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放松规制和升级改造在减少经济和空间不平等中的有限作用

国内移民放缓：住房还是技能？躲在外面还是被困在外面？

　　美国的区域间移民通常被视为区域间人口调整的地理流体系统（geographicallyfluid system）的典型案例,它已经下降到1880—198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此后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Goetz et al.，2017）。人口在空间上“被困”，遭受着机会流动障碍的困扰。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规划限制和缺乏可负担住房所致，而不是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就业机会的性质和获得机会所需的技能所致？

　　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变革具有独特的地理特征，包括将技能工作集中在特定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大城市，但并不总是最大的城市。这种新地理的一部分反映了教育收益的差异越来越大（Giannone，2017）和技能性质的变化。因此，个人在新经济中日益面临多重挑战：支付教育费用以获得入门级的正式技能；掌握使他们能够进入网络的职场潜规则和惯例以获取正确的工作技能，从而获得能够增长经验的工作（DeLong，2016）。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搬到大城市并不能直接获益（Autor，2019）。虽然在核心城市群中建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面临着下降的城市工资溢价，这意味着大部分新增住房将吸引更多的技能工人。因此，由于核心地区提高工资的可能性不大，机会阶梯已经缩短，低技能工人留在原处的选择是合理的（Autor，2019）。简而言之，区域间移民的减少有多种原因，包括技能和工资的新地理学、老龄化、技能性质的变化、社会网络、某些人的住房负资产，以及繁荣地区的住房管制，总之，原因的清单还可以列很长。有鉴于此，强调住房供给在诱导或阻止区域间人员流动中的作用的城市经济模型对移民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假设。有关区域间迁移的三个要点值得强调：它并非没有成本；住房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大于对移民的影响；政治对劳动力供给（移民）和劳动力需求（住房管制）的影响极为复杂，不符合许多城市经济模型的简单设定。我们依次讨论每个要点。

　　“住房即机遇”学派的许多移民论点始于区域间移民总量的减少。但是迁移仍在发生，它只是变得更具选择性，并且因技能水平不同而呈现空间上分化的现象。高技能者继续迁移到最有活力的地方，并将那里作为攀升“机会阶梯”的地区（De la Roca and Puga，2017； Fielding，1992）。这在发达国家的任何地方都在上演。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都会涌向伦敦和东南部，无论他们是在北方的大学还是南方的大学就读（Faggian and McCann，2008，2009）。意大利（Biagi et al.，2011）、瑞典（Eriksson and RodríguezPose，2017）和澳大利亚（Corcoran et al.，2010）也是如此。寻找机会的驱动力不仅限于高技能者,在美国，技能工人在高技能城市之间迁移（Diamond，2016；Giannone，2017）。这本质上是“脑力交换”，与20世纪中期经典的体力劳动者向工业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不同，例如向美国的阳光地带迁移，或20世纪60年代从意大利南部地区（Mezzogiorno）迁移到皮埃蒙特的伦巴第，以及向瑞士和德国的迁移。

　　在欧洲，低技能移民继续大量流动。25—35岁的罗马尼亚人中有1/3居住在罗马尼亚境外（World Bank，2017）。英国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大多在伦敦从事低技能工作，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如何（Parutis，2014）。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欧洲的无国界运动比美国要晚，战后美国的阳光地带移民潮已经使许多低技能移民重新定居。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由于大城市、小城镇、农村地区之间的技能鸿沟不断扩大，那些不迁移的人要么是没有能力迁移，要么是没有意愿迁移。

　　每个国家在此问题上都有差异。例如，相比原住民，民主德国年轻移民（主要是女性）有显著的技能优势（Hunt，2006，第1032页）。英国（Faggian and McCann，2009）和瑞典（Eriksson and RodríguezPose，2017）再现了技能和非技能年轻人之间的迁移差异。除了未掌握新经济技能的年轻人外，许多未移民者年龄偏大，其中包括从未从传统工业区移民或在20世纪中叶的工业解聚浪潮期间从未移民过的人。但那是一代人之前的事情了。

　　当前国内移民增长放缓也影响了人到中年的专业人士。该群体通常是从城市的经验“阶梯”开始其职业生涯，然后搬回中型城市，以利用其获得的经验获利（De la Roca and Puga，2017；Eriksson and RodríguezPose，2017）。他们搬回去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家庭生活质量、一套不同的便利设施、更高的安全感以及更低的住房成本（Whisler et al.，2008）。

　　因此，大量人群陷入了使他们无法迁移到更具活力地区的“空间陷阱”。生命周期、牢固的家庭纽带、情感和物质上的依恋以及更具活力的地区缺乏面向低技能和/或大龄工人的就业机会，限制了发达国家落后或衰落地区的人们的迁移倾向。

