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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公共利益

来源于 《比较》 2022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22年02月01日
图/视觉中国
文|让·梯若尔

  *Jean Tirole,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由作者根据他在2021年11月12—13日举办的第12届财新峰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本文将讨论如何促进公共利益,自然地,这需要从公共利益的定义开始:我们需要知道公共利益是什么,以及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然后,我将继续讨论如何实现公共利益的问题:是通过市场和合同、规制还是民间社会?由此还会涉及社会责任的概念、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标准和随之而来的困难。

公共利益

  第一个问题:公共利益是什么?在许多情况下,经济主体(消费者、公司、政府和国家)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背道而驰。例如,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产生了太多污染、驾驶速度太快、拒绝接种疫苗或者服用过量的抗生素。金融机构为增加短期利润,可能承担太多的风险,从而危及员工的工作岗位、投资者的储蓄,还可能危及公共财政(如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公司可能滥用垄断地位,可能对自己的产品进行虚假宣传。政府可能过度举债,对不平等过度容忍,因放松审慎监管而造成金融危机,或者剥夺公民的自由。政府可能遵从“本国至上”的口号,把国家利益置于整个世界的利益之上:我们在全球变暖、贸易战、财政竞争和军事扩张的例子中都看到了此类情形。

  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个体利益高于普遍利益。经济学对公共利益的理想是将参与者的利益与普遍利益结合起来,为此有两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说服:我们可以鼓励公民实施善行,鼓励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基于社会规范的干预措施”试图提升对自利后果的认识。但是,通过说服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全球变暖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展了近30年(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峰会以来),然而目前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仍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依然被大量使用,而我们现在已没有退路。因此,我们不仅仅要说服,还需要激励,从而使我们的普遍利益与个体利益达成一致。

  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可以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定义。在过去几百年里,哲学家对这类实验有过大量讨论,并称之为“无知之幕”。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你还没有出生,而且不知道自己会是男性还是女性、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会遗传到什么样的基因、是否会患上癌症等。此时,问你自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不知道自己将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的情况下,我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给出公共利益的定义。现在,为了做这个思想实验,你必须略做思考,因为我们都处于社会中的某个位置上,我们不再处于无知之幕背后,而以不同的化身来想象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这里要提示大家:通过以上过程设计出来的世界不应该是虚幻之地,因为激励在其中关系重大。不论我们是政府官员、研究人员、失业者还是企业家,我们都面临着自己的激励,而且关心自身的利益:我们的收入、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社会形象等。我们愿意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只要这不会与我们的自身利益过分冲突。我们要维护自身利益,所以就需要激励。还记得苏联和“新人类”的神话吗?苏联倡导的新人类会无私地致力于公共利益。当然这一尝试失败了,因为该体系的设计者忘记了激励,最终导致了经济、环境、文化与公民自由等各方面的巨大失败。

  我们还可以从无知之幕的概念中收获其他许多启示。例如,经济效率。之所以需要经济效率,是因为我们都想要幸福安康,而且我们想要为良好的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体系等公共品提供资金。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法律框架。我们也需要打击滥用支配地位的大公司,需要监管银行以保护存款人,等等。

  我们还需要一系列的保险机制。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可能出生在一个贫穷或者富裕家庭,但不论是哪一种家庭,我们都应该能接受同样的教育,社会应当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平等是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很不幸,这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是缺乏的。我们想要全民医疗保险,因为我们可能天生身体好或者不好。我们需要纠正其他不平等,如性别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保护以防止生活中的不幸。

  最后,我们需要社会规制,以促进宽容。因为在无知之幕背后,人们不知道自己会信奉哪个宗教(或者不信教),会接受哪种政治观点。同样,我们想要人们不会因种族、性取向等受到歧视。

  政府是市场失灵的修复者。但是,倘若政府也失灵了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了社会责任的概念。

社会责任

  为讨论社会责任,我们从“股东价值怪象”开始。世界上大多数公司都是由股东负责经营(在公司陷入困境并且被债权人控制时,可能由债权人负责经营)。总体而言,拥有公司的是投资人;他们占据董事席位,负责挑选CEO(首席执行官)等。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公司,如非营利企业和个人企业等。但总体而言,主要的公司形式是股东拥有的公司。

  让投资者控制公司的理由是投资者希望获得投资回报:如果不确定是否会在投资上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回报,他们就不会投资。而获得回报的一个方法是保持对管理层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即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其他人(员工、供应商和客户、工厂所在的社区、产生污染时的受害者等)也会受到公司决策的影响,也就是受到经济学家所说的“决策外部性”的影响。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由股东拥有的公司?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Friedman,1970)。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外部性。实际上则存在两种可能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各方(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应当订立合同,将利益相关者与管理决策隔离开来。例如,员工和债权人可以获得名义上的固定索取权。员工获得固定工资以及解雇时的遣散费。对于债权人而言,通常是指固定债权,以及某些抵押物或者企业破产时的优先偿付排序。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他们对公司不满意时,有退出选项。例如对员工而言,可能采取通用培训和灵活劳动力市场的形式,使他们更容易寻找其他工作。

  但合同能实现的只有这么多。合同是非常不完备的。还存在集体行动问题。例如,全世界有70亿人在影响气候变化。我们不可能都参与订立合同。同样,诸如竞争政策、食品安全、隐私等大多数公共政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集体行动。而且,科斯的逻辑还存在其他失效的情况。例如,有人可能想建立一个令人讨厌的实体,以便通过讨价还价获得租金(我可能计划在你家附近开一个夜店,强迫你给我钱,以免除夜店的噪声污染)。通过订立合同保护利益相关者免受决策负外部性影响的方法确实被广泛使用,但它也表现出了严重的不足。

