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

50年的伟大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根据“为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这一宗旨颁发的。特定奖项背后的动机或目的对该学科及其从业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但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却难以理解。例如，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之所以在1969年获得首届奖项，就是因为他们“为分析经济过程提出和应用了动态模型”。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在20年后被授予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基础的澄清以及对联立经济结构的分析”。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共同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分别提出了分析选择性样本（selective samples）和分析离散选择（discrete choice）的理论与方法”。这五个奖项的公布是否会促使公众蜂拥至最近的大学图书馆，阅读更多有关他们贡献的书籍，这一点存疑。

　　多年来，经济学奖对众多基本经济理论、度量和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对于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来说，这些贡献都是有用的且每天都会被用到，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即经济扰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一切的理论），国民收入核算和经济增长，帮助美联储和财政部预测价格水平和经济方向的计量经济模型，博弈论（即假设每个参与者都考虑所有其他参与者的最佳策略，并以此做出预测），从时间序列分析推导出因果关系（一个原因先于结果的观点），以及市场摩擦和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果。有些奖项表彰直接改善社会成员个人福祉的具体贡献，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至少间接地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表彰他们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研究。阿克洛夫是第一个阐明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在传统的竞争市场分析假设下，所有买家和所有卖家都完全知情，但这很少符合现实。因此，资源配置的后果是重大的：许多买卖双方都不愿意参与交易，因为他们害怕在质量未知的情况下被占便宜。

　　乔治·阿克洛夫揭示出，如果一个卖家比规避风险的买家有更多关于他自己产品的信息，那么在购买前卖家就是有利可图的（无论产品质量是高是低）。因为产品可能是低质量的，所以规避风险的买家仅会支付他预期的低质量产品所值的价钱。即使买家确信产品是高质量的，从而意愿支付高于卖者对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价格，真正拥有高质量产品（但不为买者所知）的卖家也会明智地保有该产品而不在市场上出售。所以，一些本可以使交易双方都更好的交易不会发生，这就牺牲了买卖双方双赢的机会，除非设计出一些使信息对称的机制，例如质量保证（如家电、汽车、电脑），由专家在购买前进行检查（如房屋、车辆），或政府出台有关质量的法规（如餐厅卫生条例和检查机制，二手车是否发生过事故或被洪水浸泡过等的信息披露规则）。

　　迈克尔·斯宾塞关注的是信号。提供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卖家可以利用这些信号说服潜在买家，使买家相信卖家提供的确实是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劳动服务。如果提供劳务的人知道自己是高素质的工人，他们可能会以获得某种资格证书（如大学学位、完成培训项目的证书）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资格证书对低素质的工人来说更难获得（因为低素质的工人也有可能是低素质的学生）。在没有这种信号发送的情况下，雇主可能只愿意提供高到足以吸引低素质工人的入职工资，因此，高素质工人的就业机会将会减少。信号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作用，而不仅仅是在劳动力市场。银行通过建立金碧辉煌的总部彰显它们是可靠的，没有风险。公司通过向购买其股票的人支付红利，使他们相信管理层对拥有足够储备维持未来的业务充满信心。（*14.可以说，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11年，他被《时代周刊》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关于国际贸易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写了两本畅销书：《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和《巨大的鸿沟》（2015）。）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是第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令人惊讶的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发，到科斯因为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经济研究领域而获奖之间，竟过去了22年。后续的诺贝尔奖被授予在科斯开创的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其他经济学家。

