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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和竞争

来源于 《比较》 2016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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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阿吉翁 蔡婧 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 杜罗莎 安·哈里森 帕特里克·勒格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旨在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保护当地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威胁的产业政策。然而,进入1980年代,上述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然声名狼藉,其原因就在于:此种产业政策“阻碍了竞争,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政府甚至会挑选输家,但是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利益集团俘获的风险。

  本文认为,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sectoral policies),尤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在不同的产业运营,以避免同类产品之间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同时“垄断替代效应”(monopoly replacement effect)的存在又会弱化企业进行创新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减免或者其他税收补贴等鼓励企业在同一产业部门经营的产业政策,则可以降低目标产业的集中度,并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因此,竞争与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在催生创新、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能够发挥互补作用。

  为了验证竞争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潜在互补性,本文使用了一个全面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集,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以此从实证上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面向竞争性部门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维持或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本文使用“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来测度竞争程度,此处考察的产业政策包括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关税。我们将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定义为更分散地面向某个部门内的所有企业或者鼓励新企业和更高效企业的政策措施。

  本文的研究与分析产业政策成本和收益的研究文献相关。首先是幼稚产业模型,这些模型主张政府对幼稚产业予以扶持,幼稚产业的特征在于:该产业对整个经济系统具有潜在的知识外部性,但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成本很高,只能通过“干中学”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这些模型持有如下观点:幼稚产业在发展到具有足够竞争力之前,需要政府为其提供保护以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Greenwald and Stiglitz et al,2006)。①对于幼稚产业模型和经验证据的综述,详见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09)。幼稚产业论可以概括如下: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传统部门(尤其是农业)和新生的部门,该部门的初始生产成本很高,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干中学”可以降低该产业的生产成本,甚至由于该生产活动的范围扩大而促使其生产成本下降得更快,提高本部门的生产率,并且对整个经济体的其他部门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干中学”既提升了本部门的潜在增长率也提升了传统产业部门的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全面迅速的自由化不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因为国际贸易可能抑制具有较高生产成本的本地幼稚产业的发展: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将会发生本地消费者对工业品的需求转向国外进口产品。这就意味着本地幼稚产业的“干中学”将会放缓,传统产业得益于该部门的正外部性也将下降。幼稚产业论一直面临挑战,既有来自理论方面的挑战(“挑选优胜者”的观点),也有实证方面的挑战。比如,克鲁格和通杰尔(Krueger and Tuncer,1984)对1960年代土耳其产业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没有得到关税保护的企业或者产业,与受保护的企业或者产业相比,其生产率增长率更高。②然而,Harrison(1994)则指出Krueger and Tuncer(1984)的研究结果就严格的统计分析而言是不稳健的。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涉及产业政策的设计或者产业政策的治理。

  与本文最相关的是纳恩和特雷夫勒(Nunn and Trefler,2010)的研究。他们利用跨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幼稚产业”论提出的一国生产率增长得益于偏向“技能密集型”经济活动或产业部门的关税保护。此处所说的技能密集型是指更多地使用技能工人。他们发现,由于存在关税保护,生产率增长和关税保护导致的“技能偏向”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过,论文作者指出,这样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关税保护导致的技能偏向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两个变量本身也可能是第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样本国家的制度质量。但纳恩和特雷夫勒(2010)指出,至少25%的相关性对应于因果关系。总体而言,他们的分析表明,面向目标产业(这里是指技能密集型产业)设计恰当的政策确实可以促进增长,这样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获得补贴的产业,也表现在其他产业。但产业政策是否以降低竞争程度为代价,例如降低高技能密集型部门和低技能密集型部门之间的竞争或者高技能部门内部的竞争,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论述的,“定向式”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可能会促进某个产业的竞争,并起到提高消费者剩余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1部分构建模型;第2部分简要介绍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数据、测度方法,并初步给出了竞争、产业政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第3部分介绍估计方法,给出主要的实证结果;第4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1.理论观点

  在本部分中,我们概述了为什么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而不是损害竞争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可以概述如下:考察一个经济体中的两家企业,这两家企业可以从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提高生产率:要么进行横向差异化,要么选择创新。在自由放任的环境中,两家企业通常会选择多样化的方式来运营,也就是说,为了躲避相互竞争,它们会在不同的部门从事生产活动。如果迫使(或鼓励)这两家企业在同一部门运营,则会促使它们为了躲避相互竞争而进行纵向创新(也就是提高生产率的创新),其结果将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观点与幼稚产业论截然不同,并且在有关产业政策效应的相关文献中独树一帜,尤其是生产率增长不依赖某个工业部门(可贸易品)和一个传统部门(非贸易品)之间“干中学”的外部性或者知识的外部性,而是依赖标准的增长外部性和逃避竞争效应(Aghion et al,2005)。而在幼稚产业模型中,(来自外国的)竞争则会损害本国增长,但在本文的模型中,竞争则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1.1基本设置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经济体生产两种产品的两期模型,这两种产品分别以A和B代表。假定:每种产品的消耗数量分别以xA和xB代表;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为2E,当消费者消耗A、B两种产品的数量分别为xA、xB时,其效用为log (xA ) +log (x B )。这就意味着如果产品i的价格为pi,对产品i的需求则为:xi=E/p i。为简便起见,本文中假设E=1。①显而易见的是,创新的速度与E呈线性关系,除了这种规模效应,对分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E/c和E/cf的比率。

