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E.Williamson，伯克利加州大学Edgar F. Kaiser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创立者，并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选自Contract， Governance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陈耿宣主编，世界科技出版社2017年出版。该文经授权翻译发表。
本文描述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两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产物。其一为新制度经济学；其二一直以来被描述为“新组织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Moe，1984，1990)。上述两个经济学领域都在概念上经历过一次巨大变革：从将企业视为生产单位(技术建构)的理论转变为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组织建构)的理论。
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渐趋于一致，并在此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中，组织经济学更偏向理论，且与公共政策的课题关系更为紧密(就传统意义而言，公共政策课题与产业组织关系更近)；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涉及更多其他学科的知识，且在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所应用。
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更广——任何一个合同问题(或可以用合同形式表示的问题)都可以透过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得到有效解决——但它也并非无所不能。而且，即便是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它也只在某些领域有更大的应用价值。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企业及市场组织理论相关的其他研究领域(部分为竞争关系，部分为互补关系)处于类似的地位。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1994，第74页)的名言:“社会科学研究应围绕(局部的)机制而非(一般性)理论进行”，也正是交易成本经济学认同的观点。
本文第1节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第2节提出一系列经济组织理论应解决的问题；第3节讨论交易成本经济学这项研究工程的实施；第4节讨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些背景概念，其中有些至今仍处于争论中；第5节简单介绍交易成本经济学现有及潜在的应用；第6节为总结。
1.新制度经济学
1.1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制度环境(即博弈规则)，可以追溯到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第二部分涉及治理制度(即博弈的开展)，可以追溯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上述两个部分于20世纪70年代初见雏形，开始为各经济学家引用(Davis and North，1971；Williamson，1971；Alchian and Demsetz，1972)，并在接下来的10年间逐渐发展成熟(North，1981；Williamson，1975，1976，1979；Klein、Crawford and Alchian，1978)。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制度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之相关的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其影响力的最佳见证：一个由罗纳德·科斯于1991年获得，另一个则由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
除了有赖于科斯的重大思想贡献，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也都在中期发展过程中获益良多。就制度环境而言，经济学家对经济史做出的中期研究(计量经济史在此期间发展成型)，对其发展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Fogel and Engerman，1971，1974)。当然，经济学家对产权(Demsetz，1969)以及路径依赖理论(David，1985；Arthur，1989)做出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而就治理制度的研究而言，起到助推作用的文献包括：大量研究市场失灵的文献，肯尼斯·阿罗在1969年的论文《经济活动的组织：论选择市场分配或非市场分配的相关问题》中对此做出了的总结(Arrow，1969)；与组织理论相关的研究［尤指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的研究(March and Simon，1958；Cyert and March，1963)］；以及与商业史相关的研究(Chandler，1962)。（*1.正如下文论述的那样，所有权经济学也与治理制度相关。）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而且对组织理论造成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除此研究之外，新组织经济学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前身。相较之下，组织经济学的发展就有一次非常明显的早期运动。只是由于时运不济，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批判者一直在抨击美国的旧制度经济学。由于旧制度经济学既不能也不愿提供一条具有竞争力的研究道路，其研究方法一直遭到正统经济学家的非议(Stigler，1983，第70页；Coase，1984，第230页；Matthews，1986，第903页)。旧制度经济学在学术层面与公共政策层面都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有许多共通的属性，而且旧制度经济学也和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一样“作茧自缚”。[*2.这是John Henry Schlegel(1979，第459页)描述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消亡的方式。关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介绍，参见Warren J. Samuels编著的三卷本文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88)。]当然，上述两次运动的问题并非在于它们对经济传统与法律传统的批判不当(传统体系总是需要听取有益的批判)，而在于它们没能遵循取代另一种理论体系必须遵循的准则(Kuhn，1970)，也即推出一套积极有效的研究议程。旧制度经济学和美国法律现实主义都忽略了这一点。
