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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莎·戴尔:2020年克拉克奖得主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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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
文丨达龙·阿西莫格鲁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有关附录、数据集和作者披露声明等补充材料,请参阅https://doiorg/101257/jep351231。原文“Melissa Dell:Winner of the 2020 Clark Medal”,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5,no1,Winter 2021(第231—248页)。——编者注

  **作者非常感谢Gordon Hanson、Enrico Moretti、Benjamin Olken、James ARobinson和Timothy Taylor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美国经济学会将202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因为她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的工作十分出色,结合了艰难的数据收集、细致的实验证明和宏伟的理想抱负,令人钦佩。

  梅丽莎出身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伊尼德(Enid),当地人口约5万,属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社会。她于2001年开始在哈佛的本科学习,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也是她的高中俄克拉何马圣经学院(Oklahoma Bible Academy)第一个上哈佛的人。起初她参与了哈佛的社会研究项目,但很快就意识到她感兴趣的核心问题都需要更加系统化的实证分析,于是转到了经济系。作为一名本科生,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认为她是最优秀的学生,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称赞她写出了最棒的论文。除了在哈佛的成就之外,她还获得了杜鲁门奖学金(Truman Fellowship)和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并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她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我有幸成为她的导师)。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尝试把梅丽莎的成就和研究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我愿称之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比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平等?为什么18世纪中叶以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为什么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某些地方开始飞速发展,而不是另一些地方?此外,上述现象与当地的民主制度、政治参与和宪政有哪些联系?

  这些基本问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家,而且激发了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兴趣。许多有志之士(包括18岁时的我)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到了经济学领域,但不少年轻的经济学家很快发现他们不愿意深入钻研:有时他们得知这些问题太宽泛,无法通过细致的实验求证;甚至有时他们被告知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然而,梅丽莎的工作拓宽了我们思考这些基本问题的方式。她使用了最前沿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比如断点回归法,为求解制度和历史因素在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可信的证据。她没有对许多方面都有差别的国家做比较,而是将重点放在更小的对象上,例如村庄和城市间的比较。事实证明,将重点放在具体的环境上,不仅让因果推断更加简单明了,还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经济影响、持续存在或者衰落的机制,以及制度的各方面如何随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而变化。例如,西班牙殖民者在安第斯地区实施的强制劳动制度对采矿业有什么影响?墨西哥政府为缓解冲突而出台的政策似乎反而引发了墨西哥革命,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为什么荷兰殖民者引入爪哇岛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越南地方政府的形成方式如何影响该国不同地区的长期发展?

  首先我将就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提供一些背景知识,然后仔细研究梅丽莎在这些主题上最杰出的一些著作,以及在三个广泛领域中的其他著作:(1)殖民历史、制度和现代发展;(2)冲突、执法和政治;(3)其他研究,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以及数据提取的新方法。在本文中,我将始终按照表1中的编号引用她的关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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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大多数现代著作都没有试图解决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研究人员通常在关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的框架中开展研究,同时研究诸如“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如何积累”或者“我们如何为内生和持续的技术变化建模”之类的话题;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健康状况、学校教育、不完善的信贷市场、歧视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其他问题。但是,没有哪项研究探讨历史和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的轨迹及其分化。

  当然,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受这些根本问题激励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毕竟,亚当·斯密(1776)的杰作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其分析与当时的制度背景息息相关。马克思(1867)也有关于经济分化的制度理论,他首次将经济体的潜力及其造成的不平等的性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然后,这种“生产方式”塑造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通过它对资本积累率和技术变革的影响决定经济增长。(*马克思有时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将生产方式和其他一切都与技术相联系: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断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主的社会”(1847[1920],第49页)。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往往更微妙,他意识到制度的自主作用,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著作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许多关注长期经济发展和制度的20世纪经济学家都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他们当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Baran and Sweezy(1968),Dobb(1975)。),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罗伯特·布伦纳(Ro

  bert Brenner)等历史学家,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制度主义者,他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现代制度演变的理解。(***请参见Hill(1961)、Anderson(1974)、Brenner(1976)、Veblen(1899)、Schumpeter(1942)、Polanyi(1944)以及Moore(1966)。

