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兼谈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来源于 《比较》 2016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01日
可以听文章啦!
田国强

  最近几个月由林毅夫和张维迎引起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论争,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决策者和管理领域的学者卷入其中,成了一次学术大讨论或辩论,直至11月9日张林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公开辩论达到高潮。笔者看到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围绕产业政策所发表的观点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双方讲的都有不少合理的部分,但论断都有些走极端的味道。笔者早先曾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以及在《财经研究》所发文章中对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有为政府做了一些批评,林毅夫教授对此做出了回应,笔者由此卷入这次辩论。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客观看待政府产业政策以及是否应该提倡有为政府?他们二人具体对和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参与到这场争论?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及有为政府的大辩论,尽管大家各自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这场大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下中国经济及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及治理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从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令人担忧的是,各界对中国改革方向问题的共识不断弱化,导致了重大分歧,不少人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坚持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被简单地贴上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标签而遭到否定,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常常严重越位和错位的情况下,仍然一味地鼓吹政府主导或有为,使得中国经济及其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

  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在笔者看来有三:一是应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里?三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到底起不起到关键作用?这三个问题又都涉及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要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改革(从而治理)的逻辑,政府职能的基准定位到底应该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还是无边界的有为政府?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经济能否长远发展;以及如何深化改革,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按照中国国学智慧给我们的启迪,要将一件事情做成,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将方方面面的事做成,例如改革和变革这样决定国势、格局的大事,就要看行事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综合治理的四要素,即“明道”、“树势”、“优术”及“择时”。因此,我们在研判中国改革与发展,让改革或政策或某个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可操性,同时让风险可控、让改革成功时,特别是在给出政策建议时,作为学者,需要从道、势、术、时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检验和研判,必须要尽量做到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

  纵观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一系列辩论和他们以往的许多文章及讲话,尽管有许多合理的、有新意的观点和论断,但有两大问题:一是讨论、辩论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双方各说各话,使对话没有交集,无法聚焦,无法达成共识和深入讨论,而且常常在一些ABC的初级层面上纠缠,这大大减低了讨论争鸣的效果。二是,无论出于有意抑或无意,在论断的逻辑性、科学性、严谨性及学术性方面有较大欠缺,就是说,他们的论断往往有扩大化和夸大化的问题,忽略任何一个理论或论断都有局限性,不可能适用所有情况,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显得不严谨,而严谨性是严肃的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比如,在这次争论中,一方过度夸大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要建立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另一方过度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和完全否定产业政策,认为市场不会失灵。这样的讨论方式在学术性及思想性方面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笔者在此之前和林毅夫教授围绕其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概念进行过几个回合的商榷和回应,对他的一个最大批评就是他的理论及其结论基于一些到现在都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有为政府这个概念,这必然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林毅夫教授所采用的概念定义不够清晰,边界游移不定,不同的场合给出不同的定义。其次,无论怎么指出和着重澄清他对别人观点的误解,他好像忘得干干净净,下次仍然如此,不得不让你重新再说一遍。作为学者,笔者非常赞同林毅夫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若干回应”中所提倡的辩论方式:“辩论不是口头的,因为口头辩论不容易聚焦于逻辑和经验事实。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使真理越辩越明。”所以,笔者写成此文,具体讨论他们的对与错和谁错得多时,就毫不遮掩地指出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可能有问题的地方,真正希望做到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以便读者辨析。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张维迎教授给出论断是学术方面不严谨的问题,那么林毅夫教授不仅是学术方面有问题,更是思想性、把握改革方向性的问题。

  一、林毅夫的对与错

  在学术讨论中,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客观的话,出于各种原因,可以不说,但要说就应该说出真实看法。笔者读了林毅夫教授不少文章和论著,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观点都有不少合理的部分(比如政府对产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的看法,笔者原则上是赞同的,当然不同意之处是要慎用,特别是不能任意扩大化),但是在他所研究的问题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面对、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许多误区,得出了一些没有严谨逻辑分析的结论或犯了结论扩大化的错误。下面提出十点看法和林毅夫教授商榷,也请读者辨析。

