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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中的事实与价值观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8月01日
文丨帕萨·达斯古普塔

第二部分:事实

  本文第2节和第3节介绍的理论架构有助于对经济政策讨论进行分类。设想有两种政策选项A和B,个人j和k对这些选项的价值评估可能因为以下三个原因而存在分歧:

  (α)j和k测算个人福利的方法有差异。例如k对j说,在评价个人福利时,你给个人收入赋予的权重太高(相比教育而言)。即在公式(1)中,j和k构建的Vji和Vki不同。

  (β)j和k对社会福利的构建方法有差异。例如j对k说,你没有给福利的平等性赋予足够的权重。即在公式(1)中,j和k构建的Wj和Wk不同。

  (γ)j和k对政策选项的可能效应有不同的理论看法。例如k对j说,你认为政策A比政策B会让穷人的生活更加困难,我不赞成。

  如果j和k讨论问题时用的是Hj和Hk,即公式(2)的左侧项,也会出现相应的分歧。

  职业经济学家之间的政策讨论经常采取以上的第三种方式。后续小节将通过发展经济学的演进揭示这一点,我的目的不是历史综述,只是简要介绍几十年中的几次讨论。很自然,这些议题的选择反映了我本人的专业领域和参与经历。

  5.关于发展的讨论

  发展经济学探寻各国的贫困现象,关注摆脱贫困的路径。为讨论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过去被称为“欠发达国家”,并在50年里几经改变,如“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包括我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则简单地称它们为贫困国家。这个领域有广泛的参与者。不仅学院派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关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也在贡献智慧。尽管关于贫困的含义已有很多著述,并仍在不断撰写,但对于哪些人能被归为穷人有直观感受:对于维持生活运转所需的资源,穷人能获取的非常有限。

  5.1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

  以上直觉看起来显得过于粗略、草率和笼统。毕竟,资源有很多类型,有人或许在某些资源(如食品)上较为丰富,但在其他方面(如医疗)较为匮乏。此外,“需要”的含义也有待澄清,并的确引来了长篇大论的深度分析。还有,“非常有限”和“维持生活运转”又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然而在发展经济学出现的最初阶段,收入逐渐被视为一个人维持生活运转所需资源的恰当指标。其理由是,无论人们还需要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收入去购买产品和服务。可是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并无证据表明收入本身曾被当作目的。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的考察是发展经济学中反复开展的工作。经常被大家提到的世界银行的估计值,即约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就是用于展示贫困程度的一类事实描述(第5.4节)。*1世界银行最早的一期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就是聚焦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次大陆的贫困问题(World Bank,1978)。该报告的第4章题为“增长与减贫的前景”。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的关注点后来仍不时面向贫困问题(World Bank,1990,2000)。更早的时候,印度政府的远景规划部(Perspective Planning Division)也发表过保证全体国民最低基本收入的蓝图(Pant et al.,1962),但无果而终。

  从“个人”到“国家”的转化中,GNP是明显的收入汇总。这一指标反映了经济体生产的产品。为简化起见,我们这里把国民收入与GNP视为同等指标。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GNP或许有些局限,但在谈及其他问题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又要回到这个指标。例如,如果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政府就需要资源。如果这些资源是通过税收获得的,那经济体就必须有足够多的收入以供征税,于是我们又回到了GNP。由于在政策讨论中的广泛应用,GNP如今已植根到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你问某个人“什么的增长”?回答很可能是“GNP的增长”。

  用GNP作为发展指标经常受到批评,这不仅来自伦理学家(Bauer,1971;另见第5.7节)。即便如此,它仍有惊人的承受力,这背后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其他一切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信念只能通过事实而非价值观证实或证伪,所以长期以来关于收入是不是发展的恰当指标的争议是针对事实的争议。

  为追溯GNP指标在发展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回顾一篇文章的表述,该文引领了经济发展的现代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弄清楚一个过程,即储蓄和投资在过去仅占国民收入4%—5%乃至更少的社会如何变成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乃至更多的经济体。之所以说这是核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就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随之而来的知识与技能。这段文字既非来自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痴迷于资本积累的某位19世纪英国企业主的后裔,其作者乃是已故的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一位被誉为有“人道情怀”的经济学家(Lewis,1954)。他的逻辑可以概述如下:设想1美元的投资会持续地在每年产生10美分的新增收入,也就是说,投资的实际回报率为每年10%,那么要产生1美元的年收入,就需要10美元的资本。如果每年把GNP的5%用于投资,GNP就会以每年0.5%的速率增长,而如果投资率达到15%,年增长率就是1.5%。再假设人口以每年1%的速率增长,于是5%的投资率将导致-0.5%的人均GNP增长率,而15%的投资率将使人均GNP的增长率达到0.5%。前者意味着萎缩,后者代表发展。*1可以顺便指出,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投资率经常超过GNP的40%,如韩国、中国台湾。5.2经济增长的质量:投资的去向?

