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贤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陈奥运为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卓贤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干预下的城镇化:机制、影响与对策”(71573063)的阶段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给予了指导,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在中国大陆地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32座,共有2.6亿人口,占总人口的18.6%,经济总量为全国的41.7%。(*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2015年底城镇常住人口计算,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7座超大城市,另有武汉等25座特大城市。由于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数高于全国GDP,为避免高估特大和超大城市经济比重,计算时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数。)对这些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的讨论,一直是新型城镇化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中心—半径”的标准化统计框架,比较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四大都市圈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发现北京和上海人口分布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的时空失衡特征:中心城区拥挤效应较高,居间和外围区域集聚效应不足,昼夜人口差异大,在整体人口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形成较为严重的城市病。基于一个“公共资源隐性补贴”的土地竞租框架,我们认为,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造成大都市圈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应从单中心城市化转向多中心都市圈化,以公共资源疏解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通过公共服务网、轨道交通网和信息通信网将都市圈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镇)整合为高效的城市网络,以“大城”辐射“小市”,以“小市”疏解“大城”。
一、城市应该多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