　　20世纪30年代，科斯从家乡英国出发去了一趟美国，其间他参观了各种工厂，此后科斯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于1937年出版。科斯在文中讨论了一个被此前的经济学家忽视已久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交易在外部市场进行，而另一些交易，例如雇员工作任务分配，却发生在公司内部而不依赖市场力量。（*15.《六大经济思想》，《经济学人》，2017年7月29日，第59—60页。）他的回答是，同质商品和服务的典型市场交易与公司内部不断变化的分配决策有不同的成本。在前者中，交易双方可以签署一份能够预料到绝大部分或有事项的合同；而企业内部决策涉及的活动，例如研究开发、营销策略，以及对不同员工的最佳任务分配，是异构的（heterogeneous），因而也是难以预测的。对这种活动，几乎不可能事先拟定出令人满意的合同，因此，对信任的依赖比对合同的依赖更大。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进一步分析了科斯的观点。他认识到，当合同一方有机会利用另一方时，合同很可能会失效。这通常是由威廉姆森所说的“有限理性”，即无法提前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全部情况造成的。当买方和卖方都需要对固定资产进行重大的初始投资时，就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固定资产的价值依赖于另一方持续合作的情况和对不乘机牟利的遵守程度。在这种“机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将交易引入公司内部，从而使利用机会的成本内部化，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利。这一洞见为提高效率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了依据，并显著改变了美国对2018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时代华纳合并这类纵向合并的反垄断教条。

　　2016年，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因其对合同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和私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边界，例如，垃圾清运、监狱，以及更为人所知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中委托人招聘一名代理人作为代表，希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对所有不能事先预料的事宜做出决策，就像体育经纪人代表专业运动员那样做事。将代理人的报酬与某种可测量且和当事人利益高度相关的东西（例如运动员的工资）联系起来是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是，委托人充当自己的代理人，本质上是在“公司”内部决策。

　　关于什么类型的交易在外部市场进行，什么类型的交易在公司内部进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组织“自营或外包”的基本决策来说明。例如，快餐公司、五金连锁店和服装零售商店既可以组织成总公司（host company）运营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直接为总公司工作的雇员；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对本地销售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当地企业家掌管和经营零售业务，让他们收取销售收入，并承担商品和工资的成本，同时为名称使用和市场宣传向总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通常，“特许加盟协议”（franchise agreement）的结构是这样的：当加盟商变得更大或利润更高时，总公司会从中受益。有些公司，如麦当劳，既授权加盟商经营它们的一些业务，又自己直接经营一些店铺。例如，位于偏远地区的商店较位于人口密集城区的商店更有可能被特许经营，这是因为在偏远地区，总部的监控成本会很高，而且如果发生质量问题也不太可能对其他门店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科斯的第二项贡献是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这篇文章一度成为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科斯认为，如果产权被明确地界定给某个人，并且交易成本较低，那么财产最终将配置给最有价值的用途。例如，假设一个吸烟者和一个不吸烟者共同拥有和使用一处住宅，应该允许在室内吸烟吗?在不吸烟者被赋予了保持空气清洁的权利时，如果不吸烟者对清洁空气的重视程度超过吸烟者对吸烟的重视程度，那么空气将保持无烟状态。相反，如果吸烟者因烟瘾而特别看重吸烟，那么他可能会愿意向不吸烟者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使其愿意忍受被污染的空气，从而吸烟者就购买了在住宅内吸烟的权利（假设吸烟者有财力购买）。如果吸烟者对吸烟的重视程度超过非吸烟者对清洁空气的重视程度，那么无论空气权最初被界定给谁，它都将落入吸烟者之手。区别在于如果被界定给吸烟者，那么将不会发生任何交易。如果被界定给非吸烟者，则吸烟者将购买权利。

　　当然，这种基于产权明确界定的市场解决方案，只有在交易成本较低且收入足够高的情况下，才会将稀缺资源（这里是清洁空气）配置给其价值最高的用途，这样交易成本才不会抵消交易收益。当许多潜在的吸烟者和许多喜欢无烟空气的人共处一室（例如，在一个大的餐厅里）时，这些群体可能不会就购买产权达成协议，因为每个人都受到“搭便车”的诱惑，倾向于利用群体中其他人的类似偏好，希望他们会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权可能不会配置给最有价值的用途。该问题的一种说法是“公地悲剧”，导致公共财产资源的大量使用，以至于资源无法再生，比如过度放牧的牧场或过度捕捞的渔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或其他权威人物，例如，家庭中的父母）将产权配置给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然而，由于权威方也并非真正知道相关各方对资源各种用途的估价，所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