  一项研究议程的繁殖力可以用它引发的可以回答的问题数量测算。以此标准看,刘易斯的论文倡导的研究思路有巨大的生命力。第一,它恰当地提出了投资率的问题,然而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国家应该投资于哪些领域呢?是重工业(如钢铁)还是轻工业(如服装),或是农业?道路、港口、电力?公共卫生?初等教育?还有生殖健康项目?第二,投资的主体应该是谁,政府、私人企业,还是地方社区?第三,与之相关的是,政府是否需要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例如创建重工业体系?第四,在没有政府机构积极作为的情况下,GNP的增长是否也能导致社会中的绝对贫困减少?等等。

  第四个问题涉及著名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观点,该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的腾飞,没有人会被丢下,正式就业岗位将被创造出来,工资将会提高。如果询问经济增长能否带来足够快的涓滴效应,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会给你简洁的答案,尽管未必相同。然而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问你为什么想知道,这表明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尽管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伦理考虑,但问题本身则是针对事实。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统计数据含糊不清,因此这个讨论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关于事实的讨论。*1世界银行近期发表的一项统计分析有一个启发性的题目“增长对穷人有利”(Dollar and Kraay,2000)。

  有关贸易自由化的争议,以及更近期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议题,部分是在回应上述的第三个问题,即选择合适的经济政策。较早的直观认识是,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进口威胁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若干贸易和发展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Bhagwati and Desai,1970;Bhagwati and Srinivasan,1975)。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扭曲了国内价格,导致资源浪费,还造就了易于滋生腐败的社会环境,意味着更大的资源浪费(Krueger,1978;Bhagwati,1982)。此外,在先进的出口产业中边干边学,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改善经济表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Lucas,1993)。“出口驱动型增长”一词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描述。

  争论仍在继续。某些经济学家发现,近期取得成功发展的政府(尤其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某些产业实施了防范外国竞争的保护措施,并通过事实上的补贴促进若干出口产业的发展(Amsden,1989;Wade,1990)。然而,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人又反问说,如果这些经济体的政府没有挑选未来的产业赢家,其发展表现是否会更好。此类反事实问题很难回答,但它们归根到底仍是针对事实的分析,而非价值观。

  在上述四个问题中,第二个在公共知识界引发的争议最为严重。直至最近,还经常以这个问题的回答划分左右阵营。但它是个伪问题,如果不了解经济中各种制度的优缺点,你就无法判断应该由谁做投资主体,是公共机构、私人机构还是社区。之前的第2节谈道,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某些活动几乎肯定应该留在私人领域,某些交给市场,某些交给社区,还有些由公共领域负责。但仍有部分范围广泛的活动的安排,必须通过比较各种制度与当地配套的其他公共政策和行为习俗的运行效率来决定。例如在介绍刘易斯的理论逻辑时,我们可以假设投资回报率为每年10%,但如果公共部门腐败严重,或资本资产的产权缺乏保障(见下文),或政府具有掠夺性,则回报率可能会低得多,甚至为负值。对此类问题的深入理解使发展经济学家将讨论的焦点从早年的政策更多转向如今的制度特征。这两者相互联系:好的政策不可能凭空出现,经济政策的效力也取决于周围的制度特征。*1世界银行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是经济发展思想演变的很好指标,其中两份就是关注政府的作用与生产性制度的建立(World Bank,1997,2002)。

  关于贫困国家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发展,则是为了回应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第3.3节指出,该理论有着广泛的伦理学基础。但实际上,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在贫困国家的投资项目选择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因为技术细节感觉过于复杂(Little and Mirrlees,1991)。我不清楚这是否关系重大,因为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还普遍不关心健康且受过教育的人口给经济带来的生产率收益。不仅最贫困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重视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而且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设计也主要是面向工农业项目。不过,越来越多经验证据给人力资本扮演核心角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佐证(如医疗:Leibenstein,1957;教育:Schultz,1961,1974;Becker,1981,1983),表明过去长期秉持的信念,即钢铁厂给世界最贫困国家带来的社会收益高于学校和公共卫生项目,是错误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启示是教育和卫生的改进不仅与GNP增长不矛盾,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尽管这个启示在今天听起来很自然,但教育作为宏观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念直到最近才被整理为可检验的模型(Lucas,1988)。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普遍接受(World Bank,1993,1998)是表明事实发现可以被社会科学研究吸收的一个范例,当然这样的普遍接受需要时间。

  5.3增长与分配

  GNP是加总指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测算。如果人类个体是关注的焦点,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关心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贫困发生率。一个国家的GNP可能很大,分配却高度不均,某些人生活赤贫。一个国家的私人收入可能较高,公共环境却很糟糕。更微妙的是,未来的GNP增长前景与当代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这是有关增长与分配的长期争论的一个根源。

  该冲突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如果富人的投资比穷人更多(比如因为他们有较多资金),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就会拉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其次,再分配措施可能打击工作、投资以及从事一般生产活动的激励。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可能性直至不久前才在莫里斯那篇大胆且富有原创性的论文(Mirrlees,1971)中得到有意义的系统阐述。该论文清晰地指出,这种激励效应是否显著只能靠实证检验,例如分析人们对闲暇(和风险规避)的需求以及工作的生产率(和风险)等。阿特金森(Atkinson,1973)利用莫里斯模型开展的一项早期理论研究则显示,理论上激励效应可能非常强,使得如罗尔斯伦理学那样的平等主义伦理学[符合公式(1b)的描述]也会同意对高收入采取低边际税率。由此带来的启示是,虽然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收入转移措施,但程度不能像平等主义者直觉上要求的那样激烈。

  在增长与再分配以及更一般的效率与平等的冲突议题上,有方向相反的作用因素。如果小农场比大农场的生产率更高,比如原因是小农场主更容易监督雇佣工人的努力程度(Eswaran and Kotwal,1985),那么把土地再分配给失地者就可能促进经济增长。阿德尔曼与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73)早先就发现了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土地再分配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世界银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当代的贫穷国家能够通过某些再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与上述发现相互印证(Chenery et al.,1974;Ahluwalia,1976a,b)。

