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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103期卷首语

来源于 《比较》 2019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9年08月01日
可以听文章啦!

  英国脱欧是近年来席卷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第一波浪潮,紧随其后的是2017年新上台的美国政府祭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同时单一货币区域内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希腊、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等,也都出现了反欧盟势力的集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辑《比较》选取了多篇文章,从不同学术视角,阐述全球化和贸易的理论,以便读者仔细回顾这一曲折的历史进程。

  开篇《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翔实地回顾了人类贸易全球化及其逆转以及再全球化的历程。作者奥罗克坦言:“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接受的训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个体事件的独特性,并承认背景、突发情况和个体行为者的选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历史学家的视角在当下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和我们的领导人都享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用这种意志来让事情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在危险时期,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将大有裨益。”让历史告诉现在与未来,也许就是最有效的启迪。

  《贸易改革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给出的综述,文章首先记录了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席卷全球的贸易改革浪潮,随后回顾了如何以跨国回归、合成控制和定量国别研究等方法探究贸易改革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这些方法各自的优劣。文章重点关注的是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且得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现:外生贸易增长对国民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作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远高于发达国家,且与科技前沿相距甚远,因此在实现追赶增长方面机遇丰富。尽管很多OECD 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也采取了贸易改革,有时改革力度还相当大,但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全球贸易的参与度时,它们获取的回报才最为可观。

  “比较之窗”栏目的文章是有关以色列如何致力于宏观稳定的历史回溯。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大大受益于1945 年之后的全球化浪潮。对金融和商业机构的持续改革,加上贸易、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的不断国际化,以色列从20世纪70年代的低收入、恶性通胀的发展中经济体,成长为21 世纪初的发达经济体,全球化在其所有发展阶段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文章还对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颇有洞见的批评分析:拉美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会一再继续选择有害的政策,把国家推向衰退与资本外逃,某些时候还会爆发债务危机。

  帕特里克.博尔顿等人对2008 年金融海啸以来的十余年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做出了回顾与评估报告。该报告说,“从那之后,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以确保金融体系最终走向稳健?监管改革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沿着既定的轨道行进吗?本报告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或者至少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事实和思路。”报告对目前的全球形势不乐观,特别是政治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仍然存在,除了经济阵痛,还有逐渐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民粹主义情绪的高涨。不可否认的是,危机重振了专制主义,削弱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而且,“当政治成为不稳定的根源时,如英国脱欧、对多边主义的强烈反对或对央行独立性的攻击,监管机构的可信度就岌岌可危了。”博尔顿等人的报告并非危言耸听。

  《现代货币理论101》一文是对批评者的回应。批评者不仅有美国学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也有来自中国央行的学者型官员,其称“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表面上,它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相关,而且还借鉴了通胀和就业的双目标框架以及贷款创造存款理论。然而,本质上,它是政府透支、央行买单的铸币税安排,将冲击总体价格体系,扭曲经济主体的决策,与实现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现代货币理论饱受争议,而我们提供为现代货币理论辩护的文章,旨在为读者还原其支持者的论点和政策主张, 以便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该理论。作者指出,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五个方面:关于货币来源和税收在接受政府货币中的作用,有关财政政策的观点,有关货币政策的观点,现代货币理论的结论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启示,以及现代货币理论政策建议的有效性。文章使用循环流转方法和国民核算恒等式,并逐步添加其他经济部门,逐一分析上述五类批评。作者强调,“我们知道预算程序具有政治属性,重点是通过加强问责制和提高透明度,强化相关程序确保政治进程良好运行,同时取消那些因担心无力支付和破产而实施的程序。事实上,政府可以无限量地花钱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这么做,况且政府应该花多少钱的最终选择乃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货币理论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并推动既能表达民意又可消除多余财政限制的政治进程。同样,辩称政府项目无法实施是因为政府没钱,这毫无意义。政府总是负担得起购买任何以其货币计价的待售物品,因此讨论政府项目的利弊不应围绕着财政约束展开。相反,重点应该考虑公平、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

  十余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时期的金融体系稳定有赖于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高流动性的安全资产,为确保这一点,除了最后贷款人制度外,还需要新的机制安排,即最后贷券人制度。姚前的文章从证券交收风险、回购市场稳定、货币政策操作三个视角论证了最后贷券人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义,并详细探讨了最后贷券人制度的设计,包括实施主体、适当性原则、申请对象、操作方式、规模与费率、担保品、期限、退出安排。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贷券人制度。作者建议,基于当前我国交易所回购抵押品级别较低的现实,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发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高级别抵押品供给角色,建立交易所回购市场的最后贷券人制度, 以有效防范当前我国质押回购风险,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张斌的文章讨论经济结构转型对信贷扩张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经济在2012 年前后迈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转型过程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信贷需求大幅下降,过度政策管制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抑制了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信贷增长。仅凭市场内生广义信贷扩张不足以创造足够的总需求和物价水平的温和上涨,宏观经济稳定对政府债务扩张的依赖增强。即便显性和隐性的政府债务扩张避免了广义信贷的过快下降,2012 年以后的总需求依然不足,总体物价水平偏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转向“易冷难热”。在摆脱这一局面的政策工具箱中,结构改革与总需求管理政策并行不悖,因为结构改革是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中保持总需求稳定至关重要,财政政策在总需求方面需要发挥积极作用,货币政策以保持温和的通胀为首要目标。

  《规则、组织、政府与经济表现》一文是对约翰.沃利斯教授为期四天的暑期讲座的综述。沃利斯教授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著述甚丰, 影响深远,此次暑期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比较》编辑室共同举办。在这篇综述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沃利斯教授对制度和规则的重新定义、对政府的重新诠释,以及从经济衰减这一独特视角,对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转型所做的精妙分析。他认为,当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太过注重增长本身和增长速度, 而忽略了经济衰减。历史证据表明,长期经济表现的改善主要是因为衰减速率和衰减频率的下降,而不是增长速率的增加。因此,如何抑制并最终消除经济衰减成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对政治与经济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沃利斯教授认为,实现从人格化规则到非人格化规则的转变,建立开放准入秩序,是减少经济衰减进而实现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根本因素。

  “新书架”栏目是针对《比较》编辑室最近出版的《贸易的冲突》一书的书评。书中总结到,尽管不同利益群体与党派斗争使美国贸易政策冲突不断,但由于其经济地理格局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200 多年的贸易政策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这篇书评中,作者缪延亮和费璇认为,因技术进步、意识形态和贸易制定权的更迭,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和变化过程中,“冲突下的稳定”背后也存在“不稳定的冲突”。展望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作者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放缓,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加剧,以及总统贸易政策制定权的扩大,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贯坚持的互惠贸易将面临更大挑战,甚至可能进入新的撤退阶段,贸易政策制定中“不稳定的冲突”将会更加突出。

  [《比较》印刷版,每双月出版;按此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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