  这一早期工作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制度差异如何决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轨迹。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制度动力学理论(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ynamics),即各国不同的历史、国际、地理和政治特征如何影响不同类型制度的演变。(****我当然不是说这种传统的早期学者不了解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性。例如,Barrington Moore(1966)为了揭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社会起源,对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渊源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就属于一种比较静态分析。但是,这些尝试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框架。特别是,Barrington Moore的解释不能轻易地推广到非洲、美洲或亚洲,或不能适用于不同时代。)当时还没有概念框架来研究制度是否和如何“有效率”的,这里的“有效率”是指它们能否以有助于产生高水平产出的方式组织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否会产生系统性的“低效率”和次优的经济组织。这些工作同样既没有清晰地描述历史发挥重要作用的途径,也没有评估各种制度途径(institutional channels)的系统性实证研究。

  接下来,一批对经济机制和经济数据更加熟悉的学术先驱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开始澄清与制度效率有关的问题,强调社会资源与效率问题的不可分割性。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假定某一制度可以将蛋糕按照我们想要的任意形式分割,同时始终保持其体积最大化;蛋糕的大小与分割方式相关。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着手研究市场型制度和非市场型制度的重要性。诺思、莫克尔(Joel Mokyr)、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和索科洛夫(Ken Sokoloff)开始撰写关于制度的某些方面如何持续存在的综合报告,例如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著作,提到了不平等持续滋生不平等,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轨迹也受此影响。(*这些作者的相关示例,请参见North(1981)、Olson(1982)、Williamson(1985)、North and Weingast(1989)、Mokyr(1990)、Ostrom(1990)以及Engerman and Sokoloff(2011)。

  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以艾伦·梅尔泽和斯科特·理查德(Allan Meltzer and Scott Richard,1981)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思想不仅适用于规范分析或者理论研究,而且对理解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也有帮助,在梅尔泽和理查德的案例中,指的是由选举权扩大引发的政府规模增加。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从这一观点出发,运用政治经济学推理(politicaleconomic reasoning)阐明投资、增长和不平等的相关问题,例如研究不平等是否以及为什么会阻碍经济增长,或者研究影响投资和增长的产权是如何确定的。(**请参见Alesina and Rodrik(1994)、Grossman(1994)、Perotti(1994)、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Besley and Coate(1997)以及Benabou(2000)。

  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我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合作,试图为研究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建立一个更系统的框架。我和罗宾逊(2000,2016,2020)想要发展一种制度变迁理论,特别强调对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为什么民主只在某些地方出现,为什么特定的制度在具有某些历史的国家更能促进增长?在实证方面,我们利用这其中的某些想法,探究各国存在经济差距的原因。我们试图以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描述统治阶层,如亚洲或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在什么条件下,会承认(或允许)社会广大群体的财产权,又或者试图垄断资源并控制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证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跨国差异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还力图论证世界上许多社会经历过的殖民时期对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2002)。

  梅丽莎被长期经济发展的这些根本问题吸引,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些知识背景。詹姆斯·罗宾逊讲述了他在哈佛任教期间与梅丽莎的会面。当时,梅丽莎正在攻读他教的非洲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讲授的经济史(研究生课程)。她还研读了我们当时的最新论文《殖民起源》(Colonial Origins,2001)和《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2002)。之后,她走进詹姆斯·罗宾逊的办公室,询问他是否与合著这些论文的詹姆斯·罗宾逊是同一个人。他们不仅讨论了经济问题,还讨论了这些论文提出的历史比较问题。

  我还记得我与梅丽莎的第一次交谈,当时她还是一位前途光明的研究生,在几家争夺她的大学之间犹豫不决。我很清楚,我遇到的是一位干劲十足、能力高强、洞察力敏锐的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开始谈论玻利维亚各地区尽管初始条件有相似之处,但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她已经意识到,这可能与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长期影响有关,这一观点奠定了她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殖民历史、制度和现代发展

  当梅丽莎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进入研究领域时,她已经明白,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经济学文献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太“宏观”了,尤其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差异。不仅国家内部存在许多相关的不平等和差异,而且不同制度的运作方式,包括制度持续的不同路径及其政治和社会基础,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也有很大差异。梅丽莎在殖民制度和历史对现代经济和政治结果的影响方面做的研究工作最好地说明了她所做贡献的性质。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初期,几位学者的研究已经开始提供证据并以新的方式思考欧洲殖民政策如何塑造殖民地的不同命运。但是,在比较17世纪以来美国和墨西哥的发展轨迹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梅丽莎的西班牙语很流利,同时通晓拉美裔美国人的历史。因此,从她作为一名本科生走进詹姆斯·罗宾逊的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思考拉丁美洲内部的分化。她对拉丁美洲殖民历史的深入研究最终帮助她完成了最著名和最重要的论文《秘鲁采矿制度“米塔”的持续影响》(见表1中的第一篇文章)。

