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数据和方法
我们的语言数据集包含使用谷歌趋势的关键词搜索频率。最受关注的关键词是“死亡”，我们认为它是新冠疫情期间由死亡导致的焦虑心理状态的最佳代理变量。我们也获得了“自杀”一词的搜索频率，作为由死亡欲望激发的另一种焦虑心理状态的控制变量。最后，我们获得了与焦虑无关的单词“椅子”的搜索频率，作为封闭期间因居家导致的关键词搜索行为增加的控制变量，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封闭期间互联网使用量的增加和焦虑程度的增加。
先前的研究显示，谷歌关键词搜索量会随着一周的不同日期而变化（Boy and Tubadji，2020），所以它也出现在我们的谷歌趋势数据中。我们的回归分析采用了周虚拟变量，在固定效应的意义上，我们使用这些虚拟变量刻画数据在一周中的变化，并用它们重新确认和分析一周内经历的焦虑有何差异。
我们用官方统计数据扩充了语言数据，纳入每个相关国家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接着，我们加进实施封闭规定的日期信息，该规定在不同国家也不相同。意大利和英国的相应日期分别是2020年3月12日和2020年3月23日。我们给每一天创建一个虚拟变量，其中封闭前的值为0，封闭期间的值为1；并将这些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相乘，以获得政策影响交互项。
我们考虑了2020年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这个日期与瑞典的数据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死亡”关键词的搜索行为激增。最后，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其语言数据中关键词搜索数量的变化可以用死亡率数据和实施封闭的公共政策决策来解释。
文化被视为一种“心理编程”（Hofstede and Hofstede，1991；Signorini et al.，2009），是我们主张封闭政策的文化差异会影响一般公众心理健康的原因。认为公共政策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源自演化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即公共行为是对群体传递不确定性和焦虑信号的反应（Hall，1966；Akerlof and Shiller，2010）。在当今信息自由流通的时代，公众可以观察、比较和对照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人类这一群体最终超越了我们的文化民族群体，本能地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类群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利用基于文化的发展观，检验了与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心理健康行为相关的三个假说：
假说1：封闭的公共政策减少了居住国民众对死亡的焦虑。
假说2：报告的死亡人数增加，恶化了居住国民众对死亡的焦虑。
假说3：一国采取封闭政策的决定，使实行不同封闭政策的其他国家的民众对死亡更感焦虑。
上述假设基于以下构想：公众心理健康取决于可量化的客观因素（如死亡率），以及公众对处理客观因素而采取的公共政策的情感敏感性。这项公共政策反映了一国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管理文化，相对而言，可以表示为实施（或完全避免实施）封闭规定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我们用来检验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的操作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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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NXIETY_FROM_DEATH是某一特定国家某天搜索“死亡”关键词的频率，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将这一频率作为国家层面心理健康焦虑的语言能指（linguistic signifier）。LOCK_DOWN刻画该国对实施封闭政策的心理敏感度；它是一个向量，包括每天的时间趋势和一个在实施封闭的当天和之后等于1的虚拟变量，以及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DEATH_NUM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这是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数字。X是其他干扰因素（confounding fator）的向量，例如邻国的封闭日期。纳入那些记录了邻国封闭日期的数据是合理的，因为它显示了另一群体在处理相同焦虑时的行为不一致性，以及他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不同生存策略。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和犹豫不决的不对称性，会进一步加剧焦虑。
首先，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带有时间趋势的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其中本国的封闭日可视为一种应对，双重差分效应则是每天的时间趋势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从做出应对的当天起等于1（Conley and Taber，2011）。我们对每周的周期性变化进行校正，并探讨国家和国际封闭对关键词表达的焦虑程度的影响。其次，我们采用了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ITSA），中断表示国家或国际封闭；同时将上述的季节性、本国的封闭日期和额外的封闭措施作为干扰因素。（4.我们还进行了第三步，使用ITSA方法检验了国家和国际闭锁造成的双重中断时间序列数据的影响（Heckman et al.，1999；Hahn et al.，2001；Lee and Lemieux，2010；Hausman and Rapson，2018；McDowall et al.，2019）。这些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一致，也可向我们索取。）
瑞典没有实行封闭，因而可以作为英国和意大利等实行封闭国家的对照组。为了利用这种准自然实验环境探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心理健康反应，我们计算了瑞典、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关键词搜索的每日差异。这使我们可以将关键词搜索的这些差异作为瑞典与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之间客观死亡人数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封闭政策实施时间差异的函数，探究其变化。
为了检验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方法的稳健性，我们应用模型（1）来解释“自杀”和“椅子”两个词的搜索行为。第一个词与我们的“死亡”结果有关，但“自杀”并不表示担心死亡会提早到来，而是预示一种与渴望死亡相关的焦虑。因此，根据基于文化的发展语言学方法，我们有望发现“自杀”一词的搜索量会下降，“死亡”一词的搜索量会增加，因为这两个概念在语言学上代表两种对立的心理状态。接下来，“椅子”一词将揭示我们创造的“宜家效应”，它近似于“一切照旧”的态度。“椅子”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中性词，与我们关注的心理状态无关；“椅子”是家具，对空间的宜居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Kirkha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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