另外，单单制定一套研究方法(比方说“对制度进行研究”)，或是详细描述某种制度(如威斯康星的木材产业，Hurst，1964)这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研究的焦点，因此要有目的地选择研究话题并确定分析单位。在制度的众多目的之中，到底哪一个才是“主要目的”？超越“制度重要”(如今几乎已是人人接受，尽管不总是如此)的论断，证明“制度可以被分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并做出回应，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理论最大的区别(Matthews，1986，第903页)。阿罗(1987，第734页)对此的相关看法为：
为何……赫伯特·西蒙的研究对我们如此意义深远，却只是造成了如此微小的直接影响？为何传统制度学派坐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一干有才华的分析家，却仍然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我现在觉得……(答案之一蕴藏在)与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相关的具体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并非对资源配置与利用程度等传统经济学问题给出新的答案，而是解答新的问题，例如，为何经济制度会以现有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出现；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了经济史，而且带来了更加犀利的(微观分析)方法。
1.2一个框架
图1列出了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3.此表并非详尽无遗。还可引入一个演化层，以追溯行为人早在更新世的起源(Cosmides and Tooby，1996)。]图中，由上一层次指向下一层次的实心箭头，表示上一层次对下一层次有约束作用。方向相反的箭头是用虚线画出来的，表示下一层次对上一层次的反馈。尽管从整体看，这个系统的每个部分都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在这篇文章里不会讨论下一层次对上一层次的反馈。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第2层次和第3层次。
 |
| 点击查看大图 |
第1层次是社会嵌入层，也是社会准则、习俗、道德观念、传统等因素所在的层次。宗教也在这一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已有一些经济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第1层次展开了研究(Banfield，1958；Putnam，1993；Huntington，1996；Nee，1997)，但这一层次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无须赘言的。这一层次的制度改变速度十分缓慢，通常以百年甚至千年为计，道格拉斯·诺思对此曾提出过疑问：“这些非正式的约束究竟为何会对经济的长期特性产生如此普遍的影响？”(North，1991，第111页)。本文不会尝试解答这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但据我推测，它们这种自生自发的特性而非一种刻意的人为选择，一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话虽如此，应运而生的种种制度却对社会运行的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更有些社会将之视为一种威胁，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不受“外来价值观”的侵扰。[*4.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提到过的“嵌入条件”(condition of embeddedness)更具微观分析的意义，更有持续性，也更有合同特点。格兰诺维特的目的是了解“信任问题与经济生活的秩序”(Granovetter，1985，第493页)，而与之相关的，文化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各方互动中不断的建构与重构”(Granovetter，1985，第486页)。]
第2层次就是我前面所指的制度环境。此处提到的结构为政治的产物，且提供了用于组织经济活动的博弈规则。政治组织、司法部门和政府机关都属于这一层次。而有关产权的法律，包括产权的定义和执行，就是这一层的典型。
诺思认为，制度是“构成政治、经济、社会互动的人为限制，而这些限制既有非正式的(如约束、禁忌、习俗、传统，以及行为准则)，也有正式的(如体制、法律、产权)”(North，1991，第97页)。他还提道：“制度是以规则和条例为形式，对行为做出的一套限制；而且，最终会成为一套道德、伦理、行为的标准，定义出上述事项的底线，并对制定与执行规则和条例的方式进行限制”(North，1984，第8页)。如前文所述，非正式制度位于第1层次，而正式制度——政治组织、司法部门和政府机关——则位于第2层次。一阶节约——优化制度环境——也位于此层次。这样的选择对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生产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Coase，1992；North，1994；Levy and Spiller，1994；Olson，1996；Henisz，1996)，但它发生的渐变是很难人为控制的。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如内战(英国的光荣革命，North and Weingast，1989)、驻军侵占(二战之后)、感知到的威胁(明治维新)、解体(东欧和苏联)、军事政变(智利)，或者金融危机(新西兰)，有可能在现行的稳定状态上撕出一道裂痕，从而打开可能引发剧烈变革的机会之窗。但这种“关键时刻”只是极其罕见的例外情况，而绝非一般情况。因此，规则的巨变就会以大约数十年或百年为计而发生。