  1.应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分析法,来辨析什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差异因素

  林毅夫认为,中国能够在30多年里实现高速发展,归功于政府主导,认为政府的大部分干预是对的,从而得出了要构建有为政府的核心结论。对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分析方法和研究,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差异因素,而不是简单地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做比较(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以此找出两个因子之间确定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出差异因素。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实际上已给予了回答: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成就之外,仍然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实行渐进有序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的松绑放权改革,使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了民营经济大发展,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按照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除了固定因素(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等)之外,新的因素是:经济上较大程度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各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市场化改革才取得的。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进行更彻底的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怎么能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归结为是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呢?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继而解决改革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呢?相反,从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由于忽略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因素的时候,就被指责为不重视甚至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进而被贴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

  2.讨论问题不能在对方已经澄清后仍然曲解他人的观点

  在这方面,让笔者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林毅夫往往没有就事论事,即使对方澄清后,仍然曲解他人的观点,使对方不得不停留在解释说明上,然后林毅夫再忽视,对方再解释、再说明,这样的循环使讨论无法深入和继续。比如,林毅夫将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式“三化”与中国分阶段渐进式“三化”改革总是混在一起进行比较批判,以此说明中国的三化改革不是导致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从而将赞成中国式“三化”改革的人上纲上线到是在赞成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尽管包括张维迎、文贯中及笔者等许多经济学家反复澄清,指出了他这样的混淆和曲解之处后,林毅夫依旧故我,包括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若干回应”中,还是一如既往地采用这种不科学、混淆曲解的说法,让人十分不解。

  再如,笔者已经在拙作“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中特别指出,认为提倡有限政府的人是“不注重过程和手段,只注重目标,这完全是误解。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目标和实现此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的过程,将理想状态和现实应对一直区分得清清楚楚。”“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标代替过程,代替手段,也不是只强调目标不强调过程,不强调手段,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迷失市场化方向,强调要在市场导向的大前提下通过松绑放权改革,通过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做加法的改革,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逼近有限政府的国家治理目标。”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怎么真会傻到将目标和过程手段混为一谈或不讲过程手段而使目标成为黄粱美梦呢?特别是,笔者就是研究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机制理论的同义词就是执行(implementation)或执行力(implementability)理论。尽管反复澄清,但林毅夫仍然在“我对张维迎的若干回应”中将提倡“三化”的人认为是在赞成休克疗法,认为是“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有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把这种扭曲消除掉,经济就会发展好”。如果讨论问题老是这样兜圈子,对增加共识有什么帮助呢?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讨论问题时,应针对问题展开,别人已经澄清的看法,不应予以曲解或歪曲。

  3.讨论问题的前提是概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不能多变,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

  从学术讨论要有效和要有意义的角度看,首先需要做到的基本要求和起点是,能否达成共识不要紧,即使没有共识也是正常的,但每人所给出的概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林毅夫在不同的场合对有为政府给出不同的定义。在和笔者讨论时是一个定义,而在这次和张维迎讨论时,又给出另一个定义。不久前,在给笔者的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中,他排除了允许政府事后乱为(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但在这次和张维迎的讨论中,却又恢复成原来的定义,即允许事后乱为(好心办坏事)的情况。这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讨论问题的前提,就是首先要避免定义有模糊或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是不能根据辩论人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不同而改变定义。概念、定义界定的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会导致逻辑不自洽的问题,进而使基于概念和定义之上的理论框架及其政策建议缺乏稳固的基石。还有,不少人已经反复强调,不反对政府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品方面要有为,但辩论的时候又以这些方面的理由来反驳对方,这样的讨论无助于让讨论深入,进而形成共识,解决问题。

