深度涉及道德内容的议题,也是围绕事实,而非伦理价值观。的确,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中有许多内容可以批评,我在第5.6节中也会专门提出批评意见。但对这些研究的任何合理批评都应该着眼于被忽略的事实,例如在农村贫困研究中忽视了当地生态问题,而不是伦理价值观上的迟钝。我希望,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与作为过渡的第4节能结合起来帮助解释:为什么伦理问题在现代经济学讨论中被放到后排,以及经济学家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在这一课题中取得的真正考虑周全的规范进步,都来自对社会和生态事实的深入理解,而不是对贫困、分配公正,乃至发展含义的反复斟酌。*1我对案例研究题目的选择是针对前文提到的Hilary Putnam与Martha Nussbaum的批评意见。这两种批评都基于一个观点,即研究发展问题的职业经济学家缺乏对伦理问题的关注。

  本文更为详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节介绍现代经济学家采用的模型:身处市场环境的行为人,以及用什么方式把个人选择与市场中的集体行为联系起来。我还将概述,这些模型如何能调整适用于非市场环境下的决策过程。第2节和第3节将基于该模型,介绍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虽然人们认为福利经济学对权利问题不敏感,但我指出,现代经济学家其实已经把权利问题纳入伦理考虑。我将介绍,人类权利和人类产品的观念,包括若干伦理学家与发展活动家近期强调的“能力”,如何能够被经济学家纳入普遍的人类福利概念之中,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第2节)。

  第3节将区分福利的“构成因素”与“决定因素”。伦理学家的本性是关注前者,经济学家则研究后者。接下来将简要讨论将个人福利加总成社会福利的实质。第3.1节指出,社会福利不仅是古典功利主义等目的论理论的关注对象,也受若干直觉主义理论与现代正义契约理论重视。第3.1—3.3节将指出,社会福利可以用三种等价方法进行形式化,其中第3种形式化表述是由福利的决定因素定义的,它构成了社会成本收入分析的基础。接下来的第3.4节将结合肯尼斯·阿罗的著名定理(关于构建民主投票规则的普遍不可能性),继续探讨社会福利的概念。

  我在第3节不得不采用一定数量的数学表达式。这难以避免,因为阐述社会福利概念的三种等价方法是一个数学问题。但我得赶紧声明,这些内容并非为了做数学演算,而只是用基本的数学符号描述必要的观点。

  第4节是过渡部分,旨在回应伦理学家近期的抱怨,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中采用的行为人模型并不适用于面临残酷选择时的环境。但通过考察经验证据,即世界上最贫困的家庭在不同性别与年龄的成员中如何分配食品和医疗资源,如何做生育和生殖健康的决策,我将指出,经济学家的选择理论完全适用于分析人们在被迫做这些困难决策时的行为。

  第二部分(第5节)包含对现代发展经济学演化历程的介绍。我指出,贫困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屡次随实证结果发生变化,引起相关政策争论的通常是事实方面的分歧而非价值观。我首先解释,为什么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会把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第5.1节)。然后讨论把GNP增长作为福利指标后带来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分配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主张取消政府对外贸和国内生产控制的理由,以及如何选择符合发展目标的公共政策等(第5.2—5.3节)。接下来,我介绍了有关食品消费和家庭行为(尤其是生育决策、女性教育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等)的发现(第5.4—5.5节)。我继而提出,如果不把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农村贫困现象与当地自然资源基础的利用联系起来,则对此类议题的任何研究都将难以得出满意结果。这些情况又与自然资源基础的主流产权体系有关系,属于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以解释世界最贫穷地区的持续极端贫困现象(第5.6节)。

  在发展活动家的宣传著述中,有观点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印度次大陆的部分区域缺乏经济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择经济政策时没有慎重做到以人为本。第5.7—5.9节对此做了反驳,提出更多证据表明,经济学家中关于发展政策的分歧来自对事实的不同解读,而非价值观争议,发展经济学研究一直把人放在核心关注点上。

  本文的第4节与第二部分对发展经济学内部讨论的回顾并不完整,这里对议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我本人的专业知识和经历的影响。但希望了解更多发展经济学讨论议题的读者将发现,我的观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同样成立:现代经济学家是在探讨事实,而非价值观。本文第一部分将对此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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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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