  在合同失灵后,可能需要政府的介入。自亚当·斯密以来,这个愿景在西方已经存在了至少两个半世纪。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驾驭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并且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纠正市场失灵,例如当存在污染(外部性的一种形式)时,可以通过碳税这样的环境税来纠正。另外还存在“内部性”的情形,即人们的行为并不支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他们可能会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没有足够的储蓄,因为他们缺乏耐心或冲动。另一种市场失灵是信息不对称。这是我们需要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等措施的原因。此外,不平等也是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在无知之幕背后,市场没有理由提供均等的机会,或者提供收入和财富的适当分配。这是庇古(Pigou,1920)研究的领域。其重点是,仅靠合同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规制。

  作为个人(员工、消费者或投资者)或者作为公司,为什么我们会有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因为存在双重失灵,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府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失灵:可能是由于被游说者和其他利益集团俘获,可能是统治者追求个人权力,可能是政府迎合对经济运行持有偏见和误解的选民或国民,可能是由于司法辖区的属地限制等(例如,可能在你自己的国家没有童工或者强迫劳动,但另一个国家有此类现象)。最后,人们无法通过规制来约束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非常轻微的行为不端和人际关系处理,社会规范经常可以更好地代替规制发挥作用。

  由于政府也会失灵,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社会责任。由此我将介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三种观点,这些是我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兰·贝纳布(Roland Bénabou)合作的研究成果。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称之为双赢,通过把事情做好来把企业做好(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你或许会觉得好笑,因为你在想:谁会疯狂到在做坏事的同时还想赔钱呢?这听起来很奇怪,对吧?但我对双赢论点有着更好的解读。该解读与短期盈利能力和长期盈利能力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一些银行承担了过度风险,以牺牲长期盈利能力为代价增加短期回报;在将公司的短期利益凌驾于长期利益之上的同时,它们也在危害储蓄者和纳税人的福利(由于随之而来的政府救助),以及员工的工作岗位。类似地,一家公司可能对其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做虚假披露,因为管理人员想兑现短期奖励,想出名,或者单纯地想要保住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动既违背了公司的长期利益,也违背了广泛的社会利益。

  以这个观点看,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实现跨期利润最大化的长期视角。而且如上所言,这里与公共利益是相关的,因为这样做既保护了像员工或环境这样的第三方,也保护了股东。言下之意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干预,迫使公司和管理人员采取长远的眼光。这样做正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特别是经济学家主张的长期利润最大化,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

  第二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是我所说的“委托慈善”事业。企业成为公民价值观表达的渠道。例如,作为消费者,对来自公平贸易的咖啡(在贫穷国家生产咖啡的工人会获得比市场水平略高一点的工资),我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作为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一家干净的或者讲道德的公司,我愿意获得略低一些的回报。许多劳动者在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时,愿意少拿一些工资。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在代表消费者做慈善事业,并将额外成本转嫁到价格上。星巴克购买来自公平贸易的咖啡,但是,它出售的咖啡将收取更高的价格,这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第三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可行观点是真正的慈善行动,公司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耗费资金。当然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而且政治光谱的左翼和右翼都有反对意见。政治光谱右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管理人员应该花费自己的钱做慈善事业,而没有权利花不属于自己的钱,他们当然可以做慈善,但只能自掏腰包。位于政治光谱左侧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则认为,受补贴的慈善事业和公共政策是政府的特权,而不应该属于私人公司。

  最后,我再谈一谈与信息有关的三个挑战。实际上,设计完善的ESG标准是很难的。第一个困难是人们必须沿整个供应链收集数据。例如我想知道自己正在采购的这家公司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于是我必须查看整个供应链的情况,以计算在产品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中的污染量,然后还涉及数据加总的问题。回到星巴克的例子,星巴克购买的是来自公平贸易的咖啡,但与此同时,它做了税收优化操作(例如在欧洲纳税不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好坏参半的情形呢?对于实现公共利益,哪些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应该赋予污染行动和不公平劳工待遇多大的权重?

  之后还有复杂的价值评估。我们如何知道某一行为真的对社会有益?以温室气体为例,作为投资者,我可以投资一家开展绿色项目的公司。但是,该项目可能总是会启动:它可能之前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因而不管怎样,都将继续存在。此时如果我投资它,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只会使项目的所有人变得更加富有。

  所以,原则上这种项目应该是新增性质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我的资助,它就不会启动。但这很难知道。我们应该避免不劳而获,更一般地说,我们需要共同思考什么是对社会承担责任。我们应当关心带来的效果,而不是自己的立场;我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仅仅假装自己重视环保。

  在此,让我以几点评论结束本文。我们仍然面临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挑战。当然,我们也有机会,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都是了不起的机会。未来我们会变得富有得多,也健康得多。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新冠疫情之前未解决的所有社会挑战:全球变暖、劳工前景、多边主义(这非常重要,如果各国停止合作,我们将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平等、规制、隐私等。人们经常在问:新冠疫情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还是放大我们既有缺陷的回音室?可能我们已愈加意识到,世界是脆弱的。近期的气候会谈和其他进展表明,我们依然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不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解密的关键都是公共利益:如果身处无知之幕背后,我们会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政法大学黄健栓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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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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