  4.林毅夫提倡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内在逻辑冲突,提出有为政府是不重视现实的表现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之下,林毅夫教授是以一个“好心想干好事”的政府行为假设来提出产业政策建议的,同时他又指出按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从林毅夫的分析来看,这两个都是事后的概念,存在内在逻辑冲突,这是因为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必要条件都不满足,有为政府怎么可能导致有效市场呢?必须指出,有限政府是有为政府的真子集,因而这两个集合是不等的,有很大的差别,有限政府的行为边界是有限,而有为政府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无界的,容易成为政府越位的借口。

  林毅夫教授说自己注重实际、现实和手段,不少人也是如此认为的,但在笔者看来,却恰恰相反,其事先事后的理想化处理及附带的政策建议是很危险的,是没有注重实际的体现。在笔者看来,一个人能将一件事情办成,同时又充分考虑风险,将风险控制到最小,我们才能说这个人注重实际。但林毅夫教授的建议就没有太注重现实,若真的按照他的建议去做,恐怕会导致很大的现实问题和风险,进一步放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造成极大的浪费。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最近华为刚刚战胜高通,抢占5G时代先机的新闻就特别能说明问题,这正如微信群里某个群友所说的那样:“有为政府力推TD SCDMA作为国际3G标准,从基站建设到终端采购,投入的是可能达到万亿的成本,结果呢?连个响都没听见。而崇尚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华为,没有一分钱补贴,也抢占了5G标准先机。”

  5.林毅夫给出的有为政府定义一味地排除了政府的无为,从而无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市场失灵,而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有为、不作为,而是排除有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越位、过度有为

  林毅夫在“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一文中对什么是有为政府给出了定义,他写道:“在中国的语文用法中,‘有为’是和‘无为’及‘乱为’对应的,只有一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是好的,符合社会预期的,这样的行为才是‘有为’。”这个有为政府的定义虽然排除了政府事后乱为的可能性,比笔者批评的既允许也排除政府事后乱为那样具有明显矛盾的有为政府定义,有了改进并对有为政府的范畴有所缩小,但仍然有两大问题。一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不会犯错误、天使般的有为政府。二是林毅夫以上的有为政府定义也是将“有为”与“无为”对立或对应起来,而排斥无为。如果一味排除无为,就基本排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怎么可能导致有效市场呢?从而,这种一味排除“无为”的有为政府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存在着内在不相容性,是自相矛盾的。林毅夫定义的有为政府的最大问题就是其边界几乎是无界的,同时又排除了政府一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无为的至关重要性。

  有限政府只是一个理想目标,现实当中没有绝对的有限政府(但向此逼近收敛会让政府更有限,从而让市场更有效)。在谈到政府类型时,经济学文献中讨论过许多种政府类型,如最小政府(minimal government)、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战略型政府(strategic government)、强势有限政府(strong but limited government)、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government)、企业家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等许多种混合型政府,但基本都是接近或属于有限政府的范畴,都是为促进市场效率,使之发挥更好的作用,而只有林毅夫所给出的有为政府是无界的。相较而言,有限政府的行为边界更加清晰。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政府仍然缺位,必然导致坏的市场经济,这点大家谈得很多,包括林毅夫教授。但同样的,由于政府越位也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市场不能发挥好的作用,也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但谈论得相对就少,特别是强调有为政府的学者一般不太谈。要知道,这和医生治病的原理差不多:有病治病,有小病也不见得一定要找医生,这是因为身体有自我恢复功能,医生当然更不能下猛药,否则会破坏身体机能,市场机制更是如此。

  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像林毅夫等人所理解的那样,不要政府有为,而是政府做它该做的事情,特别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方面,也就是让经济人在合法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无后顾之忧。还有一条标准也特别重要,就是政府发挥作用不能逆市场而动、逆市场化改革方向而动,而是尽量排除有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越位、过度有为,也就是说,有为政府在有限政府界定之外的那些方面不能越位,有限政府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为政府只能在有限政府界定之内的那些方面做到不缺位,即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市场秩序和创造好的公平竞争和创新环境方面发挥作用,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不能缺位,要发挥好的作用,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