　　按照科斯的想法，将硫排放（这可能导致酸雨）的权利分配给拥有有限交易许可的人，成功降低了美国贯彻空气污染法规的成本。为了使那些拥有（通常是较老的）工厂的公司遵守法规，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它们从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遵守法规的公司那里购买许可证，就成功降低了减排的总体成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硫排放限额一直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这一方式通过使买卖双方互相了解，降低了交易成本。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田野实验证明，“公地悲剧”的私人解决方案有时可以通过合作和习俗得到发展。以这种切实可行的方式，牧场、渔场和森林或可得以维系。

　　近年来，扶贫和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焦点。西蒙·库兹涅茨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第一位因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而获奖的经济学家（Lundberg，1971）。人们普遍认为，他改进和完善了国民收入核算，尽管有关国民收入核算基本结构的开创性工作是由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理查德·斯通较早完成的，而且他们分别于1969年和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GDP的概念源于他们的工作，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使用，同时也成为评估经济表现并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的基本组成部分。库兹涅茨痴迷于精确度量经济的规模和增长，以观察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来源的规律。他最著名的观察结果是“库兹涅茨曲线”，它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该曲线的形状符合阿瑟·刘易斯爵士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这一模型在库兹涅茨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前一年发表。刘易斯认为，随着经济开始发展，工业化的城市部门吸引了来自农村部门的工人，而不必提高他们的工资，因为农村工人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处于过剩供给状态。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低工资农村工人的过剩供给将逐渐枯竭，工业化的推进需要更高的工资以继续吸引足够多的低技能农村工人。其结果是，富裕资本家和贫困农村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西奥多·舒尔茨也关注经济发展和有利于穷人的变革。对于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农场男孩来说，舒尔茨很自然地将工作聚焦于农业经济学，尤其是如何获取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知识，从而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命运。他特别感兴趣于农民对激励措施的反应。舒尔茨的研究不仅关注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知识，还关注在职学习、城乡间的人口迁移和健康（Bowman，1980）。

　　尽管舒尔茨通常被认为是“人力投资革命之父”，但实际上，是加里·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和推广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测算了教育回报，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并发展了有关家庭形成、婚姻、生育、犯罪和成瘾，以及其他大量人类行为的理论。贝克尔的获奖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缩影。他的工作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人力资本”这一最初因为异于常用语“教育”而受到批评的学术用语，到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歧视，再到犯罪和惩罚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事实上，贝克尔的著作中就有一本以“生活经济学”（1998）为题。

　　紧随着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有关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原因的实证研究，罗伯特·索洛（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于1956年正式发表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式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出与资本的比率不是固定的，人口（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的增长率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通过生产率的一定持续增长进入这一过程。他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微分方程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数学形式主义（mathematical formalism，并作为主流持续了50多年），因为它建立在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上。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纳入基本增长模型，其中商标和专利法等经济政策可能影响并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Henderson，2018）。

　　最近，安格斯·迪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因为他在准确衡量收入方面的持续努力，还因为他将关注点从仅仅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扩大到更广泛的幸福指标，比如预期寿命（Wolfers，2015）。他还推广了一种衡量经济福祉的新的信息来源：家庭调查，即询问人们有多幸福。他2015年的著作《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研究了在过去250年的人类历史中，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模式如何改变了生活并影响了经济福祉。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共同获得：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观点融入经济科学，特别是在不确定性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史密斯“将实验室实验作为开展实证经济分析，特别是研究其他市场机制的工具”。这一联合颁发的奖项表彰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理性经济人在正式模型中预计会出现的行为。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2013）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畅销书的地位。2012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撰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著作《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2015），探讨在自由市场崩溃的许多情况下，例如获取和分配人体移植器官，如何设计和修正市场。类似地，2017年的获奖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哈佛大学的法律学者、多产作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助推》（2008），讨论了在不诉诸法律或法规的情况下，如何影响商业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以改善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由于这本畅销书，他们多年来一直担任英国政府的常任公共政策顾问。

　　许多经济学家由于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做出贡献而获奖，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罗伯特·卢卡斯、芬恩·基德兰德，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获奖者包括贝蒂·俄林、詹姆斯·米德、罗伯特·蒙代尔和保罗·克鲁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