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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时代终结下的经济发展

2017年01月04日 11:12 来源于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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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近来,经济不平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看待这一问题的某些最重要的视角仍被人们忽略。经济趋同对许多国家而言犹如神话,不仅如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将与以往不同,也不会在每个方面都好于过去,尤其表现为包容性更差、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可能比“二战”后一些增长较快的经济体(最明显的是亚洲四小龙)更容易发展成为不平等的经济体制。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制造业不再是中产阶级就业的主要推动力。生产性质的不断变化使一些不具备信息技术竞争力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将击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反过来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形成。此外,即使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具有竞争力(如印度),它们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增长也只集中在部分人手中。换句话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功使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成为核心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就如“二战”以后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演化出相对平均的经济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其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超过美国。(*1.Xie and Zhou(2014))。

  有时,资本替代劳动采取的是机器人的方式,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智能软件使许多以前由人来操作的功能可以自动运行,或者说,我们正在把时间花费在新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人力协助越来越少。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硅谷的龙头企业里,如Google(谷歌)、 Facebook(脸书)或Twitter(推特),我们只能见到很少的员工。不仅科技公司如此,当今的许多工厂和造船厂也非常安静,很多关键环节都通过机器来作业。一些不愿接受低薪的工人大都离开劳动力市场,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同时,对于一小部分掌握信息技术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在不断上涨。(*2.一些最近的书籍探讨过信息技术如何替代劳动力,较著名的有:Brynjolfsson and Macfee的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Martin Ford的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2009)及The Rise of the Robots(2015),还有我本人的Average is Over(2013)。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如Acemoglu and Autor(2011),Autor and Dorn(2013))。

  罗德里克(Rodrik,2012,2013,2014)在一系列论文和短文中,论述了追赶型增长终结的可能性,类似的担忧也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中。丹尼尔·里韦昂(Daniel Riveong,2015)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重大的挑战不是发达国家如何处理软件自动化,而是像印度尼西亚(迅速增长至2.5亿多人口)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可不断升级的廉价计算软件和机器人带来的竞争,如何实现增长。”

  纵然有人认为,与早期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相比,当前的转变进程并不是根本性的,然而,工业革命也花费了60—70年的时间才在19世纪40年代给英国工人带来显著、可持续的工资增长。与此同时,无论结果多么可喜,这一转型成本都非常高昂,其间还经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崛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即使经济学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主要西方国家还在补贴其农业部门。就此而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脱离农业就业岗位的经济转型仍未完成。这些方面都在警醒着那些关注当前经济转型的人们。

  为了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本文首先从贸易着手,对东亚一些成功的经济体而言,贸易是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主要推动力。接下来,本文将讨论,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及包容性增长尤其重要。即便如此,贸易发展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有利于包容性增长。如果贸易不再能驱动经济增长,会发生什么?第3部分作为本文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创新所带来的涓滴式增长、价格歧视和知识产权的弱化是经济趋同的新兴推动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及了手机,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增长范式,即基于消费机会迅速扩散的增长方式。“手机取代汽车工厂”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增长范式。本部分还讨论了富国的资本收益如何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发展中国家“飞地”的生产率赶超,我们将考察这两种情况下的分配问题。

  第4部分列举了四个研究案例,分别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以及后苏维埃时代的几个中亚国家。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国家,但是在每个例子中,我将考察本文的框架如何用于解释这些国家当前及未来的发展特征。这些案例的选择是基于这些国家的绝对重要性(如中国、印度),同时也反映了亚洲增长经验在地理和经济上的多样化。

  2.为什么贸易和制造业对不平等非常重要

  了解这一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状况的变迁。在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25%—27%),之后出现了回落,目前这一比重约为7%。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尚未去工业化之前,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在瑞典,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约33%),而德国的这一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高达40%,韩国在1989年达到28%,英国在“一战”以前达到45%的峰值。(*3.参见Rodrik(2013)、Lawrence and Edwards(2013)。亚洲国家的一些数据请参考Felipe、Mehta and Rhee(2015))。

