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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莎·戴尔:2020年克拉克奖得主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6月01日
文丨达龙·阿西莫格鲁

冲突、执法与政治

  梅丽莎在冲突、执法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当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关于犯罪和执法的文献。但是,在梅丽莎的研究之前,它们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例如,政治因素是否会决定执法何时有效,以及何时适得其反?

  在《贩运网络与墨西哥毒品战争》(表1第六篇文章)中,梅丽莎提出了暴力冲突如何影响经济机会和结果的问题。她认识到,如果不了解发生暴力冲突的制度背景以及中央当局为遏制暴力冲突而采取的政策,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梅丽莎关注的背景是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以及国家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PAN)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对贩毒集团采取的政策。来自国家行动党的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于2006年竞选总统期间,将打击贩毒集团提上议程,并强调了这些集团是如何控制地方政治的。卡尔德龙的策略是利用联邦警察打击贩毒集团盘踞的城市。实施这些政策至少需要一些地方政客的支持,因此,地方市长是否与国家行动党结盟对打击贩毒集团的战争至关重要。

  梅丽莎首先要证明来自国家行动党的地方市长对打击贩毒集团的因果影响。为此,她必须解决通常被忽略的变量偏差(variable bias)和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与某些具有不同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或绝望地转向一个在最糟糕的时刻承诺整治贩毒的政党)的地区相关。梅丽莎设计了不同类型的断点回归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将当选市长来自国家行动党的城市与当选市长来自其他政党(通常是革命制度党)的城市进行比较。她发现,与当选市长来自其他政党的城市相比,当选市长来自国家行动党的城市经历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这导致暴力事件显著增加。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警察与贩毒集团的对抗所致,但事实证明,暴力事件的增加主要是贩毒集团自身的争斗造成的。

  联邦行动似乎已经成功地削弱了占主导地位的贩毒集团,甚至消灭了它们的部分头目。这些证据和其他证据表明,打击贩毒集团的强硬路线破坏了市场稳定,并引发了敌对帮派之间的地盘争夺战,以控制市镇和当地的贩毒路径。因此,在政治制度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打击贩毒集团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在毒品交易仍然有利可图的时候。

  梅丽莎还想了解这些禁毒行动是如何重塑墨西哥毒品网络的,这些变化又对普通墨西哥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初,某些市镇地理位置优越,可以为美国庞大的毒品市场服务,但是一旦地盘大战爆发,这些市镇对已建立的贩毒集团就不再有吸引力。根据这一观察,梅丽莎绘制了从毒品来源地到美国入境点的道路网络地图。她发现,贩毒集团的活动从受地盘争夺影响的市镇转向能形成其他可行路径的市镇。据我所知,这一分析是第一个精心证明犯罪活动通过空间网络溢出的实例。

  随后,这篇文章利用这种变化来解决最初的经济问题,即贩毒集团活动对居民的经济机会和结果有何影响。梅丽莎使用卡尔德龙的禁毒行动导致的变化来解答这个问题。梅丽莎的证据表明,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经济影响,而不是改善普通墨西哥人的命运,这很可能是因为地盘争夺战给他们带来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和不稳定。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与研究殖民制度的历史持久性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议程,但它同样聚焦于制度设置的细节如何影响政策的效果。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下,联邦政府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可能非常有效,甚至可能改善居民的经济机会。然而,在墨西哥的局势下,地方机构薄弱,联邦政府控制力有限,以及美国对毒品的需求带来的持续盈利机会,使结果大为不同。

  梅丽莎最近发表的论文《由贸易引起的墨西哥工人流离失所的暴力后果》(表1第七篇文章)同样与此相关,该文由她与本杰明·范伯格(Benjamin Feinberg)和手岛健介(Kensuke Teshima)合著。文章转向一个相反的问题:经济冲击(在这里是指贸易冲击,即从中国进口造成的制造业就业损失)对毒品贩运和暴力行为有何影响?当负面贸易冲击减少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时,更多的低技能居民(他们受制造业下岗潮影响尤其严重)似乎会转向毒品交易或帮派中的非法工作,从而导致犯罪活动和暴力行为增加,这也可能与地盘争夺有关,只不过这次是因为经济(贸易)冲击破坏了不同集团之间的平衡。

  在这一广泛的研究领域,一篇更具野心和原创性的论文是梅丽莎与帕勃罗·奎鲁宾合著的《通过外国干预建立国家:来自军事战略不连续性的证据》(表1第八篇文章)。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外国干预,在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反应,是否有效制止了抵抗运动。与此相关的更窄的问题是,轰炸和军事战术是否能够有效阻止抵抗者使用强大的武力,但这一问题往往因以下事实而复杂化:此类战略可能波及抵抗者借以藏匿和生活于其中的平民群体,而平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损害反而促使他们支持抵抗者。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广泛的执法和政治领域,而且关系到军事战略和国家力量薄弱地区遏制抵抗运动的研究。

  通过设计巧妙的断点回归,梅丽莎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国防部在每个越南小村庄收集了详细的信息,使用了大约170个关于安全、政治和经济的月度和季度问题。这些问题被汇总成一个整体的安全评分,美国空军以此为基础决定将哪些地区作为空袭的目标。源数据(source data)都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梅丽莎和帕勃罗能够找到并恢复这些连续的安全评分。

  然后,他们将四舍五入的安全评分阈值(rounding thresholds)作为被轰炸可能性的不连续切点(discontinuity cutpoint)。安全评分略低于阈值的村庄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抵抗风险,遭受轰炸的可能性高于那些评分略高于阈值的可比村庄。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空军的轰炸非但没能阻止抵抗者,反而帮助了他们。在风险和对抵抗者的同情水平等基本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与类似村庄相比,那些被轰炸村庄的居民更有可能与越共合作。

  该论文还比较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不同策略,后者采取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winning hearts and minds)运动的早期形式。这里的因果识别基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而且植根于不同军事传统的影响。鉴于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和以往的经验,其兵力比陆军少得多,因此他们在与越共作战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这种不同的识别策略,梅丽莎和帕勃罗估计了类似影响,证实了高压轰炸战术在遏制抵抗中适得其反。

  这篇论文的潜在意义显然超出了越南战争的背景,它是一篇发人深省的论文,已经对经济学文献产生了影响,并将在梅丽莎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个新领域激发更多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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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李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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