在第2层次分析涉及的诸多因素中，产权经济学分析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现代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是产权制度，以及适用于产权获取或转移的准则系统”(Furubotn and Richter，1991，第3页)。在产权的诸多类别中(Bromley，1989)，所有权，包括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Furubotn and Richter，1991，第6页)，是最重要的。
对产权经济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污染研究、电磁波频谱拍卖、应对侵权诉讼、理解兵役草案、界定北美印第安人的狩猎权以及理解现代企业(Demsetz，1967)等领域有实际的应用。关于产权经济学有一个公认的前提：“如果不在资源中建立产权，且强制要求资源使用者向资源所有者付费，私有企业制就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一旦存在一个法律体系来界定产权，并仲裁争端，混乱将消失，政府也将不复存在”(Coase，1959，第12页)。正因如此，产权才被认为是解开许多经济组织谜题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良好经济绩效的手段。
显而易见，对产权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与合同研究相结合，但那是另一个10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如埃瑞克·菲吕博顿和鲁道夫·芮切特所说：“实际上，人们相信……在司法系统的运转下，所有合同都会得到完美的、毫无成本的保障”(Furubotn and Richter，1991，第7—8页)。事后看来，这显然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如此，合同关系的治理才应运而生。
第3层次是治理制度。尽管产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一个能够强制执行合同且完美运行的法律体系，并不真实存在。相对于虚构一个零成本的法庭秩序，成本高昂的法庭秩序和同样具有成本的私人秩序之间的比较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许多与合同关系治理相关的行为倾向于使用私人秩序。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第3层次发挥作用。如果把在第2层次中出现的博弈规则作为转换参数，则第3层次讨论的就是博弈开展的问题。其他备选的组织模式被视为具有不同属性的综合体，这些属性在分立的组织结构上不同。二阶节约在于：使治理结构——市场制、混合制、企业制、官僚制——适宜。而要让类似决策引发人们的思考，则通常需要数年至数十年的时间。
第4层次讨论的问题从分立结构转移到了边际分析。这一层次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后的代理理论关注的焦点。新古典经济学的决策变量是价格和产量；而代理理论关注的则是在面对不同风险偏好(Holmstrom，1979)，以及/或者多任务因素(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或者多委托人问题(Dixit，1996)时，如何进行有效的激励调整。三阶节约最为盛行，它的重点是把边际条件搞对。价格和产量将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做出(或多或少的)连续调整。[*5.此外，在一个完备(Arrow-Debreu)合同体系中，合同在一开始就一次性地达成了。]
本文的其余篇幅将主要讨论第3层次关于治理的分立式结构分析。
2.问题是什么？
交易成本经济学如何作用？首先，它需要好的想法：比如，比较经济组织(Coase，1937)、私人秩序(Llewellyn，1931)、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适应(Barnard，1938；Hayek，1945)、人类的行为特征(Simon，1985)，以及制度环境与治理制度的区别(Davis and North，1971)。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许多好想法都源于20世纪30年代，而这也是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时期。
虽说本节中列举的问题并非面面俱到，但我认为，它们是每个经济组织理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观察到这些问题很容易涉及交易成本经济学，我的回应则是：我们应该摒弃哪些问题？又应该增加哪些问题？[*6.George Stigler(1988，第1735页)认为，我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就“纵向一体化”词条所做的解释“对其他理论提出了大量的疑问”，但“ 对他自己最爱的变量、交易成本以及资产专用性却几乎毫无疑问”。事实上，我讨论的问题是对称的，我对所有纵向一体化理论提出一系列共同的问题，那些提出不同问题的人应该将它们明确表达出来。]
2.1感兴趣的现象是什么？
科斯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已有各种市场的前提下，为何还会有企业存在？”(Coase，1937，第387—388页)而“为何有这么多种组织？”(Hannan and Freeman，1977，第936页)则是企业为何存在这一问题的变体。这个问题超越了市场与企业的二分法，覆盖范围更广泛，拓展到了混合缔约、规制、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等其他领域，同时也涉及同一种组织模式的变体问题(尤其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的变体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研究起点。如果存在典型的本源问题，那么它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而纵向一体化，或者更通俗地说，生产还是购买决策(Coase，1937；Williamson，1971，1979，1991；Klein、Crawford and Alchian，1978；Grossman and Hart，1986；Baker、Gibbons and Murphy，1997)，正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本源问题。