  6.有限政府论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产业政策的采用应适度、慎用

  产业政策争论的背后是政府定位及其理论依据的巨大差别。在与笔者关于政府定位的争论中,林毅夫认为:“有限政府依据的是现有的、没有结构的理论框架,强调在此框架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与边界。有为政府的理论依据是在结构变迁中,除了包含有限政府在维护市场有效性的诸多功能和边界外,还包含如何克服结构变迁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因势利导结构变迁。”林毅夫在上面这段话中,肯定了有限政府的基本作用,这非常好,但又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认为有限政府所依据的理论无法分析在结构变迁中市场失灵会以何种形态、发生在何处,二是认为有限政府论一般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

  笔者的回答是:第一点,各个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各有各的功能,如基准指导作用或现实应用作用。有限政府论就是基准理论,是基准点和参照系,因而提供的是基准指导作用,给出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具体怎么做和接近这个目标则需要基于一国基本制度环境和时点给出接近这个目标的各种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由此提出各种改革措施和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分阶段改革历程就是这么做的,怎么能说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没有作用呢?所以,我们应该也必须清楚地区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这一理性目标和实现此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的战略战术,才可能明道优术。

  第二点,正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或甚至还远未接近有限政府的目标,现实中每个国家都会适当采用许多过渡性制度安排,特别是产业政策,但不应该过度化。我们之所以强调要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是要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之不越位,同时在维护和服务方面不能缺位,以此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样,在有限政府界定的基本职能范畴内政府应该有为,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不应该缺位或无为,而在政府职能之外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方面,特别是竞争性行业方面,不应该有为,更不应该乱为,而应该是无为。司马迁所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7.讨论中产业政策的内涵随意变更,将会使争鸣无法对焦

  上面谈到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此应予以肯定,但问题是不能过度。此外,讨论问题时不能随意变换内涵和任意调整外延。在这次辩论中,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给出了一个特别宽的定义,即“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然而,林毅夫在后面与张维迎的辩论中,又将政府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基础科研等也纳入在辩论一开始并未涵盖的产业政策组合中,这种随意改变产业政策内涵和外延的做法混淆了通常的产业政策的范畴,从而使辩论的问题失去聚焦,使得弄清问题的实质性争鸣无法进行。

  相较而言,张维迎教授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却非常明确,更加抓住了产业政策的本质。在张维迎看来,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私人生产的歧视性对待和选择性干预”,笔者非常赞同对产业政策的这个定义,讲产业政策的问题一定要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国家安全、基础研究这样大家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排除,而讨论有异议的地方。所以,有意义地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定义一定要清楚,这对我们聚焦政策利弊的讨论非常有用,对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非常有用,否则将是否支持产业政策上纲上线到是否注重民生、支持国家安全这样大是大非的政治高度,谁还敢讲话?

  从中国的经验看,在早期计划经济破冰时期,作为增量改革的配套确实需要一定的选择性、倾斜性产业政策,诸如林毅夫所列举的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等所得到的税收优惠、补贴等大致可归入此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的逐步壮大,这类过渡性政策安排对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会形成巨大的障碍,应该逐步削减,逐步收敛逼近有限政府,从而让市场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更为有效。至于林毅夫所列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对基础科研的资助,这显然不应被纳入产业政策的范畴。

  8.市场化的制度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产业政策是有效的政策工具,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更是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处于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和治理结构失衡三重结构性失衡重压下。其中,经济结构失衡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使得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转型驱动发展都出现了较大问题。在此严峻情形下,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制度性改革配以适当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因为仅仅靠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才是标本兼治、至关重要的。所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成熟,经济增长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失败率较大的倾斜扶持性产业政策要少用、慎用,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则变得越来越重要。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呼吁已经日益高涨。两年多前的2014年7月14日,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就曾直言,“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显然,这里的产业政策与张维迎的定义更加接近。

