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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镜像里的大萧条

2017年01月04日 12:00 来源于 《比较》
可以听文章啦!

  简·丁伯根最为人所知的是把数学工具应用于经济周期分析之中,并建立了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在亲历大萧条后,他还深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之中。早在1935年,他就与海恩·沃思(Hein Vos)合著了《劳动计划》(The Labor Plan),该书提出,通过债务融资增加公共投资,可以作为创造就业的工具。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了政府资助的失业保险方案。关于自己为什么会从物理学转行到经济学,他是这么说的:

  我感受到由于社会不公正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却被告知,如果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结构,这种不平等将无法消除……若干年后的大萧条,坚定了我的信念,那就是经济研究可能比物理研究更有用。(*1.引自Tinbergen (1970)。)

  80年过去了,大萧条的记忆仍然影响着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研究选题,尤其是深刻地影响了应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此后大衰退的政策制定。就像我在《镜厅》(*2.《镜厅》,201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现实中的镜厅位于法国凡尔赛宫,是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凡尔赛条约》签署地,作者想借此暗示“一战”及《凡尔赛条约》与大萧条存在某些关联,同时说明过去80年两场大的经济危机互为镜鉴。——译者注)一书中所言,这些政策很多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政策制定者所犯错误的历史教训。

  大萧条这一早前的经济危机是由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性的政策错误所致。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传统智慧,很多有影响力的著述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比如,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史著作《美国货币史》。因此,有史为鉴,2008年的政策制定者们发誓要做得更好。如果上次由于未能提供紧急流动性而酿成银行和金融大危机,那么这次他们将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向银行提供紧急援助;如果上次的政策制定者们由于未能稳定货币供给而引发灾难性的通货紧缩,那么这次各国央行将调低利率并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如果上次为了平衡政府预算而加剧了初期的衰退,那么这次各国政府将采取财政刺激政策。

  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注定无法十全十美的措施是否足够;我们可以反思为何没有做得更好。但毫无疑问,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研究中汲取了教训,是我们避免了再一次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篇演讲中,我要探讨的不是有关大萧条的认知对大衰退的政策启发,而是大衰退的经历对学术界思考大萧条的启示。“每个时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过去的历史”,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史蒂芬斯(H.M. Stephens)在1916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上如是说。本着这样的精神,结合我们刚刚亲历过的金融危机,我将探讨当代人如何重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段历史。(*3.我意识到,本文所引用的研究成果更多来自美国。这或是反映了文献的客观状况或是本人的偏见,对此,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看法。)

  众所周知,全球性金融危机首先引发的争议是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或者说是应该实施财政刺激还是财政紧缩。凯恩斯模型认为,财政刺激在经济萧条情况下可能效果显著,此时出现利率上升从而挤出其他支出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新古典主义则强调,大部分甚至全部公共支出的增加都会被家庭部门预期未来需要缴纳更高的税负替政府偿债而减少的私人消费所抵消(*4.在某些学术圈子里,开始出现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忽略临时性增加公共支出政策与永久性增加公共支出政策的区别。临时性增加公共支出政策的效果只是部分被抵消,因为税收可以跨期递延;而永久性增加公共支出政策将被“李嘉图等价”完全抵消。)。

  所有这些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有分析认为,增加公共支出对于高负债经济体提振需求作用不明显,这可能影响这类经济体的政府偿付能力和利率的变化路径(*5.参见Auerbach and Gorodnochenko(2011) 和Bi et al.(2014)。)。有观点认为,当税率较高且债务负担较重时,降低公共支出事实上是扩张性政策(*6.参见Alesina et al.(1998)。)。也有人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通过配置资源来提振需求,而不是纯粹浪费资源。

  这些修正了的观点在经济危机中几乎未能得到支持。布兰查德和利(Blanchard and Leigh,2013)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财政政策乘数效应高达1.4倍,明显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分析时假设的水平。这与存在流动性陷阱的萧条经济情况下财政政策尤其有效的观点相一致。一些基于2009年以后的实践所做的研究(通过数据)清晰地揭示出,所谓财政整固(fiscal consolidation)具有扩张性的论点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在已发生类似经济萧条的情况下(*7.参见Guajardo et al. (2014)。当债务压力较大时,似乎有共识认为财政刺激的收益和财政整顿的成本都是最小的,但是对于财政政策效果开始降低的临界点或是净支出的效应以多快的速率下滑,并没有一致看法。)。

  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这段历史的认知呢?根据卡里·布朗(Cary Brown,1956)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在30年代,财政政策可能有效但是没有得到尝试。随后的学者们从新古典主义理论得到启发,开始质疑财政政策在经济复苏阶段的有效性,并认为1937—1938年出现二次衰退的原因不是政府支出下降,而是税制扭曲和管制加剧(Cooley and Ohanian,2010)。然而2009年以后的实践似乎更加支持卡里·布朗最初的观点,而不是修正主义者们的观点。

  这也是最近对历史研究的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批研究使用跨国年度截面数据,分析了赤字支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发现乘数效应显著。阿尔穆尼亚等人(Almunia et al.,2010)按照这一方法,专门分析作为经济状况外生变量的国防开支,发现其乘数接近2倍。遗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大量增加了军事支出,而在这些国家,其他的政府干预手段也被广泛采用(*8.并且这些国家糟糕的政治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无法分辨巨大的产出效应究竟是反映了政府支出的作用还是与其他干预因素有关。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豪斯曼(Hausman,2014)对美国1936年实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奖金计划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吸引力在于,退伍军人奖金计划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一个明显的外生变量,而且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像日本、意大利、德国那样还同时采取了其他多种政府干预手段,也可以在单个州和家庭部门两个层面上研究。豪斯曼发现了明显的乘数效应证据,大约为1.5倍。

  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始于埃格特森(Eggertsson,2008),他们发现财政政策充当着显示政府承诺信号的角色。埃格特森认为,罗斯福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的小规模预算赤字政策有巨大的产出效应,因为这直接暗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罗斯福政府的赤字政策标志着一套新政策体系的到来。这表明罗斯福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套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话(*9.Perry and Vernengo(2013)从一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相关原因进行了解释。),结束通货紧缩(*10.2012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债危机中曾誓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此后“不惜一切代价”被广泛应用到不同场合。——译者注。)这种对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的信号显示理论紧接着就赢得了响应和追随:2014年日本政府决定提高税收,明显抵消了日本央行抵抗通缩的努力;日本政府决定延迟提高增值税,似乎有利于振兴日本经济。

  其他人(Eichengreen,2015)质疑这种说法,依据的是罗斯福事实上在赤字政策上释放的信号并不清晰,而且实际上他也希望尽快实现预算平衡。罗斯福并未能保持高额的政府支出,这削弱了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和对经济的信心(*11.Reinhart and Reinhart (2009)认为,这也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问题。)。有关信号显示理论的更好事例来自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12.高桥是清是20世纪初日本传奇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财政大臣、央行行长。他一生八次出任财政大臣,主持日本财政达12年之久。——译者注)时代的日本,高额的预算赤字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产生了巨大的产出效应(*13.参见Eichengreen(2015)。)。柴本和镇目(Shibamoto and Shizume,2014)最近的研究与对高桥是清时期财政政策的信号显示理论相吻合(*14.参见Cha (2003)。)。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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