  还有一个作用因素是健康,这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借助营养学家与流行病学家找到的数据,有研究指出投资于穷人的营养和健康能提高其生产率,乃至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仅靠市场不能很快地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经济增长或许有涓滴效应,但流溢的速度很慢。

  其理由如下: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发育不足,短期营养不良使人身体虚弱,两者都会显著约束需要力量和耐久性的体力劳动的能力。此外,维持生命也需要巨大能量,一个人日常营养摄入的能量有60%—75%用于维持生命,剩余的25%—40%才耗费在“自主性活动”(工作与娱乐)上。因此,维持生命就好比固定成本,这说明把营养摄入转化为营养状况的新陈代谢过程是非线性的,即对略有营养不良的人来说,其平均营养摄入的微小改变对营养状况的影响会被放大,超出营养摄入变化的比例。有关研究显示(Dasgupta and Ray,1986,1987),由于这种非线性关系,市场不太容易消除营养不良现象。营养不良者获取食品的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工作能力不足,他们难以完成高质量的工作,以获取改善自身营养状况所需的食品。而且随时间推移,营养不良与落入贫困陷阱可能互为因果。营养不良表现出滞后现象(营养及其影响之间还有正反馈),甚至会使贫困世代延续。一旦某个家庭落入贫困陷阱,其后裔要摆脱出来将尤其困难。*1我在其他文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过这些机制(Dasgupta,1993,1997)。有关营养摄入改善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在西方国家崛起中的历史记述,可参见Fogel et al.(1983)以及 Fogel(1994,2004)。从经济数据中识别家庭层面的贫困陷阱有很大难度,因为我们必须找到经济条件曾经相似但后来逐渐分化的不同家庭。有学者在当代中国农村地区找到了贫困陷阱的证据(Jalan and Ravallion,2002)。对教育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Heckman,2000)。全民覆盖的初级医疗和教育服务可以给那些极少拥有其他资产的人提供人力资本,实现资产再分配。这样的行动不仅会增加当前的包容性财富,还会影响未来。以上两个因素(土地所有权、医疗和教育)的作用机制表明,我们不仅能利用再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可以设计出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的再分配模式(Adelman,1979;Deininger and Squire,1998)。但请再次注意,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都涉及对事实的广泛解释,而不是价值观。*2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对韩国与加纳的比较,这两个国家在1960年的人均GNP水平基本相当,但韩国有一项巨大优势:其政府开展了土地改革,并普及了初等教育。这些早期优势使得,如果用美元测算,今天韩国的人均GNP就已经是加纳的20倍。

  5.4对贫困的估算

  贫困显然包含多个维度,这使对当今世界的贫困程度和贫困范围的估算面临诸多问题。事实上,即使我们采用一个较狭窄的贫困定义,问题依旧存在。原因如下。

  我们可以想到,由于食品是福利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贫困能够用营养摄入低来识别。但这方面的测算仍有许多问题,因为我们必须了解,一个人的饮食是缺乏主要营养元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是微量营养元素(铁、碘、磷等),或者两者兼有。在不以圆形根茎作物(如木薯、甘薯)为主要食品的社会,可以认为能量摄入充足的人就有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因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测算贫困的办法就是确立一个能量摄入水平(如每天2000千卡),低于该水平的人就可以被视为穷人,然后采用群体抽样的办法测算摄入水平。

  但显然,摄入水平应该与能量需求水平相匹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久坐之人的日常摄入要求会低于从事艰苦劳动的人。还有,世界各地最贫穷的人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食品,其占比经常高达80%,但他们仍需购买其他物品(服装、被褥和偶尔的装饰)。因此完全用营养测算的贫困会显得过于狭隘,如今的贫困定义则经常采用最低收入或支出水平,把低于这个水平的人划分为穷人。

  在贫困线确定后,最简单的测算贫困范围的办法是估计有多大比例的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得出“人头贫困率”。但由于各国的生活成本不同,当我们探讨全球的贫困水平时,又会遇到新的实证问题。经济统计学家于是估算了生活成本的国际差异,他们不是用各国货币的官方汇率,而是借助购买力平价,使不同国家的贫困线可以相互比较。

  在某些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贫困以低收入定义,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则采用低支出水平。这也给贫困的国际比较增加了难度。更复杂的是,无论报告收入还是报告支出都没有反映农村人口从本地公共资产中获取的资源价值(见第5.6.1节)。还有,样本调查中的回忆期长短也会影响贫困估算。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国抽样调查中做了此类实验,居民家庭被随机派发报告期不同的两类问卷,其中一类要求他们回忆此前7天的高频率项目(食品、烟草)的支出,此前365天的低频率项目(服装、鞋类)的支出,以及此前30天的其他项目支出。另一类问卷要求他们回忆此前30天的所有项目支出。有趣的结果是,前一类问卷得出的人头贫困率仅为后一类问卷的一半。*1对这些发现的讨论,参见Deaton and Dreze(2002)。

  尽管有实证上的诸多困难,我们仍能看出当今世界的绝对贫困现状。生活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每天1美元标准的人数,过去15年里在非洲和部分拉美国家有所增加,但全球总数量有所减少。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快速增长把足够多的人拉升到贫困线以上,使上述改善得以实现。但很有意思的是,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标准的全球总人数却有所上升。中国和印度的高增长率尚未使足够多的人口提升到更高的贫困线之上。这些发现让我们得以初步了解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