与其他有意思的缔约问题(比如涉及劳动力、消费者、资本的缔约)相比，中间产品市场中企业之间的合同有两大优势：合同双方可彼此认定为风险中性，而且可以大致地认为是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此外，合同双方均有丰富的商业经验，还拥有(或可聘请)专业的法律、技术、管理、金融专家。因此，合同双方可将重点放在交易特点与其他备选治理模式的特点上，而避免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不同的风险规避和合同双方的能力差异(当合同双方是企业与经验不足的顾客时，能力差异便有可能出现)。正因如此，发生在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更为简单，双方也因此更容易坦诚相待。如果经济组织研究总是围绕一些关键问题的变种问题展开，那么让工作由简入难，循序渐进，无疑是更有优势的。
2.2如何描述行为人？
虽说经济学家经常将容易处理的特性(如超理性，hyperrationality)赋予行为人，但赫伯特·西蒙却劝诫社会科学家要慎重对待这个做法：“在设定我们的研究议程，并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本质的看法更根本”(Simon，1985，第303页)。之后，西蒙提到了两个关键属性：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利性。有限理性——意图理性却只能有限度的理性——就是西蒙提到的认知条件，而“动机的脆弱性”(frailties of motive)则是对自利条件的诠释(Simon，1985，第303页)。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同有限理性，并坚信有限理性对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在于“所有复杂的合同不可避免地都是不完备的”这一事实。[*7.有人强调说个体决策者(消费者)常常会在做出选择时遇到困难，我对此并不反对。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组织”确实能够降低个体决策所受的限制。]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未将自利行为描述为动机的脆弱性，而是将其看作机会主义，因此使合同更为复杂。事实上，不仅不完备合同中有漏洞、错误和遗漏(由于有限理性)；只要没有可信的承诺给予支持，由于机会主义，口头承诺往往无法自我实施。
尽管机会主义不算一个讨人喜欢的特性，但它是组织逻辑的基础，因为不考虑机会主义，我们就无法基于合同视角解释为什么层级制会取代市场(Williamson，1985，第30—32页，第64—67页)。因此，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假定所有行为人都是完全机会主义的，或是较低的机会主义，但是完美管理人的假设无疑也过于理想化了(即便是圣人也难无过，更不用说我们都只是凡人而已)。
就这一点而言，区别日常惯例和不大常见或者非常规的偶发干扰便很有用了。动机的脆弱性和机会主义分别适用于何种情况呢？
我认为，动机的脆弱性在描述日常活动时通常是足够的。人们通常会根据他们做出的承诺完成工作(还有人会超额完成工作)，而不会刻意询问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否得到了预期的净收益。即便他们犯错，那也不过只是一次正常的挫败和一种偶然的困惑而已。
然而，假如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要对经济组织的结构做深入了解，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假设呢？尤其是，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日常事务，而是长期的合同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开展研究呢？
目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在所有重要的合同环境中(如中间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预测未来、分析威胁，并将它们整合进组织设计之中。如果直接坦诚地考虑机会主义能警示我们那些可以避免的危险，而更加善意地诉诸动机的脆弱性却不能，那么在那些善意的组织结构中便存在着真正的危险。通过事前选择治理方式削减事后的机会主义威胁，正是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
机会主义的概念在应用于合同时，与寡头的概念(与民主政治相关)有着惊人的相似。罗伯特·米歇尔斯在他的著作《政治党派》中做了这样的总结：“只有对民主政治的寡头威胁做出冷静而坦率的思索，我们才能将这些威胁的危害降到最低”(Michels，1966，第370页)。若将米歇尔斯的评论用在机会主义上，则变成了：只有对机会主义的威胁做出冷静而坦率的思索，我们才能缓解这些威胁。
2.3如何描述企业？
大卫·克雷普斯曾提道：
(新古典)企业就像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个体行为人，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寻求(利润)最大化(Debreu，1959；Arrow and Hahn，1971)。企业不仅与市场中的其他企业相互作用，也与市场中的个人相互作用。行为人有效用函数，企业有牟利动机；行为人有消费集，企业有生产可能性集。但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企业更像是市场，因为它们都为个体提供了互动的场所。(David Kreps，1990，第96页)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描述为一种技术建构的“生产函数”；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却把企业描述为一种组织建构的“治理结构”。
如果将企业和市场描述为替代性的治理模式，我们就可以尝试对旧问题给出新答案。我们不必再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企业的有效边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是可以通过区分不同治理结构的交易(企业或市场)，导出有效边界。科斯提出的两个最初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大企业中开展所有的活动？——也可得到解答。
2.4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经济组织非常复杂，也存在多种目的。然而，专注于主要目的是有用的，与之相关的其他目的则被视为扩展或改进。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5)与切斯特·巴纳德(1938)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适应，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也与之不谋而合。