  1573年秘鲁成为西班牙的总督区,并建立了强制劳动制度,即“米塔”(Mita)。“米塔”是在矿山(特别是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附近的村庄中强制性的劳工征召制度,1/7的成年男性人口被迫在矿山中长期工作。尽管“米塔”并不像在巴西、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部地区的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那样普遍和残酷,但由于一系列镇压机构的支持,“米塔”仍然是沉重的负担。这一劳工征召制度在19世纪初被废止,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一特定的殖民制度是否对之后的200年造成了持续影响。

  通过查阅殖民地采矿系统的档案和历史资料,梅丽莎得知矿山有一个特定的征召区(catchment area),征召区以外的村庄不受劳工征召制度的约束。她精准地找出了征召区的边界,从而设计了地理上的断点回归,并据此对征召区边界两侧的相邻村庄进行比较。

  然而,这一识别因果关系的特定方法至少面临四个挑战,而梅丽莎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她成熟且富有创造力的思维模式。首先,在采取这种微观方法时,有可能导致“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矿业“米塔”与秘鲁总督府颁布的其他制度结合在一起,通过武力和镇压控制劳动力,而这些制度在今天的玻利维亚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比较这里的两个相邻地点时,人们可能会滤除强制劳动制度的真实影响。针对这一挑战,梅丽莎用合理的论据说明了为什么强制劳动制度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地方层面。正如她论证的那样,许多受影响的市镇直到现在仍与世隔绝,而玻利维亚政府羸弱不堪,能管理到的范围有限。同样,正如梅丽莎认识到的,人们可能会将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得到的有关“米塔”制度影响的估计值视为下限,因为支持强制劳动的相关制度的某些效应也会影响作为控制变量的那些市镇。

  其次,矿山所在地区可能不是随机的,因此采矿工人征召区的位置可能也不是随机的。实际上,征召区边界的一部分分布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边缘,而该高原位于南美洲中部,海拔高度和一些其他地理特征的变化非常剧烈。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征召区内部和外部的村庄可能会存在其他系统性差异。梅丽莎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确认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北部区域没有遭受这种地理不连续的困扰。对她的研究目的来说,北部边界值得重视,因为根据工人从其村庄步行到波托西(殖民时期该地区的首府)所用的时间估计,北部边界的位置在16世纪是固定的。于是她的实证工作便集中在北部边界。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了解当地经济的组织情况,才能确定相邻村庄在200多年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哪种机制可能区分这些相邻村庄的发展轨迹?当然,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为这使我们在理解特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制度持续机制方面可能更容易取得进展。

  最后,与当时最常见的只有单一操作变量(running variable)的断点回归不同,设计空间上的断点回归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她研究的村庄与相关边界之间的距离是二维的。梅丽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谨慎细致且清晰易懂,这让许多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在她的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

  梅丽莎利用矿区“米塔”的北部边界进行断点回归估计后发现,征召区边界两侧的相邻市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征召区内部的居民家庭现在的消费当量(householdequivalent consumption levels)与征召区外部的邻近市镇相比低了20%—30%。前者的儿童发育迟缓率(即同等年龄下的儿童偏矮)也明显更高。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想象一下,您所在城镇的某个街区的人均收入比附近街区低30%,而原因仅仅是他们在200年前的历史不同!强制劳动的伤害必定非常大,才能产生如此长期的影响。

  但是这一问题甚至比上述重要发现揭示的更加复杂和有趣,因为这些市镇不同于现代美国大都市中的两个城市街区。了解它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差异是梅丽莎论文的第二大贡献。

  梅丽莎的论证表明,相邻村庄的经济仍然非常不同,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是孤立的,彼此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实际上,导致征召区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可能是基本公共服务(如道路、水、污水处理和教育)的普及率和质量较低。但是,为什么200年前的强制劳动会导致今天的公共品供给更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梅丽莎深入研究了西班牙殖民的政治和经济史。