  5.5女性教育与生育率

  在当今世界,最贫困的地区有着最快的人口增长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次大陆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在过去40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年均增速远超2%。那里的儿童死亡率显著下降,降幅远超生育率的下降。只是在印度和孟加拉的部分区域,最近才有所改变。贫困与生育率之间有何关系?贫困国家高生育率的长期延续是哪些原因造成的?*1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女性在育龄期结束前,按照现有年龄段的生育率所生育的子女总数,这是反映生育水平的单一最佳指标。20世纪70年代后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和生育率为6.6,印度次大陆为5.3。到90年代中期,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为5.6和3.4。作为对比,全球在这两个时期的平均数为3.7和2.8。

  考德维尔(Caldwell,1980)分析了若干历史案例,认为大众教育可能降低高生育率。关于贫困国家人口增长的后续研究则强调,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有负向关联。把女性缺乏教育作为鼓励生育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如今已被普遍接受(Sen,1994,1999)。

  然而后一观点还面临两个疑问。首先,女性生育率随女性教育水平下降的程度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上都呈现巨大的时间与空间差异,非洲部分地区还发现了方向相反的结果:女性初等教育水平的上升伴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Jolly and Gribble,1993)。其次,全球最贫困地区的生育率在最近之前基本没有改变,而婴儿死亡率却在下降,这说明肯定还有支持多生育的其他重要原因。仅靠女性缺乏教育难以解释生育率的稳定。无论如何,苏珊·科克兰(Susan Cochrane,1979,1983)作为第一位清晰展示女性教育与生育率下降关系的学者,她本人不愿意承认其发现中存在因果联系,利用更近期数据开展研究的学者也同样如此(Cohen,1993;Jolly and Gribble,1993),因为确定因果关系极为困难。女性教育或许确实能有效降低生育率,但另一方面,生育活动本身或许也是导致学业中断的因素。另外,即使教育是由政府提供的,居民仍可以选择放弃该机遇:贫穷国家的政府实施强制入学的能力和意愿通常极为有限。教育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以及人们所在社区的习俗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反映的社区特征,例如女性之间缺乏活动联络,与外部世界缺乏沟通交流,或者不利于女性的继承规则等,或许恰好鼓励了高生育率(第4.1节已讨论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追求普适性的人口学理论把女性教育和生育率都作为“内生”变量,在这样的理论中,教育和生育率之间的负向联系是一种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这两个变量被解释为在样本中存在“联动”,而没有其他含义。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绿色革命让世界食品生产赶上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我相信,正是这个事实让社会科学家在80年代得出结论说,全球最贫穷地区的人口也不再成为问题。*1例如Kelley(1988)。生态学家对地球承载80亿—100亿人口的合理生活水平的能力感到担忧,森(1994)对此却持轻蔑态度。可是谷物产量的增长在近年来停滞不前,人口却仍在快速增加。此外,地球上已没有太多土地可以用于农业种植。这两个事实或许导致如今的经济人口学家转而认为,高人口增长阻碍了全球最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Birdsall et al.,2001)。但是,与高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不构成问题的看法类似,这一修正观点也面临相同的缺陷,它们都把人口变化视为外生因素。除生育率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如中国)之外,人口变化并不能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因素。下面,我将介绍以制度和生态因素(而非女性教育或生育行为)为基础的新近观点。作为说明,我将讨论地方自然资源基础在世界最贫困人群的农村生活中的关键作用,指出忽略这些基础通常将导致错误的政策处方。*2这一论点更全面的阐述,可参见Dasgupta(1982,1993,2003,2004,2004[2001])以及Dasgupta and Ma..ler(1991)。

  5.6自然资本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

  这个议题其实不限于发展经济学对地方自然资源基础的忽略。更一般地说,20世纪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都同环境科学脱节。从专业著述看,经济学者最多把大自然当成背景,然后独立考虑资源问题。我们还假设,反映地球系统特征的变化进程是线性的。另外,宏观经济预测通常不包括环境资源。如果必须把大自然的因素考虑进来,那也是做完“经济学研究”之后的附加内容。

  有人会说,这种做法已导致一个令人不解的文化现象:一群科学家(多数为地球科学家)在人类目前对大自然的利用中看到了严重隐患的征兆(如Ehrlich and Ehrlich,2004;Steffen et al.,2004),而另一群科学家(多数为经济学家)记录的事实则是,今天的人类生活平均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对上述悲观态度感到不解(如Simon,1990;Johnson,2001)。在忽略自然资本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方面,发展经济学家与自己的同行差不多。然而,政策和制度固然重要,生态也不可或缺。忽略大自然不仅令人遗憾,也极具讽刺意味。我们只需要想想内陆村庄的耕地、打谷场、牧场、村庄水塘、树丛和森林、溪流和水坑,沿海村庄的树丛和森林、岸边渔场、红树林和珊瑚礁,就能够认识到特定地域的自然资源对农村贫困人群生活的重要性。要知道,全球最贫穷的人口中有60%—70%生活在农村。可是除农地以外,发展经济学家制定政策建议依赖的理论模型大多没有考虑其他任何自然资本。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著作也忽略了地方自然资源基础,以及管理这些资源涉及的类型广泛的制度。*1参见Dreze and Sen(1990)以及Ray(1998)等。我曾多次抱怨正统发展经济学对自然资本的忽略,例如Dasgupta(1982,1993,2004,2004[2001]);Dasgupta and Ma..ler,(1991)。自1996年后,《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期刊》(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Charles Perrings教授积极推动把自然资本纳入发展经济学研究。

