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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财富的演化起源

来源于 《比较》 202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22年06月01日
本图描述了智人走出非洲的迁徙状况,及其对人际群体多样性分布的影响。在每次对外迁徙事件中,离开的(奠基者)群体都只带走了父辈殖民群体的一部分多样性,表现为奠基者群体的某个遗传特性的不同变异减少。图中的虚线代表大致的迁徙路径,小圆圈代表特定遗传特性的变异。
文|卡姆鲁尔·阿什拉夫 奥戴德·盖勒 马克·克莱姆普

  *Quamrul H.Ashraf,威廉姆斯学院经济系Halvorsen杰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基于行为人的计算经济学。Oded Galor,布朗大学Herbert H.Goldberger经济学讲席教授,统一增长理论的奠基人。Marc Klemp,哥本哈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和人口。Ashraf感谢威廉姆斯学院发展经济学中心对研究的支持。关于人类发展史还可参见我们即将出版的奥戴德·盖勒的新书《人类之旅》。原文“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收录在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Chapter 22),Edited by Alberto Bisin and Giovanni Federico,Academic Press,2021。

1.引言

  过去两个世纪见证了全球生活水平的不寻常改变。在数千年停滞期过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世界人均收入迄今已增长了惊人的17倍,同时伴随着医疗、教育、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巨大提升。然而,进步果实的分享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并不平均。尤其是,各个社会从长期停滞到现代持续增长的起飞时机差异导致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很大分化。(*Galor(2011).)在19世纪之前,全球不同社会与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准相差无几,此后却显著拉大,世界上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至过去的5倍。

  最近20年来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试图理解各地区、国家和民族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上述惊人改变的根源。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导致工业化之后生活水准分化的直接因素,后来的焦点则转向深层、终极的史前因素,它们可能影响自智人物种出现以来的不同发展进程。关注史前潜在影响的许多研究探讨了演化过程对从停滞转向增长的影响,以及人类遗传特性的构成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特别强调新石器革命以来的演化选择的意义,以及人类在史前“走出非洲”的迁徙历程如何影响全球各个社会中遗传特性的构成差异。

  对于人类演化与经济发展进程相互作用的探讨主要围绕两条基本思路。第一条是分析环境对人类遗传特性演化的影响,以及该演化过程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条研究思路的中心假说是:在新石器革命以后,马尔萨斯生存压力是人口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通过自然选择深刻影响人口构成。遗传特性适应经济环境的个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有更多的后裔存活。(*相比之下,由于狩猎采集社会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在新石器革命发生与核心家庭出现之前,社群中的演化选择力量基本处于静默状态。)于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遗传特性在人群中的占比逐渐增加,推动了发展进程与现代增长的出现,让演化过程更活跃的部分社群更快地从停滞期跨越到增长期,由此造成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异。

  学者们用演化增长模型仔细检验以上演化过程假说,发现有几种遗传特性可能在马尔萨斯时代获得正向选择,因为它们有利于人力资本培养、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强调了对某些先天倾向的演化选择,例如关注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时间偏好、风险与损失规避、对传染病的抵抗力等,此类遗传特性在人群中的比例增加推动了从停滞向增长的转型。

  关于人类演化与经济发展进程之间关系的第二条研究思路,是探讨智人走出非洲的大规模迁徙对人类遗传特性构成的持续效应,包括各个社会从文明诞生之初到今天的不同经济发展历程。这条思路认为,全球各个原生居住地与东非人类摇篮的迁徙距离(以下简称“迁徙距离”)越远,群体中的人际多样性(interpersonal diversity)水平就越低,这对发展造成了持续的驼峰状影响,反映了人际多样性对社会生产率水平既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基本矛盾关系。人际多样性一方面可能削弱个人之间的信任与社会凝聚力,不利于社会生产率改进;另一方面又可能促进创新思想的交流碰撞,推动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由于人际多样性和同质性对生产率的边际效应递减,人际多样性位居中间水平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相比同质性过高或异质性过高的社会,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发展成就。

  研究发现,人际群体多样性(interpersonal population diversity)确实导致了民族文化异质性提高、人际信任度下降和社会冲突增加,与上述假说的各个基本部分相符。此外有证据表明,人际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创新活动、职业分化和专业分工。人际多样性似乎还影响了前殖民时代与当代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虽然多样性可能推动制度发展,以缓和对社会凝聚力的不利影响,却也会带来经济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最终导致攫取性专制制度的建立与延续。

  本文将综述有关人类演化过程在经济发展差异中的作用的现有文献。接下来的第2节将探讨环境对人类特性演化的影响(包括对子女养育、时间偏好、损失和风险规避等方面的倾向),以及这些演化过程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3节关注智人在史前走出非洲的大迁徙对群体多样性在全球分布的持续影响,乃至对不同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第4节做简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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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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