哈耶克认为，“经济问题总是也仅会在发生改变时出现”(1945，第523页)，而“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则主要是在快速适应某个特定时间及空间环境时产生”(1945，第524页)。巴纳德也同样强调了“适应”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视角有所不同。巴纳德认为，“一个组织的存亡取决于它能否维持其复杂属性的平衡……而这需要对组织内部的流程进行调整……(这样一来)，我们关注的焦点便落在了适应的过程之上”(Barnard，1938，第6页)。如果说哈耶克提到的“适应”是个体感知到相关价格变化后对市场机遇做出的自主性适应；巴纳德关注的“适应”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的协调性适应。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一个高性能的系统需要兼备以上两种适应能力。正如本文第3节所述，不同的治理模式可以用它们提供以上两种适应的能力来描述，但我在这里想要强调两点：(1)强调适应性的组织的理论不应被描述为“静态”理论；(2)依赖行政手段(有时依靠命令)实现协调性适应的组织理论，毋庸置疑是与“管理”密切相关的。由此得出结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种充分运用了跨期、适应、管理的理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更动态的理论或是更有效的管理建议了。
2.5这一理论是否能扩展？
和其他企业理论相似，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以高度简化的模型为基础。所有企业理论都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企业的边界。其中的一种可能方法是，反复应用相同的基本机制来确定企业的边界，另一种方法是引入其他力量或因素来解释企业的边界。
将企业作为生产函数时，“那些清晰体现一体化经济的案例”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同一工厂内生产流程的实物资产或技术一体化”(Bain，1968，第381页)。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技术上彼此独立、流程上彼此相邻的生产阶段之间的一体化呢？如何解释多工厂企业，以及如何解释前向一体化(即一体化分销流程，而不是生产流程)？显然，求助于非技术力量是必需的，而市场势力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8. Joe Bain(1968，第381页)认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有着敏锐的质疑能力……他们怀疑大量的纵向一体化……并没有在成本节约的层面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他们的怀疑是正确无误的，尤其是对于分销设施的一体化更是如此……(在这类案例中)一体化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增加参与一体化企业的市场势力。”且正如科斯所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Coase，1972)。]然而，由于很少有企业能够拥有持续性的市场势力，所以想通过一体化实现垄断目的(包括价格歧视与准入门槛)就不大具有解释力。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狭隘的技术分析和难以让人信服的垄断分析，对企业边界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完整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去别处寻求解答。
根据桑福德·格罗斯曼和奥利弗·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提出的企业产权理论，供应商(A阶段)和采购商(B阶段)的一体化需要强调定向所有权(directional ownership)。因此，尽管我们通常将纵向一体化视为统一的所有权，即供应商和采购商均向一个共同的顶层上级汇报，它将负责管理供应商和采购商，从而促进双方协同投资及适应，但那不是格罗斯曼和哈特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么是供应商收购采购商(在此情况下，供应商拥有剩余控制权)，要么是采购商收购供应商(在此情况下，采购商拥有剩余控制权)，因此，所有权的方向性便显得尤为重要。而定向所有权也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与其他各路学者在纵向一体化理论上的最大区别。
在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体系中，无效率被完全归因于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安排引起的事前投资行为扭曲。而且，格罗斯曼和哈特还坚持认为，供应商和采购商是基于定向一体化(directional integration)做出投资决策的，他们分别占有其各自的一份净收入，且从来不需要管理层介入管理事务。除非他们承认所有合同都必然是不完备的，否则他们的产权理论就仅仅只是关于产权的理论(Holmstrom，1996)。
这种没有管理层的企业(management-free firm)是否能够又如何实现从两个阶段扩展到包含多个阶段的定向一体化呢？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尽管哈特(Hart，1995)频繁提到现代公司，但他建议这些都应纳入上述范畴。鉴于这种体系的逻辑是不合情理(Kreps，1996)或者是错误的(Maskin and Tirole，1997)，从两个阶段扩展到包含多个阶段的一体化只是加剧了困难(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类似的尝试)。
探讨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始于一项“核心技术”(Thompson，1967)，在这个核心技术中，一体化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之后与这一核心技术相关的前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及后向一体化也得到了研究(Williamson，1995，第96—98页)。企业会对原材料(如塑料和化学原料)进行后向一体化，还是会从其他企业获得？企业会自己生产所需的部件(如电子开关)，还是从市场采购？企业会选择向前对分销渠道一体化，还是会依赖其他企业的批发与零售能力？上述每种情况的交易均发生在技术上可分(technologically separable)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可引入缓冲地带来实现交易过程中邻近阶段的时间分离。