  5.6.1产权与地方公共资产

  谈到资本资产,人们会想到对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和其他权利。以地方自然资源基础为特征的资产归谁所有呢?在正统发展经济学边缘工作的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现,除农用地以外,这些资产大多数既非私人财产,也非国家财产,而是归社区所有,属于地方公共资产(local commons)。作为总资产的一部分,地方公共资产在不同生态区域差异很大,在印度主要位于荒地、山区和非灌溉区域,很少在湿润地带与河谷。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基于风险共担的需要。

  地方公共资产重要吗?久德哈(Jodha,1986)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收集了印度21个干旱地区的80个村庄的资料,表明贫困家庭收入中有15%—25%直接来自地方公共资产。在对津巴布韦东南部29个村庄的一项研究中,卡文迪什(Cavendish,2000)得出了更大的估计:直接来自地方公共资产的收入比例达35%,对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来说,甚至达到了40%。

  地方公共资产是由社区共同管理的吗?情况不尽相同,但很多情况下是如此,或者曾经如此。受到共同管理的公共资产不对外人开放,只面向通过亲属纽带或社区身份而拥有历史权利的人。对地方资源的共同管理通过“社会资本”建立联系,是人际网络的复合体,并包含以传统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基础。由于地方公共资产支持非市场关系,有关的交易经常不是由市场价格调节,它们的情况通常不会显示在国民经济账户中。不过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资源的使用者在许多情况下会开展合作,有时采取民主决策的方式。案例研究同样表明,合作可以防止农村或沿海社区发生“公地悲剧”。关于地方公共资产的实证研究极具价值,它们可以揭示既非市场体系亦非政府体系的制度如何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自然地生长起来。*1参见Chopra et al.(1989)、Feeny et al.(1990)、Ostrom(1990)、Bromley et al.(1992)、Baland and Platteau(1996)、Jodha et al.(2007)及相关参考文献。关于地方公共资产的经济学理论构建来自Dasgupta and Heal(1979,第3章)。

  这些是社区制度好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两个不利消息。第一,在地方公共资产管理的研究中得出一个普遍发现:公共资产的权益安排经常以私人财产为基础,富有家庭在公共资产收益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例如,印度的例子表明,公共资产的利用权往往限于精英群体,如印度教种姓家庭(Beteille,1983)。另有研究发现,样本中的富裕家庭从公共资产中获得的绝对收益高于贫困家庭(Cavendish,2000),女性有时被排除在公共林地使用权之外(Agarwal,2001)。*2McKean(1992)强调说,公共资产的收益经常被精英群体占有。Agarwal and Narain(1996)在研究恒河平原半干旱村庄的水资源管理做法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第二个不利消息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地方公共资产在近年来出现退化。在曾经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公共资产的地方,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原因之一是外部条件的恶化降低了资源基础(resource base)投资的私人收益和社区收益。外部条件恶化可能有多种方式,产权的不确定性增大就是主要例子。你和自己所在的社群或许认为前人留下的森林是大家共同拥有的,但如果没有产权文件,你们的共有权利就缺乏保证。在混乱状态下,政府可能征收这样的财产。政治动荡乃至极端情况下的内战也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你们的共有财产可能被暴力剥夺。政治不稳定还能直接造成环境退化:国内动荡经常表现为对物质资本的毁坏。

  当人们对自己的产权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将不愿做必要的投资去保护和改善资产。如果共同财产的安全缺乏保证(无论出于上述哪种原因),集体合作的私人预期回报就会很低。这一作用也可能发生在相反的方向,资源稀缺加剧导致各种群体的争斗,让政治不稳定加剧。如果出现正反馈,就会在一定时期内使问题继续恶化,投资的私人回报进一步降低。对特定地域的资源展开的集体争夺在今天经常发生(Homer-Dixon,1999),共有制度本身也在逐渐退化。*3德·索托近期的研究认为(de Soto,2000),产权缺乏明确界定和保护是发展落后的核心事实。他正确地指出,穷人因为缺乏抵押品而难以获得信贷。本文则对贫困提供了多重因果关系的解释。

  第二个原因是人口快速增长,如果制度实践无法应对资源压力的加剧,则可能导致资源枯竭。例如在科特迪瓦,农村人口增长伴随着森林毁坏加剧,土地休耕减少,单位生物量与农业生产率均随之下降(Lopez,1998)。不过,世界最贫困地区在最近几十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本身也需要解释。制度退化造成的经济安全性下降是可识别的因素:在此情况下,子女比其他类型的资产有更高回报(Bledsoe,1994;Guyer,1994;Heyser,1996)。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快速增长是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却在其他地方。因此当我们看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和贫困之间存在数据关联时,并不能解读为其中之一是其他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从长期看每个现象都可能是其他现象的诱因。*1有关理论可参见Dasgupta(1993,2003);旨在检验该理论的近期关于南非的实证研究,可参见Aggarwal et al.(2001)。

  第三个原因是地方层面的管理办法有时被中央法令推翻。非洲萨赫勒地区的若干国家实施的法规,就破坏了社区对森林的管理办法。如有人违反了地方制定的规则,各个村庄不再有实施惩罚的权力。政府如今有若干办法可以破坏地方的制度,把本地变成可以开放获取的资源(Thomson et al.,1986;Somanathan,1991;Baland and Platteau,1996)。