  但林毅夫等人在谈经济发展时,很少谈市场化的制度性改革,而将产业政策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并将其提出的所谓“两轨六步法”当作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操作指南和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林毅夫认为,“寻找特定的产业,让一国可以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方法来进行技术和产业的升级,这是保证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之所在”。(①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但是,这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政府只能提供创新的环境,通过补助和扶持这种类似于垄断的形式来选择产业,一定是不利于创新的(笔者这里讲的不是基础研究),笔者在下文回答张维迎关于竞争和垄断的辩证关系时详细论证了这一点。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六步法的第一步,然而如同张维迎也指出的,第一步错了,后面步步皆错。上面华为抢占5G时代国际标准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真有那么关键吗?笔者当然不认为是这样的。尽管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它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因而作用有限,不能带来全局性改变。而全局性改变和长远发展靠的是制度,只有好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这些在笔者这次和林毅夫教授争鸣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许多论述,不再赘述。总的说来,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值得肯定,但不应夸大,关键还是靠制度。

  9.过多的产业政策会带来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的资源错配及贪污腐败

  政府是由一个个自利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有各自的私利诉求,因而会出现寻租行为。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实施,还是其他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都需要充分考虑政府官员的个人目标,使之兼容于国家和社会目标,减少寻租的空间和土壤。林毅夫教授将之简化为得到升迁和青史留名,问题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官员同样也有这样的个人目标,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实现激励相容,使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带来国家的进步、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就是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这种激励相容机制不存在。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激励相容,其根源就是对于市场化制度平稳转型的坚持,使得各方利益包括官员自身利益兼容于国家发展进步的大目标之下。也就是笔者在此前一系列商榷文章中提及的坚定不移地走渐进有序的经济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改革道路,至关重要。如果制度环境不随之完善,过多地运用产业政策、过多地依靠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就会带来一系列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腐败丛生,走向政策目标的反面或走弯路。尽管产业政策是一种纵向的政策,它影响的领域相对较窄,但往往造成行业性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多,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等弊端。只有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大量越位,才能从根源上大幅度减少腐败。山西省关于煤炭行业的产业政策不可谓不多,但这也带来了政府部门吃拿卡要特别多,包括地市级领导向企业要干股,造成了官员的大面积腐败,营商环境严重恶化。

  10.产业政策要有度,同时要对各种所有制放开

  林毅夫在辩论中也提到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保护补贴会带来前述后果。整体上,靠产业政策和政府直接干预,来试图纠正市场失灵,往往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效果非常有限,不会比通过激励机制设计推动制度建设的间接方式更为有效。并且,中国的产业政策事实上基本就是扶持国企,不像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的是民企,这也说明了,即使要用产业政策,也应该是扶持民企或平等对待所有企业,而不是歧视性对待民企。所以,产业政策一方面要有度,比如对战略新兴产业应该进行扶持,而不是鼓励大量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放开,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它们更能够把握市场先机,更能承受风险,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比政府更有这方面的优势。至少对中国来说,许多行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及互联网金融,阿里巴巴、腾讯等这样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和华为所引领的行业都不是靠产业政策而出现的。此外,即使涉及公共品的提供,包括军工行业,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少也是民营企业通过公开竞标政府的外包合同而提供的。

  二、张维迎的对与错

  张维迎教授在这次辩论中,无论是思想性、方向性、逻辑性、严谨性都大大好于林毅夫教授。关于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未来方向,张维迎教授的方向感是很明确的,就是发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企业家作用,当然他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将企业家的作用绝对化,也值得商榷。