  当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非齐头并进。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去工业化,这些国家在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以前,其制造业就业人数要么正在下降,要么已经达到了峰值。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去工业化,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始终没有超过15%。印度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002年达到13%,之后便开始下降。在非洲,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速明显快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速,这与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非洲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包括南非),菲利普等人(Felipe、Mehta and Rhee,2015)总结道:“(1)对于当今并非依靠石油致富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至少在18%,并且在他们达到富裕程度以前也基本如此;(2)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时的收入水平要低于过去,就业人数占比(通常低于18%)也低于过去(一般为30%)。”(*4.参见Rodrik(2013)。对于中国,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得出这一结论,详情请参见Miller(2014)。)

  问题部分在于,国际贸易在制度和技术上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更不确定,对国际贸易的许多常规理解都忽略了贸易的约束条件。典型的约束条件是,国际贸易存在固定成本,特别是邻近国家间和远距离国家间的贸易。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更具体的提法来表述:当一个富国可以在本土自动化生产一种产品,并且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为什么还要从穷国进口类似的产品?

  如果说国际贸易存在经验性规律,那就是规律本身发生的概率非常之小。一般而言,只有少数企业会选择出口或者考虑出口,据估计,出口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约为8%,并且多数出口企业都只出口单一产品到单个国家,甚至平均来看,它们至多会出口到3.5个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全球性经济部门都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国家之间距离的拉大,它们之间的贸易会以指数方式迅速下降(即所谓的“引力方程”,这可以被认为是经验性规律之一)。我们还注意到,出口企业的规模一般大于非出口企业(按销售额计,出口企业规模一般是非出口企业规模的4.4倍),这与“国际贸易有着相对较高的固定成本”这一说法相一致。此外,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来自规模较大、产品和目的地多样化的出口商,这也与固定成本的存在相符合。简单的模型如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常常忽略这些因素。(*5.关于这些观点,请参见Armenter and Koren(2014)。从经验上研究贸易固定成本的重要性时,可参见Chaney(2008),他考虑了有关贸易范围外延式和内涵式扩展的数据。)

  直到最近,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经济全球化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会继续扩展还是一个普遍假设,但是,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这一假设是正确的。考虑一个典型化的情景,发达国家会自动化生产本可以通过进口而获得的产品。相对富裕的国家不从中国购买廉价的塑料玩具,也不从越南进口T恤,而是在本国生产这些产品。机器利用率的提高、智能软件、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等都意味着,工资差别不再是一国把目光投向海外或低工资国家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制造这些产品有着较低的运输成本,而且是在一个相对熟悉的国内法律和文化环境中进行投资。这并不是说,很多甚至所有的外包都会被撤销,而是说增速可以有所下降。这一情形听起来有点反贸易或不看好贸易,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内贸易是否可以胜过国际贸易,答案是“也许可以”。在我所考虑的上述典型化情形中,贸易将更少地依赖工资差别,更多地依赖其他要素,如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我将此界定为一个“全新内包”(radical insourcing)的世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吸引到信息技术最为便捷、制度最为完善的地方,而不是相对于工人生产率而言工资成本最低的地方。

  虽然我把注意力放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上,但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造成国际贸易的减缓(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例如,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法律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原因,服务很难贸易。而且,随着富国不平等的加剧,它们自己也会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包。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滑,国内一体化进程也在推进,这两个因素限制了与中国开展贸易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6.Paul Krugman(2013)也对未来的国际贸易表示怀疑,他写道:“……拉丁美洲、中国和印度的对外开放紧跟我们,集装箱的出现使得生产有可能垂直分解,生产的不同阶段可以发生在遥远的国家。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关键是我们可以十分合理地认为,驱动全球化的主要因素类似于后视镜的一次次调整,因此,我们认为贸易占GDP 的比重应该会达到稳态……”)最后,尽管这不是本文所强调的重点,但是未来20年可能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未来的世界贸易。