  第四个原因是,对地方公产的管理经常有赖于在互惠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习俗,但这些互惠制度较为脆弱,尤其是在替代资源的私人投资机遇增加时(Dasgupta,1993,2007;Campbell et al.,2001)。即使外部条件没有恶化,且没有人口增长的压力,也可能出现制度退化。当传统管理体系瓦解,又没有其他制度替代时,对地方公共资产的利用将失去约束。于是公共资产会退化,导致众所周知的公地悲剧。近期有研究发现(Balasubramanian and Selvaraj,2003),作为印度南方若干村庄最古老灌溉水源之一的村用水塘,在多年来出现退化,因为集体维护投资在逐渐减少。投资减少则是因为较富有的家庭越来越多投资于私人水井。由于贫困家庭不只依赖水塘的水源,还需要用到水塘周边生长的木柴和饲料,富有家庭转向私人水井的行动加剧了穷人面临的经济压力。

  历史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地方公共资产的重要性会下降(North and Thomas,1973)。关于肯尼亚东北部奥玛部落公共牧场私有化的研究证实,这种转移得到了部落元老们的首肯(Ensminger,1990),原因在于随着交通成本下降和市场扩展,土地私有制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该研究指出,部落元老来自势力较大的家族,而且私有化加剧了部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以上讨论不是惋惜公共资产的衰落,而是想指出,哪些人可能因为经济制度变革而受损。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赢家是自然的事情,更困难的任务在于识别出受害者,并找到能为他们提供安全网的政策。这要求对广泛的事实而不是价值观加以分析。

  5.6.2包容性财富与可持续发展:应用

  过去管理地方公共资产的制度遭到削弱,其实是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表现。环境资源的产权经常未做明确规定,即使有规定也未严格执行,这意味着它们的市场价格几近于零。于是,人们缺乏合理利用它们的激励。但由于环境资源本身具有社会价值,它们的影子价格是正值(见第3.3节)。我们在前文提到,测算社会福利的一种办法是估算包容性财富,不仅包括制造品类的资本资产以及知识和技能的社会价值,还涉及环境资产。我们同时指出,在某些条件下,当且仅当人均包容性财富不会随时间减少时,社会福利才可以持续增加。GNP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指标,因为除其他缺陷外,它并未考虑到资本资产的退化,大量经济交易没有被纳入这个指标。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同样没有顾及资本资产的退化,从这个角度看,它对社会福利的测算并不比人均GNP更好。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增长,人类发展指数也得到改善,但人均包容性财富在下降。一般来说,此类情形包括: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出现扩张(如石油产品或交通运输服务),但缺乏环境产品和服务(如生态系统的服务)的市场与共同政策。由此可见,全方位自由贸易的建议其实是错误经济学的结论,因为当许多环境资源的市场完全缺失时,我们不可能指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

  当然,人均GNP和人类发展指数得到改善,而人均包容性财富下降的情形不可能长期持续。为提升当前产出而蚕食自身生产基础的经济体,不可能无限制地运转下去。最终人均GNP和人类发展指数也将不得不下跌,除非通过政策调整使人均包容性财富得以积累。利用世界银行发表的数据(Hamilton and Clemens,1999),我和阿罗等人的若干研究指出(Dasgupta,2004[2001],2007;Arrow et al.,2004),虽然印度次大陆的人均GNP与人类发展指数在最近30年有所进步,人均包容性财富却出现下降。下降的原因在于,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对制造品类的资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制度改善的投资,不足以弥补自然资本的损耗。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人类发展指数得到了改进,但人均GNP与人均财富都在下降。这些证据还表明,在全球最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群体在人均包容性财富积累上的表现尤为糟糕。

  当然,这些发现是非常初步的,一方面因为世界银行对影子价格的估计非常粗略,另外,也由于人均包容性财富作为社会福利的恰当指标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目前看最多是第一近似值。为改进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上述发现对之前提到的文化谜题给出了解释。该谜题在当前的一个表现是,发展活动家坚持说,得到认可的发展(例如联合国近期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必须是可以持续的,但他们经常宣传与可持续发展无关的伦理标准(如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种奇怪的状况。

  5.7自由与发展

  在一篇关于社会与政治史的经典论文中,已故的托马斯·马歇尔(T.H.Marshall,1964)通过西欧先后爆发的三次社会革命确立了现代的公民概念:18世纪的公民自由权、19世纪的政治自由权、20世纪的社会经济自由权。

  每种类型的自由都有其价值,但它们是相互兼容的吗?还是需要做权衡取舍?

  李普塞特尤其注意到(Lipset,1959),人均GNP增长有助于促进民主实践。反过来,社会科学家认为,民主活动与公民自由也能增进物质繁荣。民主制度与公民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不仅被视为目的本身,也被当成经济进步的手段。但不出意料的是,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统治者另有打算。如今大多数最贫困国家的掌权者都公开宣称,一方面是政治和公民自由,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两者需要做权衡取舍。然而,在对所谓“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的开创性实证研究中,阿德尔曼与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65,1967)发现,社会对言论与思想的开放度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这一成果对发展经济学几无影响。发展活动家直到最近仍对广大贫困国家缺乏政治与公民自由的现状熟视无睹(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由此只能推测,不同类型的自由之间存在重大权衡取舍是他们不曾言明的信念。在苏联解体前,发展活动家就经常提到“吃饭先于自由”的口号。