  然而,讨论政策问题不仅要明道,有思想性,也要优术,有学术性,否则一样会导致许多问题,也就是说,不能一味地崇尚思想性而否定学术性,而应该是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在笔者看来,一味否定学术性的思想大多不会太深刻。如果你读那些开创了严谨经济学理论的学者的原著或原文,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有非常深邃的思想性,没有深邃的思想性,是开创不出源于现实的抽象严谨的理论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张维迎在学术性、严谨性方面的欠缺,以及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如果不指出,对经济学教育的破坏性可能会很大,对学生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现代经济学,造成学生不注重学术的后果。笔者对张维迎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点不同看法:

  1.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基准理论没有错,是张维迎对其作用的理解有误

  尽管张维迎说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完全否定新古典的指导作用。其实,就像物理学中有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也分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准理论是基石,相对实用理论是建立在基准理论之上更为接近现实的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三定律是经典力学中所有理论的基石一样,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现代经济学所有相对实用理论的基石。如果一味地否定这样的基准理论,就会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并容易使得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或初习经济学的人忽视经济学基础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再者,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论断都是相对而言的,否则无从进行分析和评价。如同物理学中有摩擦的世界是相对于无摩擦世界而言的,信息不对称是相对于信息对称而言的,垄断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是相对于技术、制度固化而言的,因而我们必须首先发展出相对理想情形下的基准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的基准理论,有了理想状态作为基准点,就为更好地分析非理想的现实经济提供了参照系和发展出更为接近现实的相对实用经济理论。

  如笔者在《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要小看甚至误解或否认这种基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它们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这种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这些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是它提供了改进的方向和目标,可以促进现实向理想状态不断逼近,也就是所谓的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基准理论为判断是否更好、方向是否正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标准,否则弄不好会南辕北辙;二是它也为发展出更接近现实的另外一类理论奠定了必要基础,否则无从发展出来。所以,尽管笔者相信新古典作为基准理论的明道作用,而张维迎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按照他的话说,是两种不同的范式,但笔者像张维迎一样也得出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

  此外,张维迎否认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论断。首先,“最好的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都是理想状态,是制度环境的基准点和制度安排的参照系,现实中是不存在最好的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只有更好、再更好的市场和更竞争、再更竞争的市场。其次,竞争越强烈,越接近于完全竞争,企业利润就越趋近于零,由此创新的动力就一定会更大(难道不是吗?许多创新和改革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逼到死角才有大的激励去做的),这怎么就会得出“‘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的”结论呢?这种简单地将完全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的观点是大有问题和非常错误的。它们一个是从市场效率而言,一个是从企业激励创新而言,从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能发挥作用才行。这点笔者和许小年教授在2015年已经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如笔者在刚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关于现代经济学本质的第一章所提到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从市场和社会的角度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及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唯一性、公正性以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而熊彼特则从竞争和垄断的动态博弈过程所导致的创新驱动角度论述了市场机制的最优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告诉我们,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而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竞争越激烈就越利于创新和创造,这源于个体的逐利性和企业家精神,竞争越厉害,企业家就越有动力不断地、富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确,竞争不是这么激烈的国有企业就基本没有这样的动力去做“创造性破坏”。

  其实,竞争和垄断就像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的力量,它们可以形成令人惊叹的对立统一,从而显示了市场制度的优美和巨大威力。没有大的竞争,就像政府垄断的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动力去创新。由于企业利润会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完全竞争导致利润完全消失,从而民营企业由于逐利的动机,往往会有很大激励不断进行创新,研发新产品,将新产品的价格定在完全竞争均衡价格之上而获得高利润。但是,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很快会开发类似产品来分享利润。这种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断创新,而企业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可观的利润会吸引其他企业涌进来参与竞争。这样,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利润大幅下降,因此企业有强烈激励通过创新获取新的垄断利润,从而促成了激烈竞争以激励强力创新,强力创新形成巨大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又导致其他企业跟进的激烈竞争由此形成激烈竞争—强力创新—垄断—激烈竞争的反复动态循环。通过这种博弈过程,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推动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怎么能将强力和极致的完全竞争和垄断,市场和企业这样的互动关系人为地分割开来,得出“‘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的”这样缺乏逻辑的论断呢?