  至少,我们需要考虑,全球化趋势在过去20年里可能已经达到了峰值。的确,2008年开始,贸易比产出增长更为缓慢,因而全球化的逻辑也可能在减缓。某种程度上,贸易的下滑反映了金融危机(贸易品往往更具周期性),或者说贸易在欧洲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欧洲,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较高)。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估算,而且最近的估算表明(Constantinescu、Mattoo and Ruta,2015),近期贸易下滑的一半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而且,我们看到了“回岸”(reshoring)的发生,即原先国际化的活动重新回归到国内。美国回岸的例子包括惠而浦公司(手动混合器)、卡特皮勒公司(挖掘机)和福特公司(商用货车)。然而,这一现象的规模及未来发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也很难用有限的数据进行估计。(*7.关于贸易下滑的描述,请参见Davies(2013)对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报告(2013)》的简要评论。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崛起的论述,请参见Evenett(2015)。Subramanian and Kessler(2013)分析了支持和反对未来“超级全球化”的多种因素。对内包所持的怀疑态度,请参见Nager and Atkinson(2015)。关于回岸的描述,请参见Hagerty and Magnier(2015)。)

  在这个“全新内包”的世界中,大宗商品贸易是出口获益的主要来源,然而,大宗商品出口会带来收入不平等。我们来看一看收入最为平均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并且它们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储蓄和人力资本。多数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当高(这可能在俄罗斯表现得最明显)。政治精英获取资源和占有租金比较容易,例如很多石油出口国家,而基于人力资本的制造业财富则不容易带来这样的问题。当一国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加拿大、挪威)或较少的人口(文莱、挪威和科威特)或两者兼备时,基于自然资源财富的平均主义也可能出现,但总体来说,大宗商品出口不是中产阶级社会发展壮大的持久基础,至少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和那些既非人口小国又无良好治理的国家来说,是如此。(*8.关于资源诅咒,请参见Sachs and Warner(1995),Hausmann、Hwang and Rodrik(2007),以及Collier、van der Ploeg、Spence and Venables(2010)。关于制造业、经济增长和过早去工业化之间的相关关系,请参见Dasgupta and Singh(2006)。关于服务业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述,请参见Ghani and Kharas(2010),Ghani(2014),以及Dadush(2015)。Diao and McMillan(2015)讨论了非洲部分地区中小企业中速发展的重要性。关于趋同的描述,请参见Rodrik(2011)。)

  正如菲利普等人(Felipe、Mehta and Rhee,2015)所强调的,有望在未来带来收入增长并孕育出中产阶级社会的是制造业就业,例如东亚。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拉丁美洲的历史显示,这一地区直到20世纪早期才出现不平等。在19世纪末商品繁荣时期,不平等首次拉大,但那时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国家错失了很多“一碗水端平式”(leveling)的经济增长,而这类增长形式是20世纪早期的特征。收入不平等成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痼疾”,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直到今天都比较高(Williamson,2015)。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制造品出口的缺乏会丧失潜在的规模经济,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若没有机会出口丰田汽车,日本国内的汽车可能更加昂贵且质量较低。内驱型增长可能很难出现质的飞跃,未来的国内投资也很难保证有持续的盈余。制造业能创造强大的前向后向关联,一批成功的制造业企业可以为投入品产业提供资金,也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例如,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份额大于其GDP占比所显示的份额。同时,美国制造业还在商业研发中占据70%。(*9.规模收益递增的早期说法来自Kaldor(1967),也有人认为来自亚当·斯密。关于制造业对增加值贡献率的描述,请参见Scott(2014)。关于制造业研发,请参见Lawrence and Edwards(2013)。)

  没有强劲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也会失去有利的规则约束和从全球市场学习的机会。国外购买者对商品质量的要求较高,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较高,对商品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且,一国很难利用国内政治操纵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如果一国能持续地出口高质量商品,该国就在不断地满足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并且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涓滴效应,有助于该国形成更广泛的产业群。这至少能说明,出口产生的GDP是真实的,它反映了实际产出能力的提升。现实中,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军事、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支带来GDP增长,但这样的GDP增长只是满足了统计标准,却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制造业就业岗位,尤其是大规模制造业和出口制造业的就业岗位,通常都出自正规经济部门,正规经济可以创造税收收入,尽管严格的规制和较高的税收增加了前期成本(upfront costs),但它可以使企业经营者从长远视角开展投资。企业为进入正规经济部门而承担高额前期成本的意愿与开展投资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渗透力的意愿是相关联的。这不同于多数小型生产企业和小型服务业企业(它们的固定成本很小,长期投资也较低)。另外,制造业出口创造了一个政治阶层,这个阶层从建造大量高质量的物质基础设施中获得既得利益,同时也对国家利益有较广泛的贡献,在韩国就是如此。(*10.这也要区分不同的制造业部门。关于亚洲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就业的分解,请参见Felipe(2010,第9章)。)