  通过初步分析1970年时人均GNP最低的51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我(1990)发现在1970—1980年,其中享有更大政治与公民自由的国家在人均GNP增长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改善上平均做得更好。相关性不是很强,但系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虽然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但该发现毕竟意味着政治与公民自由对穷国而言并非奢侈品,并不必然妨碍经济进步。后来又有几份更细致的研究被发表,对象兼有穷国和富国。其中最详细的来自巴罗(Barro,1996),他发现在自由权利受到高度限制的各个国家中,政治与公民自由同人均GNP增长之间正相关,但在自由权利较大的各个国家中,二者表现为负相关。*1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虽然有差异,但在当今世界有着高度关联。参见Taylor and Jodich(1983)。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对国民自由限制最严的主要是最贫困国家的政府,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因此,巴罗的发现与我的结论是一致的。

  当然,这只是两份实证研究。*2森(1999)发现,民主国家没有发生过饥荒。我在文中没有关注极端情形,而是关注如何摆脱长期持续的困境,如营养不良。新闻媒体更关注饥荒,但营养不良与疾病从数量上讲更重要,它们长期持续,影响的人数也多得多。更重要的是,两位研究者都没有考察贫困国家内部是否存在政治与公民自由同人均包容性财富增长的正相关,这意味着我们依然不清楚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3唯一(但极为有限)的例外来自Barrett and Graddy(2000),这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通过跨国研究发现,在控制收入差距后,城市空气污染物与若干水污染物同国民享有的政治与公民自由大小之间负相关。在较为开放的社会,民众有更大的发言权,其意见也能够转化为更有效的政治行动。因此对于森坚持把发展等同于自由的主张(Sen,1999),我们要保持谨慎:把术语调换一下不等于揭示出发展的真正含义。自由不是单一产品,它的组成部分间存在权衡取舍。由于成分很多,森提出用个人能力重新构造自由概念的建议(见第2.2节)也不能带来多少帮助。*4在回顾森(1999)的观点时,Seabright(2001)讨论了概念重构在什么情况下能带来帮助。例如,民主制度同时包括很多内容:公正的定期选举、政府的透明度、政治多元化、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自然环境退化表达抗议的自由等。我们对于其中哪些方面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还严重缺乏实证了解,所以如今对民主的坚持就不能以它促进了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我们支持民主的原因在于:其一,它本身是个好东西;其二,我们知道它不会妨碍经济发展,甚至可能发挥促进作用。

  于是,我们再度回到事实议题上来。对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粗略指标之间的可能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要求有反映民主实践的明确标准,并独立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如人均GNP)。我和巴罗的研究(Dasgupta,2000;Barro,1996)采用了政治与公民自由的跨国指标,它们似乎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它们的构建方式与经济活动关系不大。

  但就我所知,在国家以下的加总层面,并没有既独立于物质福利又逻辑一致的民主与公民自由的系列指标。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民主实践与公民参与状况可能大相径庭。假设我们希望探讨印度各邦或中国各省的经济发展差异能否以地方民主实践的差异(至少部分)解释,应该找什么样的指标呢?我们大多数人愿意相信,民主制度同美好生活的其他事物有关联,这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实证研究会因此容易受计量经济学家所说的“温情效应”的扭曲,诱使我们在以非民主方式繁荣起来的社会中寻找民主实践的迹象。*1Roemer(1999)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上的“左派”倾向于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总和。

  由于这些原因,如今的学者在探究民主、公民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难以避免过度解读的倾向。例如在讨论森关于人类能力的概念时(Sen,1999),库珀提到民主的工具价值(Kuper,2000,第663页),认为:“非民主制度事实上一直对人的权利和福利有害,这已被反复证明。”

  但愿能有这样的证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有关的证据较为零碎,而且往往属于定性分析。在国家以下的层面,大多数证据是对事例的介绍,偶尔包装成案例研究的样子,很容易受温情效应的影响。相反的事例并不难找到。而在国家层面,印度和中国则被双方反复用来支持某一种或另一种观点。

  5.8伦理批评与实证问题

  不过,发展活动家近期对GNP的批评是用伦理语言表述的。*2自1990年以来,最尖锐的批评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们。有关贫困问题的报道经常宣称,当代经济学家采用了错误的伦理标准,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理解主要的事务状态,我们就会知道应该真正为减贫做些什么。经常有人鼓励我们考虑重新定义贫困或发展,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我相信,正是这些诱使我们在学术刊物和国际发展报告中对生活质量指数展开了大量讨论。但问题在于描述并不等于解释。此外,由于贫困问题容易激发情感,作者们太容易占据道德高地。他们建议用其他指标替换GNP,冠以各种标题,如“带有人性面孔的发展”“以人为本”“人性化的经济学”,再辅以某些严肃的声明,如“穷人应该被当作行为人而非病人”,“自由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承诺”等。他们主张,在试图理解导致贫困的社会、政治和生态过程时,如果不宣扬道德伦理,就等于对人类的忽视,等于让经济活动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

  但不足为奇的是,对伦理优越性的学术主张并没有取代其他任何东西。不过,鼓励伦理说教导致了“权利”概念的扩散(Nussbaum,2003;Putnam,2003)。问题在于,当人们的各方面好处都被有意无意变成“权利”之后,权利本身的意义就被贬低了,力量随之削弱。伦理说教还可能事与愿违。用错误的证据支持正确的观点,可能掩盖了有某些合理证据也能达到目标的事实。以下就是一个过犹不及的失误案例。

  为表达对当今世界的巨大不平等的道德义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作者们这样写道(UNDP,1998,第30页):“新的估计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掌握的财富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47%的人口(共计25亿人)的年收入之和。”