  2.市场失灵在现代经济学中有准确的定义,不能诡辩和任意解释,造成不必要的争论

  市场失灵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已经成为共识性语言,有精确定义,它主要指当一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如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等)时,单靠市场机制会出现资源配置效率缺损,这是相对于新古典理想状态而言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准确定义是,它导致帕累托无效配置,而不是像张维迎所说的是一个伪概念。张维迎在辩论中从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认为那些假设“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从而认为不存在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理论失灵。这种偏离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共识来谈问题的做法,容易造成鸡同鸭讲,失去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造成不必要的争论。

  市场确实在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等失灵的时候,导致无法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但改进信息,诱导经济人真实显示信息,就能够有帕累托改进,这不正好指明了改进或改革或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吗?为什么要批评和否定它呢?如果认为市场本身不会失灵,是市场理论失灵,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完全否认制度设计的必要性,仿佛单靠市场就可以搞定一切。所有制度真的都是演化的而不是设计的吗?美国建国初期的基本宪法就不是演化的,而是制定出来的,它导致了美国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制度设计的典型例子?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如果政府不将此作为制度安排确定下来,有现在的局面吗?

  3.以改变外部性的定义否定外部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偷换概念

  像通过改变市场失灵的定义从而否定市场失灵一样,张维迎也通过改变外部性的定义从而否定外部性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外部性指的是经济中某些个体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会影响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水平,进而影响他们的经济活动。在外部性的这个标准定义中,是不涉及价格的,因此,并不是用物品外部性价格是否为零来定义外部性的存在,但张维迎却由于某些物品外部性价格为零而否定外部性存在。如果按照张维迎的这个定义,我们是不是由于新鲜空气充分多使之价格为零,就否定新鲜空气存在呢?张维迎为了说明外部性不存在,经常拿看美女不花钱举例,实际上这个反例大有问题,如果要看到真正的美女,比如电影里的大美女、模特美女,都是要花钱的,特别是像一个有钱人娶一个大美女进门天天看,花的钱说不定更多。再者,北京的雾霾经常发作,肯定也会让北京人包括张维迎挺难受的,有专家论证说让北京人寿命都要减少3—5年,这难道还不是外部性?清除雾霾难道不需要成本或代价?市场不会失灵?如果政府不管,企业和消费者会主动去解决吗?并且,为了否定外部性,张维迎还将外部性概念泛化,所有经济活动在他眼里都有外部性,好像外部性真的没有自己的定义和范畴一样。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辩论无助于讨论问题。

  4.认为经济人和政府总是无耻的论断是谬误

  笔者一直认为,张维迎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经济学直觉很好,所用的一些概括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一些语言已经不是经济学语言。如以无知来形容个体(无论是国家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层面)的认知能力有限可以,但用无耻来形容个体的自利本性则大失偏颇。个体的自利性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并不能一概称之为无耻。的确,无论哪个层面的个体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个体(即使是政府或部门)不同的激励反应和不同的权衡取舍,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激励机制的设计就是要使自利的个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实现整体的目标,实现激励相容。

  三、林毅夫与张维迎谁更错

  自亚当·斯密以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是在争论中不断取得进步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也伴随着多次的思想交锋和理论争鸣,这对促进经济学发展和思想启蒙是好事。此次由张林而起的辩论也是如此,它涉及中国未来政府职能定位的走向和经济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其实,对产业政策的辩论并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之争,而是政府职能的改革是否要从全能型、发展型的有为政府转向维护型、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这一重大问题之争。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与张维迎相比,林毅夫的问题更是方向性的,对有效政策制定的危害性更大,而张维迎的观点对经济学教育的危害性更大。其实,林毅夫在一些学术文章中也不是一元论,也比较重视市场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他在辩论的开头就提出的大众传播中对他有卡通化、刻板化的现象呢?恐怕与他不太注重和强调改革的大方向、不太谈改革有关,再加上学术方面的不严谨,且辩论方式有问题,往往根据辩论人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不同而随意改变定义。定义是讨论问题的起点,最忌讳有模糊或不准确的地方。