  基于出口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有利于壮大一国的中产阶级。许多国内服务业就业岗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要么很高(如医生)要么很低(如售货员),服务业可以为很多人提供就业岗位,但很难使足够多的人走上收入提升的轨道。无论何时,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医生,售货员也不太可能提高生产率。售货员的销售额可能很高,但他积累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还是相对较低。只要员工学会操作收银机,并且掌握了菜单,学会对顾客微笑,大多数情况下,他就不再需要额外的进步,最好的情况是,这名员工以后会在该行业自立门户,并雇用更多的服务人员。相反,制造业企业的工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相对较高,并且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雇主就有理由培育他们的忠诚度,并开展人力资本投资。这样,中产阶级工人的核心力量就建立起来了,而且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雇员可被轻易替代的情况形成对比。根据这一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服务人员(如医生、律师)只占少数,而低生产率的服务人员占了多数。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但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人平均每小时可以多挣1.78美元,或超过10%,个别州甚至超过24%。(*11.参见Scott(2014)。)

  最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程度相对较高(Rodrik,2012)。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部门得以立足,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就可能持续提升,赶超步伐也更快。例如,一国一旦在自动化生产方面从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起步,它就有可能逐渐赶超世界领先国家。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没有这么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趋同甚至更弱。这些典型化事实使我们相信,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有其独特作用,至少这有可能使一国走上赶超发展轨道。作为一种现实选择,除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人们通常还可以选择一直在农业部门就业,但农业部门的赶超非常之难(之后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12.与“制造业非常重要”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近几十年来,经济上失利的国家基本都是制造业部门遭受的损失尤为惨重。例如,在阿根廷,制造业是最大的部门,其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在经济下行时期,该部门的就业损失最为惨重。1989年以后,东欧经济的崩溃也伴随着显著而又快速的去工业化。考虑到全球竞争,这些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数据仍然显示,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关于阿根廷的论述,可参见Rodrik(2011)。)

  更严格地说,某些服务出口也可能实现自动化。印度呼叫中心可能被图灵机器人代替;沙特阿拉伯也可能投入机器人,而停止雇用菲佣,从而减少菲律宾的国际汇款。许多服务业岗位看似难以自动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变成现实,机器人和无人机的精密程度正在快速提高,人工智能项目已经可以开展医疗诊断、故事编写、考试评级等。因此,科技可能使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变得更为困难。(*13.以标准的方法来看,典型的制造品由工厂生产,出厂时有物质形态,如智能手机或机器的某个部件。它可以被装船、装车并运输到另一个地方。相反,服务通常是无形的,更多地在特定地方出现,例如,你因考试、公证、文件盖章等而要拜访某人,或者你需要在教室上课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分很多时候有些武断,特别是伴随着产品的数字化。显然,产品的数字化并不能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难以区分的根本问题。“全新内包”可能被重新表述,因为信息技术在不断替代非熟练劳动力,就如计算机的出现使很多文档职员失业(无论是在制造业部门还是在服务业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阶段的追赶式增长(无论是越南、印度尼西亚还是印度)将很难顺利进行,至少不能通过出口来实现。20世纪晚期,追赶式增长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跨境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增长,就如“东亚奇迹”所体现的那样。因此,如果以GDP占比来衡量的国际贸易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模式也将不那么重要。(*14.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请参见Frankel and Romer(1999)的经典论文。Felipe(2010,第16章)讨论了亚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关于包容性增长的一般概念和前提条件,请参见Felipe(2012a)和Kang(2015)。Sen(2016)对结构性转型进行了综述,他所说的结构性转型即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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