  然而,财富是存量,而收入是流量,因为维度不同是不可比的。如果要做比较,应该把存量换算为相当的流量,或者反过来换算。但1999年该报告的作者仍在延续这一错误。如果要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逻辑,我们可以借鉴通行做法,把财富以5%的年利率转化为永久收入数据,也就是除以20。假如这样操作,根据我极为粗略的测算,全球最富有的225人的年收入之和将超过500亿美元,高于当前最贫穷的12个国家的年收入之和,其对应的人口数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3.85亿人)。这依然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数字。

  5.9关于事实而非价值观的分歧

  妨碍现代经济学家找到可靠的减贫方法的并非伦理缺陷。归根到底,首先正是伦理责任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研究贫困现象。我们很容易找到描述贫困的其他办法,如穷人往往缺乏食品安全,面临饥饿,没有财产,发育不良且身体虚弱,寿命较短,不会读写,缺少赋权,没有防范作物歉收或家庭灾难的保险,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掌控,生活环境不够健康,等等。这并不奇怪,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上述不幸为什么容易同时出现。*1参见Dasgupta(1993)。要证实此类解释,可以参见对世界银行大规模调查结果的总结与讨论(Narayan,2000)。我要指出,文章中并未提到,这些发现的确证实了现代经济学家已有的预测。我不是想贬低反复验证理论预测的意义,而是抗议把验证理论预测的实证结果扔回给经济学家,作为他们缺乏道德敏感的依据。然而真正困难的是找出导致贫困并使贫困持续的作用机制。本文第5.4节介绍过,与收集和分析调查数据有关的问题非常复杂。有一类讨论关注哪些变量是其他某些变量(如儿童的教育完成水平)的最佳预测变量。这类讨论部分是关于事实的;部分是关于方法的,即寻找揭示事实的最佳程序,关注的是与识别、估计和模型控制有关的研究流程。发展经济学家最近有一场关于南非的争论:黑人儿童受教育水平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Case and Deaton,1999;Bhorat et al.,2001)。其中可能包括:生师比、单位家庭成员的食品能量摄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所有的研究者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是件好事。这是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研究者根本就不会提及。从深层次看,发展经济学关于什么是给定目的的正确手段的分歧,远超过关于什么是恰当目的的分歧。想用伦理价值观的讨论纠正现代发展经济学的缺陷,往好了说是以道德敏感性为幌子的任性,往坏了说是捣乱。例如,假使发展经济学家能严肃考虑大自然的因素,我们对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近期经济史的理解本可以被大大推进。

  后者的影响可能非常大。与人类的新陈代谢类似(第5.3节),生态过程也主要是非线性的(见Steffen et al.,2004)。但我们对发展前景的直觉主要是用线性类比形成的。因此,《独立报》(The Independent,1999年12月4日)的社论指出“经济增长对环境有利,因为各国需要先解决贫困才会关心环境”,《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999年12月4日,第17页)也提道“贸易能改善环境,因为它促使收入提高,而人们越富裕,就越愿意拿出资源清洁自己的居住空间”。它们表达的信念是,在人们需要的时候,环境破坏总是能够被修复。但我们在之前关于贫困陷阱的讨论中指出(第5.3节),非线性进程驱动的变化经常是不可逆的。除非注意到这个事实,否则以发展之名采纳的政策完全可能导致发展的失败。*1关于生态过程的非线性性质对经济政策的意义,可参阅Dasgupta(1982,2004[2001])以及 Dasgupta and Ma..ler(2004)。

  前文中还提到,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基础的讨论可能带来误导,因为该指数缺乏伦理基础。我们还指出,针对“人类能力”的讨论并无出路,因为该理论没有提供在能力集合内部做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的估值方法。然而,经济学家在现实中反对人类发展指数与能力理论的最主要理由来自实际操作,而非规范考虑。因为向执行政策的负责人建议说,他们的任务是提升人类发展指数或提高能力,这不会有效果,因为此类建议完全软弱无力。它会鼓励政策执行者的内部协调失败,因为几乎每项政策都可能促进人类发展指数,或促进人类能力包含的某个因素,或促进其他人偏好的目标。采用此类建议会导致无法让政府官员负责(Seabright,2001)。反之,若采纳以下主张:如果某项政策的预定受益人的包容性财富(或作为近似值的净收入)没有提高,就不能宣称他们获得了收益。这样的指令不仅在伦理上有根据(第3.3.1—3.3.2节,第5.6.2节),也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所有这些讨论并不是说,不能或没有针对目的展开讨论;而是说,即使讨论的根源是关于目的的分歧,人们也会很快越过这些根源,转而探讨历史(例如,哪些人或群体在什么时候犯下了暴行),以及社会、政治和生态过程的运行机制。

  世界银行的罗伊特林格与佩里卡安(Reutlinger and Pellekaan,1986,第6页)在关于贫困国家营养不良发生率的著名专著中指出:长期经济增长经常被广泛而严重的食品不安全拖累,缺乏能量摄入的人们无力利用机会改善生产率和增加产出。因此,某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或许可以考虑采取干预措施,加速保障最困难人群的食品安全,而不必等待长期增长带来的普遍效应。还有某些经济学家主张基于相反因果机制的政策建议,例如世界银行的说法(World Bank,1986,第7页):减少营养不良和贫困的最佳政策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的政策,因为增长和有竞争力的经济能带来更公平的人力资本及其他资产的分配,并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当且仅当能实现足够的经济增长时,对营养不良和贫困的斗争才可以持续取得进步。在我看来,这些引文里不存在关于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表明了人们对消灭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存在分歧。这些出版物来自同一家机构和同一个年份,也并不奇怪,因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对各种政策会如何做出反应,我们依然相当无知。

  (余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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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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