  林毅夫埋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媒体报道中遭到扭曲,其实这跟他的学说不成熟有很大关系。如果从“道、势、术、时”来看,问题就很明显。首先,没有明道,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改革及其改变方向,要首先明确强调。可是如前所述,他基本不太谈。其次,势的方面,产业政策如果做对了,是可以树势的。我们当然不是一味地反对产业政策,特别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方面,对已经在其他许多国家被证明有效的产业政策,政府需要去做,但不能过度,以为任何产业政策都是有为的。弄得不好,不仅没有树势,反而是去势。术的方面,不要错误地以为只要有作用就是好的术,还要看是最优或次优结果,也就是必须要优术。最后,当然是如何对待时机。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问题和成就两头冒尖的关键时刻,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我们要抓时进行改革。

  一方面林毅夫的学术论著和学术文章是两段论,既谈市场的作用,也谈改革,但对改革谈得不是很多,着重谈的是政府要有为;另一方面,他对媒体和领导及公共场合没有全面准确地介绍自己学术观点的两段论,而只是关于政府要有为的第二段论,这样很容易误导非学术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和大众。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的态度,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旦盲目运用,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

版面编辑:张柘
文章很值,赞赏激励一下
赞 赏
首席赞赏官虚位以待
赞赏是一种态度
  • 1
  • 3
  • 6
  • 12
  • 50
  • 108
其他金额
金额(元):
赞 赏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
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财新微信

2017年09月22日    21:32
美股低开:道指跌0.1%,标普500指数跌0.12%,纳指跌0.32%。朝鲜此前威胁将在太平洋测试氢弹。
2017年09月22日    21:11
海康威视董事会通过近105亿投资计划,拟在西安、武汉、成都、重庆、杭州5城市建设产业园项目。
2017年09月22日    21:03
国内期市夜盘开盘:热轧卷跌1%,焦炭、螺纹钢跌近1%。
2017年09月22日    21:02
【配售传闻困扰龙光地产 公司否认仍跌7.3%】龙光地产(03380.HK)在22日发布澄清公告,否认如媒体报道所言,将以每股9.5-9.6港元(较前日的收市价折让4%-5%),先旧后新配售2.05亿股,设有半年禁售期,集资至少19.48亿港元,用作业务发展及营运资金;但是,该股仍然扭转了连续两天股价创纪录新高的强势,盘中最多回吐近10%。
2017年09月22日    20:40
【启迪桑德:中标雄安新区安新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启迪桑德(000826.SZ)晚间公告,公司成为“安新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中标总金额合计9682.78万元。安新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位于雄安新区,公司中标该项目有利于公司形成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区域竞争优势及标杆化项目示范效应,中标该项目以及项目未来的投资运营对公司运营期间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2017年09月22日    20:38
【杰克股份: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累计买入公司3.84%股权】杰克股份(603337.SH)9月22日晚间公告,截至目前,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794.1万股,占总股本3.84%,成交均价39.95元/股。
2017年09月22日    20:17
【信息发展: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发展(300469)9月22日晚间公告,公司原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由于近期资本市场、政策及环境的变化,若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难以达到各方原有的预期。经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7年09月22日    20:12
三星新材(603578)9月22日晚间公告,拟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9月25日起停牌。
2017年09月22日    20:05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涨2.2%,报1502点。
2017年09月22日    20:05
【蒙草生态:预中标两工程项目 中标金额合计近6亿元】蒙草生态(300355)9月22日晚间公告,公司成为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工程PPP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中标金额4.73亿元,占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的16.53%。此外,公司成为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镇城北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的中标供应商,中标金额1.03亿元,占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的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