　　大都市地区缺乏可负担住房可能会对上述所有方面产生影响，包括出现住房负净值这种极端情况（某些地区的住房泡沫，另一些地区的人口长期减少）。但是它的影响将很有限。“住房即机遇”学派传统上一直认为迁移是无须付出成本的，或者用格莱泽和戈特利布（Glaeser and Gottlieb，2008，第159页）的话说，“迁移便宜到对消费者而言不重要”，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处于“空间陷阱”的人，迁移并非没有成本，也不是现实和/或可行的选择。因此，无论是补贴性住房，还是由于放宽限制性分区带来的住房供给变化的任何合理且可预见的价格效应，都无法克服技能和住房净值障碍或者这些人在新经济中面临的机会认知差异。

数据和测量：不真实的气氛

　　直到最近，关于住房、移民和经济表现的大多数论文对重新制定住房政策可能导致的人口分布、大都市区规模和低技能者就业水平的反事实情景避而不谈，而是将政策重点放在房价影响上（Glaeser and Ward，2009； Ihlanfeldt，2007； Quigley and Raphael，2005； Saiz，2010）。这些论文主要依靠沃顿指数，该指数基于21世纪初对2600个城市的调查。该指数强调在其法规中带有“增长控制”等术语的市政当局，并显示了市政规划主管和其他官员对“已知”管制压力的回应。使用沃顿指数的模型将房价的平均影响与迁徙弹性相关联，但并未根据收入、工资水平或技能水平区分其预期影响。住房管制对住房供给通常并没有直接影响。这与住房管制和住房供给变化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相一致，尤其是与许多东北部和中西部住房管制薄弱的城市也限制新住房建设的事实相吻合。此外，为了反映都市统计区层面的住房管制情况，沃顿指数倾向于从控制分区的市镇加总至大都市区层面（住房市场在这个层面运行），而不对大都市区内的不同市镇赋予不同的权重（Storper et al.，2015）。

　　最近的一组研究试图探索性地评估放松住房供给管制如何影响人口增长、城市规模、区域间收入不平等、收入分配以及国民经济生产率和产出（Hsieh and Moretti，2017）。尽管其中一些作者对自己的工作也表示异议，声称只进行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模拟，但上述研究影响了政策辩论。媒体将它们视为取消住房供给管制带来潜在收益的学术证明。在谢长泰和莫雷蒂（2017）的“全面调整情景”中，繁荣的大都市区取消住房建设管制，纽约获得了787％的就业机会，而旧金山-圣何塞的就业机会则增加了5倍。相比之下，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就业减少了98％。即使在“中间”（因此可能更现实）情景下，纽约人口将增长179％，圣何塞人口将增长149％，弗林特仅失去其77％的工作岗位。他们声称，通过提高工资并将土地所有者过多的租金转移到工人的工资中，放宽住房管制每年将产生1.4万亿美元的额外GDP。取消住房管制对国民经济的好处在区域间也将高度不平衡，因为几乎所有的收益都将来自三个大都市地区。

　　不过，这些作者承认他们的模拟基于不现实的完美迁移假设，并未考虑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工人迁往旧金山湾区或任何其他新经济地区需要的全部条件。加农和肖戈（2017）认为，住房管制带来的区域间收入差异效应约为10％。这些关于住房管制对价格、产出、收入、生产率以及人口产生严重潜在影响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尤其是在考虑了移民的全部成本的情况下。欧洲的规划制度总体而言比美国严格，严格的住房限制也没有阻止人口增长。欧洲收入最高的地区住房价格也最高，反而是吸引人口最多的地区（图8）。

　　以欧洲为例，结合戴蒙德（Diamond，2016）和吉阿诺纳（Giannone，2017）的分析，以及对繁华大都市区新建住房价格更真实的估计，该研究表明，如果放松住房管制将大大增加区域间移民（而正如上文论证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将加速技能工人从不太繁荣地区向繁荣地区的转移。伦敦的模拟表明，准许开发绿带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并引发连锁反应：随着其他人到达伦敦外围，绿带附近的人将进一步转移到伦敦（内城）（Szumilo，2017）。

　　预计此类反馈会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与加农和肖戈（2017）以及谢长泰和莫雷蒂（2017）相比，区域间技能和收入差异将扩大而非缩小，尽管其程度可能不大。第二，落后地区技能和人才的进一步空缺将降低其未来改善经济表现的能力，发展差距将扩大。第三，技能劳动者向大都市内城迁移将进一步加大区域内社区之间的空间不平等，同时增加低技能者的通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