  产品可以由两家“大”企业1和企业2生产,也可以由“边缘企业”(fringe firms)生产。边缘企业的活动很有竞争性,生产的固定边际成本为cf,“大”企业j=1,2最初的边际成本为c,1>cf≥c。cf≥c的假设反映了企业1和企业2相对于边缘企业的成本优势,而假设1>c则为了确保均衡产量大于1。各企业边际成本不同,并独立于其生产活动所在的部门。

  企业可以通过促进质量提升的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为简便起见,我们假设只有1和2两家企业有创新能力。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A部门和B部门成本降低的程度不同。不失一般性地,我们假设A部门通过创新将生产成本从c降低到c/γ A=c/(γ + δ),B部门通过创新实现生产成本从c降低到c/γB=c/(γ-δ),所以,γ-δ>1 或者 δ<γ-1。即使δ=0,也就是说,即便两个部门相似,产业政策也是有益的。在此前的版本中,我们考虑了识别高增长部门的信息不完备,得到定性研究的结果也是类似的。这表明,监管者不必为了贯彻落实产业政策(本文所探讨的产业政策类型)而去识别“高增长”部门。

      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假定与此类同:两家企业有相同的概率成为潜在创新者。企业必须付出努力成本q2 /2,投入概率为q的创新。也就是说,每家企业都有一个外生概率获得可申报专利的创意,然后,企业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创新转而降低成本。

  最后,本文假定每个部门都处在伯川德(Bertrand)竞争环境中,除非两家领先企业选择在同一部门运营并在该部门中达成共谋。假设两家成本相同的领先企业在同一部门共谋的概率为φ,并假设当两家企业作为联合垄断者共谋时,产生附加成本cf。在此情况下,当成本c<cf时,每家领先企业的预期利润是φ12cf-ccf,当共谋失败时,两家企业之间会展开伯川德竞争。

  1.2定向税收/补贴政策的效应

  企业可以选择在不同部门运营,也可以选择在同一部门运营:我们将第一种情况称为“多样化”(diversity),第二种情况称为“专业化”。在专业化时,两家企业都会选择更好的技术A。在多样化时,一家企业(我们称之为1)会选择技术A,另一家企业(我们称之为2)会选择技术B(这是一个协调博弈,哪家企业最终选择技术A是随机的)。如果最后选择了技术A的企业不想转换为技术B,那么,多样化就是稳定的;否则,实现均衡的方式就是专业化。企业根据这些条件来决定其创新投资。

  先看企业如何选择,是否选择在同一部门生产,以及由此决定的创新强度,这些选择均取决于产业政策。就产业政策而言,本文集中探讨基于税收或补贴与利润水平成比例的干预手段,也就是说,在A和B两个部门,每个部门的利润水平分别对应tA 和tB两个税率水平,tk<0是补贴,tk>0是税收优惠政策。①本文不失一般性地假定每个部门的初始税收水平为零。本文着重讨论的情形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与γi相关的信息是完备的;第二,利润是减去了创新成本之后的②如果税收或补贴基于包含了创新成本的毛利润,税收或补贴仍将影响企业创新速率。毛利润的税率下降与补贴创新的边际成本具有类似效果。

  我们首先推断在tA≤tB的任意税收/补贴政策下的均衡选择(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tA=tB=0),并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中,分析我们的竞争指标φ和可以实现的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接着,我们找出在政策制定者受制于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增长率最大化时的税收/补贴政策。

  考虑到tA= tB=0时的自由放任情况,只有当专业化带来的均衡利润高于多样化带来的最低利润时,企业才会选择专业化。当竞争不是很激烈时,即为这种结果;以(1-φ)测度的竞争越激烈,δs 的取值范围就越高,企业也就越倾向于选择多样化。

  命题1:因为存在临界值δF(φ),以及递减函数φ,当且仅当δ ≥δF(φ)时,专业化才能达到行业均衡。

  现在,我们来引入税收/补贴体系,并将其用作目标比率的测度指标:

01

  τ越大,“税收减免”对部门A的影响比对部门B的影响越大。所以,很清楚的是,τ足以促使企业在多样化和专业化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说,τ是两个部门之间税收减免不对称的测度指标。税率对行业均衡的影响如以下结论所示:

  推论1:看看目标比率为τ=1-tA1-tB的税收/补贴体系。当τ>1时,该体系存在临界值Δ(φ, τ)<δF (φ),当δ>Δ(φ,τ)时,企业选择专业化即可实现行业均衡。并且,这个临界值是τ和φ的减函数。

  因此,随着目标比率τ值增大,δ取值范围也越大,企业会选择专业化。或者说,如果δ< δF (φ),并存在目标税率τ,那么,δ= Δ(φ,τ);因为Δ(φ,τ)是τ的减函数,所以,δ取值越大,τ值也就应该越大。

  在求解专业化和多样化条件下企业的最优创新投资后,本文发现:一个部门中的竞争程度和税收/补贴政策的效果之间具有互补性。

  命题2:在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中,取有效τ值的产业政策对人均GDP水平和创新强度的影响更大。

  1.3预测

  根据上述理论探讨得出的以下预测,将指导我们在后续部分的实证分析:

   更面向部门A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产出和创新具有更大的影响力:τ值越高(也就是tA低于tB),专业化越可能是行业的均衡选择。根据命题2,τ值越高,政策对创新和人均GDP水平的影响力越大,与φ无关。

   因为只让一家企业享受的政策不会改变行业的均衡,所以,为两家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待遇比只让一家企业享受这样的待遇,对创新和人均GDP水平的影响力更大。

   税收减免式的产业政策与竞争程度之间具有互补性。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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