在某些情况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决策也很简单：如果企业规模太小，产能无法满足自身需求，那么生产还是购买的选择便显而易见。但在许多交易中，企业无论是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可比较的交易成本，这便是下文第3节中要阐述的微观分析。企业最终的决策一方面取决于和成本相关的交易属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可替代的治理模式的能力。
在中间产品市场交易中，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一系列生产阶段的一体化，每个生产阶段的一体化决策都取决于“生产还是购买”的计算(Williamson，1985，第96—98页)。在这样的企业中，所有生产阶段的所有权都是统一的，而不是定向的。投资与战略决策也都由层级制进行协调，如果出现了相邻生产阶段无法达成一致的争端，则由企业法令进行决断(企业便是其自身的终诉法庭)。而且，这种合同选择模式(contractual calculus)还延伸到了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之中，并影响了债权和股权的抉择——债权是一种更市场化的工具，而股权则与层级制关系更密切。结果，一旦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相继应用于企业需要做出的一系列可比较的合同选择模式，一种类似现代公司的产物也就随之呈现。因此，反复应用相同的合同选择模式，可以说就实现了(理论的)扩展。
最后考虑代理理论体系。代理理论大体上是一种反映雇佣关系的理论，绩效主要由状态实现与行为人努力情况共同决定。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代理人更了解投入的努力，通常被认为更不愿承担风险)，我们需要在激励强度与有效风险承担之间权衡，并根据需要在多种任务中实现有效的努力投入。尽管本特·霍姆斯特罗姆(Holmstrom，1996)曾指出企业边界问题可以由该框架得到有效解决，但迄今为止，其应用仍十分有限。分销的前向一体化(即选择内部的销售部或是独立的分销商)作为解决考察销售人员业绩难题的方法(特别是多个品牌的情况下)，这就是可以应用代理理论的实例(Holmstrom，1996，第32页)。将难以进行质量评估的阶段一体化，则是另一种可能(Holmstrom，1996，第32—33页)，但质量也可被解读为对品牌资本的潜在威胁，并归入资产专用性体系。
实际上，正如霍姆斯特罗姆观察到的，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并不互相排斥(1996，第32页)。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一个有意义的方法来研究生产还是购买的问题，代理理论需要摆脱对有效风险承担的长期关注，转而把焦点投向企业间的合同风险(而这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始终关注的焦点)。在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前，这两种方法可视为彼此互补，分别应用在不同的环境之中。
3.如何应用？
许多潜在的经济组织理论主要都是回顾性的，因为它们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给出事后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十分有趣，且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但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不断扩散，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去伪存真。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说，尽管“通常而言，科学的一般目的并非预测，而是知识本身”，但预测是“科学知识的试金石”(Georgescu-Roegen，1971，第37页)。迟早有一天，与经济组织相关的潜在理论必须摆脱事后解释的做法，并进行预测。
虽然交易成本的概念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与许多现象都有着明显的相关和联系，但它也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除非被另外界定，否则可以(也确实已经)被用作事后的合理化解释：对每一种异常情况，都能轻易找到一种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Alchian and Demsetz，1972；Fischer，1977，第322页，注释5)。预测性的内容需要可操作化。正如本文所述，这需要(1)确定需要组织的单位(交易)并将之维度化(dimentionalizing)；(2)确定组织得以形成的结构并将之维度化；(3)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有效匹配，并在此后(4)完成经验检验(紧跟第3步)。
3.1分析单位
约翰·康芒斯(Commons,1932，第4页)认为，“基本的行为单位……本身必定包含三个原则，即冲突、互利和秩序，这个基本单位就是交易。”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仅认同交易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这一观点，也赞同康芒斯所说的冲突、互利、秩序这三项原则很大程度上正是治理的所有内容。
明确交易是基本的分析单位有效地将经济学朝着合同科学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同时进一步远离了选择科学的范畴(Buchanan，1975，第229页)，但只有在我们识别了区分不同交易的各种因素之后，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才具有操作意义。假如有限理性使所有复杂的合同都是不完备的，且机会主义使许多合同被置于适应不良的风险(maladaptation hazards)之中，造成合同风险的这些交易的属性是什么，又该如何缓释呢？
在描述交易的众多属性中，对商业交易（*9.正如本文第5节将要讨论的，当公共部门被纳入考察的时候，会新增额外的考量。）研究尤其具有指导意义的三个维度是：交易反复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扰动因素)；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条件。其中，资产专用性会引起双边依赖。于是，一开始本可能是大量供给的情况，到最后也变成了少量的交换关系。资产专用性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地理区位专用性、专项资产专用性、品牌资产专用性以及时间专用性(由个性化治理结构在时间上积累而成)。资产专用性是推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测性内容向前发展的动力。