  矛盾的是,事实证明,西班牙殖民政府希望“保护”征召区的居民,以便使他们成为矿山的可靠劳动力来源。尤其是,这意味着要使他们免受定居当地的西班牙人的盘剥,因为这些西班牙人会建立自己的庄园,招募或有时强迫土著居民干活,而且只给他们微薄的薪水。如果西班牙殖民政府想要保护征召区的居民,最简单的方法是禁止定居者在征召区内建造庄园。

  梅丽莎的论证表明,庄园在征召区以外的地区很常见,而在征召区内部很少。在19世纪,庄园主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控制着国家对道路、当地设施和学校的投资,并将这些投资导向其庄园所在地,因为这有利于他们运输自己的产品,并可以通过工人直接或间接地从其他服务中受益。因此,征召区内的市镇常常被忽视,得不到重要的公共服务。由于无法进入市场,自给农业和经济自足在这些地区愈发普遍。(*我还应该提到我和梅丽莎合著的一篇更短的论文《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生产率差异》(见表1中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记录了国内城市之间不平等的程度,并将其与公共品供给,特别是道路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就像梅丽莎关于“米塔”制度的那篇论文一样。

  自2010年发表以来,这篇论文(表1第一篇文章)逐渐广为人知,出现在许多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的阅读清单中。通过艰辛的数据收集和高水平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它细致入微地描摹了殖民制度及其持续影响。数据和计量经济学分析的结合在梅丽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表1中的第一篇文章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其品质决定的,这些品质也出现在梅丽莎有关拉丁美洲殖民历史的第二篇主要论文《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墨西哥革命的证据》(表1第三篇文章)。长期统治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被推翻后,墨西哥革命于20世纪10年代席卷墨西哥。梅丽莎的论文研究了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武装冲突带来的长期后果。有趣之处在于,该论文讨论了20世纪初墨西哥独特而丰富多彩的背景,但它同样提出了有关制度产生持久影响的重要问题。所有南美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都实现了独立,其中有许多国家经历了各种社会革命,为什么这些动荡没能消除过去殖民制度的影响呢?(**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2012)认为,初始制度通过“路径依赖式变化”(path-dependent change)过程影响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但我们无法确定确切的机制,也没有系统性证据证明这一进程是如何运作的。

  墨西哥革命是研究这些问题的理想案例,因为它摧毁了既有体系的很多部分,迎来了墨西哥政治的新时代和新的统治政党,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架构。尽管该国各地的叛乱原因错综复杂,但其中大部分出于地方团体对挑战国家权威的渴望。最终,墨西哥革命带来了“立宪主义者”的胜利,他们的计划是在墨西哥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

  梅丽莎的想法是,中央集权政权将区别对待奋起反抗中央权力的地区,以政治手段对这些地区施加长期影响。梅丽莎表明,1906—1910年的严重干旱是革命活动和武装冲突加剧的主要因素,并通过一如既往的严谨研究验证了因果关系。有趣的是,这些经历了更多革命活动的地区如今明显更加贫困,可获得的公共品更少且教育水平更低。为什么制度会产生这种持久影响呢?

  梅丽莎对墨西哥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立宪主义者的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PRI)在21世纪之前始终主导墨西哥政权,通过建立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例如农业公社(ejidos)控制这些地区。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并提供公共品,但始终植根于这种产权扭曲和高度政治化的资源配置体系。于是,这种政治途径引发了新的持久影响:为了维护一个非代议制攫取型政权内部的秩序,统治者使用低效率的方式安抚当地社区,其结果是长期的发展滞后。

  换言之,梅丽莎提出了制度产生持久影响的新途径。在这一关键节点,由临时冲击(1906—1910年的干旱)造成的政治动荡产生了持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由于墨西哥的环境以及革命制度党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控制之脆弱,对这些地区的回应采取了给予资源的让步形式,但其效率非常低,因而产生了持续的经济成本。

  鉴于梅丽莎对拉丁美洲历史的深入了解,可能有人希望她会继续专注于这一领域。相反,她转而研究亚洲的殖民历史。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同,若干亚洲国家在过去70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这种“第二次分化”(second divergence)的原因仍不明确。受这些问题的驱使,梅丽莎开始疯狂阅读和学习这段历史。在这里,我将讨论该领域的两篇重要论文,并略过她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尚未完成但有望结出硕果的研究。

  在与内森·莱恩(Nathan Lane)和帕勃罗·奎鲁宾(Pablo Querubín)合著的《越南的国家职能、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表1第四篇文章)中,梅丽莎他们不仅将重点从拉丁美洲转移到了亚洲,还转向了一套新的政治经济机制:地方层面的官僚国家能力(bureaucratic state capacity)的作用。

  研究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文献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差异。但有各种问题困扰着这类文献。比如,导致国家能力变化的机制通常难以确定,甚至连它如何起作用也尚未可知。此外,国家能力与其他制度或文化特征可能同时发生变化,这一问题很难消除。梅丽莎他们的文章试图利用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王国[北部的大越帝国(Dai Viet)和南部的高棉帝国(Khmer Empire)]影响而深深扎根于越南的不同制度,来克服这些问题。北部的大越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将乡村机构(village institutions)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延续并赋予其权力;而南部的高棉帝国则通过恩庇侍从关系控制各个地区(某种“间接统治”)并征集贡品,但并未在这些地区投资或发展官僚化、制度化的地方政府。

  梅丽莎等人利用这一历史和地理背景,阐明了国家能力的作用及其在越南的发展历史。他们利用两个帝国之间存在的明确界线,对这些不同政治制度对国家能力的长期发展和现状的影响进行断点回归估计。

  梅丽莎的历史研究一贯认真细致,这篇论文也不例外,它使用非常丰富的在若干年中手工收集的数据,论证生活水平的长期差异,表明边界北部大越帝国的国家能力发展得更好,其生活水平更高。他们指出,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品达成的。梅丽莎他们对制度在当地如何运作的细致解析,再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重要发现是,大越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似乎“挤入”而非挤出更强大的民间社会和村庄内部的合作关系,而且它们最终负责提供和分配公共品。这篇论文相当引人注意,因为一些学者已经观察或者推测出,亚洲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在中国、越南和韩国等地)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经过上千年演化的更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国家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如何在现实中出现的?这是自上而下的帝国控制的标志吗?就像在中国那样,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在王权的掌控下建立了得力的官僚制度?对于这些问题,梅丽莎等人的文章发人深省,因为它表明增强国家能力有多种途径。实际上,地方政治组织和合作可以加强国家能力,这相当不同于对中国道路的最常见的解释。

  关于亚洲制度持续影响的另一篇论文是梅丽莎与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合著的《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爪哇的荷兰种植园制度》(表1第五篇文章)。本文同样以梅丽莎从荷兰档案馆认真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它使用了典型的断点回归法以及创造性的安慰剂策略(placebo strategy),这两者均基于荷兰殖民制度影响力的历史差异。

  这篇文章与梅丽莎关于矿业“米塔”的研究工作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样有征召区,主要从事强制性的殖民活动,但这次与糖料作物的种植有关。生产同样是以强制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让欧洲殖民者致富,他们借助军事优势保持着控制权。但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两种制度的运作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基于此,梅丽莎和本杰明发现,在荷兰殖民的爪哇岛,殖民制糖系统征召区的村庄并不比对照组差。实际上,他们的教育水平更高、制造业活动更多。为什么会这样?

  秘鲁的矿业“米塔”制度和爪哇的糖料作物种植制度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一方面,爪哇的糖业工人不会被转移到矿场,而是在当地社区进行种植,这意味着对道路和环境的投资。更重要的是,糖料作物的种植虽然要遭受严酷的盘剥,但要和制糖厂在一起。梅丽莎和本杰明表明,这些工厂以及基础设施在强制种植制度消失后仍然存在。他们通过安慰剂策略,即对沿着同一条河流曾经设立过制糖厂的地点与反事实的合理设定的制糖厂地点进行比较,进一步证明,制糖厂导致了更多的经济活动,并且这种影响在制糖厂关闭后还持续了100多年。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荷兰人实行的以甘蔗生产和加工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辅以学校和其他公共品投资,为殖民结束后的持续经济活动创造了平台。这些投资带来的经济机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是另一篇经过精心设计并收集大量历史数据而写就的论文。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详细的制度背景和对这些制度如何基于历史条件实际运作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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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李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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