3.2治理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单位。实际上，治理的概念正是对康芒斯的三项原则的准确阐述：当潜在的冲突扰乱或动摇了机会，从而对互利造成了威胁，治理便是重新实现秩序的方法。
的确，在比较制度分析中，企业不过是其中一种可替代的治理模式。其他治理模式还包括市场制、混合制，以及公共部门的官僚制。但这就有一个问题：用以描述可替代治理模式的关键维度又是什么？
正如本文第4节将讨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每一种一般的治理模式均受到一种独特形式的合同法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对相关的合同法予以说明。而且，如果适应(包括自主性与协调性)是经济组织的中心目的，那么我们便需要比较这两种适应方式应对各种治理模式的效率。此外，由于治理需要通过相应手段实现，而激励强度和行政控制正是其两种基本手段，因此这两种管理手段在治理结构上的区别就需要进一步发掘。
常规治理模式在这5个方面的区别在其他文献中已有阐释(Williamson，1991，1997)。从市场与企业的角度看，主要区别为：
(1)激励强度：高强度的市场激励让位于低强度的企业激励；
(2)行政控制：企业受制于更广泛的管理规则与程序；
(3)适应性：在应对相对价格变动的自主适应方面，市场更有优势；但在协调适应方面，企业更有优势；
(4)合同法：市场的合同法有具体法律条文，依靠法庭秩序的支持；而企业则用私人秩序代替了法庭秩序，并通过企业法令解决争端(事实上，企业就是其自身的终诉法庭)。
3.3预测
交易成本经济学提出了有效匹配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不同特性的交易与不同成本及不同功能的治理结构相匹配，最终(主要)节约交易成本。图2中的简单缔约模式比较分析了不同的合同形式。从图2可以看出，不同的交易类型(k，或者技术)有不同的合同风险，而合同风险又催生了保障措施(s，或者治理结构)，最终结果则是不同的交易有不同的预期价格。因此，价格、技术与治理方式被同时确定了。
 |
假设有两种技术皆可提供良好的服务。一种是通用技术，另一种是专用技术。专用技术能够更有效地满足稳态需求，但是需要更多地投资于专用型耐用资产。然而，如果还需要适应干扰，合同就会变得复杂。
如果用k表示交易专用型资产，则在使用通用技术的交易中k=0。相应的，在使用专用技术的交易中，k>0。在这里，“资产”是对交易方的特殊需求进行的专用投资。因此，如果此类交易被提前终止，生产价值就会受损。这类交易中存在着双边依赖的情况，即各方都有激励设计方案以保护专用技术的投资。我们用s表示此类方案，当s=0时，表示没有提供此类保护方案；当s>0时，则表示提供此类保护方案。
保护方案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合同中添加一些补充条款，比方说规定违反条款时的罚金，增加披露额外信息的条款，说明争端解决机制(如仲裁)；这是企业之间的可信承诺。另一种形式的保护方案则是将交易从市场中分离出来，使其在统一的所有权下进行交易，并使用层级制(包括命令)进行协调。
A点表示法律和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交易双方均没有依赖性(k=0)，且这类交易受到竞争的保护。B点表示合同风险，这是因为进行了专用技术投资(k>0)，但是没有保护方案(s=0)。有先见之明的交易者可识别出这些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在合同中定价。C点和D点表示提供了额外的合同支持，可能是以合同保护方案的形式(C点)，也可以是以统一所有权的方式(D点)。
将交易带出市场而进行内部组织时，会产生额外的官僚成本。内部组织通常被认为是救命的最后一种组织形式：在尝试过市场制、混合制，并且都失败后，我们才考虑内部组织这种形式。因此，只有在交易具有特别高的资产专用性，以及附加的不确定性对协调适应提出了更高需求时，D点(企业制)才会出现。而且，正如本文第5节提到的，这张图涵盖的范围可延伸至规制及公共部门。正如前文所述，对合同的研究也涉及一些关键主题的扩展。
3.4实证检验
有些经济组织理论几乎没有推导出可证伪的含义，在少数几个(推导出可证伪含义的)理论中，经过实证检验的更是少之又少。西蒙坚信，交易成本经济学亟待实证检验，“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在得到实证检验之前，只是研究者心中的一种信仰，就好比教徒对宗教的信仰或虔诚”(Simon，1991，第27页)。
早在20世纪70年代，科斯(1972)就对缺乏合同和组织的实证研究表达过类似的担忧，那是在交易成本经济学、预测匹配理论得到发展之前了。在美国，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应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此之后得到了迅猛发展：仅发表的论文就有400多篇，研究者更是来自包括欧洲、日本、印度、墨西哥、南美、新西兰等国家与地区。
虽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关的实证现象通常是简单的分立结构，如纵向一体化(生产还是购买)，纵向市场规制［当合同需要非标准(这一点至今存疑)的合同支持时］，撤销规制(就像国家内部的自然垄断行业)与私有化(尤其是国家之间通用产业的私有化，如电信产业)的效率比较，以及如何选择债务与股权等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确会产生许多可证伪的含义。研究的进展很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但是理论与证据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Masten，1995，第xi页)。近期的实证研究综述来自谢兰斯基和克莱因(Shelanski and Klein, 1995)、莱昂斯(Lyons, 1996)、克罗克与马斯滕(Crocker and Masten, 1996)。[*10.威廉姆森和马斯滕编著的论文集(Williamson and Masten，1995，第二卷)重印了经验主义领域中的部分重要论文。]
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测，同时人们开始怀疑商业合同中风险规避的重要性。可以肯定地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就像其他学科一样，会从更多更好的实证研究中获益。我毫不犹豫地宣称，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个实证成功的故事。乔斯科同意我的观点：“这项实证研究比产业组织的实证研究发展得更好”(Joskow，1991，第81页)。
4.支持性概念
4.1从产权到合同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是界定与执行产权的问题。由于合同的法庭秩序被认为是无成本且有效的，合同的问题也因此消失无踪了。
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我们可以认为发达经济体的产权已得到了充分界定，并由国家保障产权不被剥夺)，组织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治理结构与交易匹配，以得到有效结果。虽说这绝不是反对产权的重要地位，但许多分析行为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产权向合同转移。正如阿兰·法恩斯沃思所说：“如果经济没有发展到相对高级的层次，那么承诺的交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实际上，在保护生命与财产都仍是基本问题的社会中，谈论合同问题实在是过于奢侈了”(Farnsworth，1990，第10页)。肯尼斯·斯科特也同意这一观点(Scott，1996，第57页)：
在原始社会中……侵权法中的条款也许还有些许用武之地，但合同中的条条框框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原始社会中的合作与交易的持续时间都非常短暂……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生产变得极其复杂与互相依赖……长期的规划与协调也需要仰仗长期的承诺。
正因如此，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我们也变得愈发需要在产权的背景下对合同进行研究。对经济组织的研究也因此进阶到了第3层次，而将第2层次的制度作为给定的约束。
交易成本经济学从研究单一的合同法迈向了研究各种合同法，并使其研究范围超越了法律规则和法律中心主义(legal centralism)，进入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的领域。卡尔·卢埃林将合同视为框架(而不是法律条款)的观点是重要的(Llewellyn，1931，第736—737页)：
法律合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几乎为每种组织、每种短暂或永久的个人关系或者组织关系提供了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具有高度的可调整性，它不是精确地描述真正的活动关系(working relations)，而是在这种关系变化时，能够粗略地说明这种变化，它是在遇到疑问时偶尔可以指明方向，或者是当这种关系出现问题时，作为最终诉求的标准。
虽然最终诉求(ultimate appeal)是重要的，因为它划定了威胁状态(threat positions)的边界，但在私人秩序的背景下，主要的合同行为仍会得到执行。多数纠纷(包括许多在现行法律下可送至法庭处理的纠纷)都可经由规避、自助等方式解决(Galanter，1981，第2页)。这是因为“在许多实例中，比起那些对纠纷缺乏了解而只能诉诸法律条款的专家，纠纷的当事人能设计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Galanter，1981，第4页)。“法庭会处理好纠纷”这一设想倒是方便，却想得过于简单了(Tullock，1996，第5页)。对经济组织的研究需要考虑所有的治理形式，而不仅仅是考虑法律规则。
只要我们能够摆脱那种“单一的全能型合同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简单思维，转而考虑各种合同法，我们便能推进组织研究(Summers，1969)。麦克尼尔(Macneil，1974，1978)对古典合同法、新古典合同法以及关系合同法的区分是重要的。古典合同法描述的是法律与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其中各方的身份不重要(资产专用性为零)，所以流行的是法律规则法(legal rules approach)；而新古典合同法的重点则从现货市场转移到了长期合同(重视延续性)，更接近卢埃林的“合同框架”概念。
尽管麦克尼尔提到的关系合同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有相当直观的吸引力，他同时也承认：“迄今为止，美国的合同法还不存在一个类似的系统”(1978，第889页)。由于合同法的目标是要支持更多有效的合同/组织模式，而非设计一个更有弹性的合同法形式，所以我们不必因为关系型合同遭遇的失败而懊恼。正如麦克尼尔接下来提到的：“来源于古典合同法系统、新古典合同法系统和合同法系统的衍生主题(大多与公司法及集体谈判相关)”(1978，第885页)，可以而且也已经缓解了合同法(狭义上)在回应迫切需要时的无能。因此，公司法和集体谈判可被认为是合同法(广义上)的延伸，用于应对更广泛的治理问题。如果合同真的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开创性以及经典性课题(Rubin，1996)，我们应该能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提出每种治理结构都需要由独特的合同法支持，并认为支持层级制的法律是自制法(forbearance)。因此，如果发生了价格纠纷、延误损失、质量问题等类似情况，法庭一般会受理，但是面对组织内部部门之间的类似问题，法庭会拒绝审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就成了它的终诉法庭，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市场制和层级制在解决纠纷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4.2有先见之明的缔约
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由于所有的复杂合同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备的(由于有限理性)，但复杂合同的这种“不完备”不应与“短视”混淆。相反，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他们会展望未来，感知风险，并将这些信息体现在缔约计算之中。正如彼得·亨尼普曼所说，“经济效益主要源于以下事实：有关决策均基于……对经济现象以及各个现象彼此之间关系的洞察”(Hennipman，1995，第29页)。乔治·舒尔茨对其接受经济学训练的重要性曾做过以下反思：“我曾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公共政策任务的看法，即便它们与经济学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经济学教导我们思考未来，对间接后果提出疑问，并注意那些可能没有被直接考虑的变量”(Schultz，1995，第1页)。而这正好与前文所述的观点密切相关，那就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缔约，是对不完备合同的全面检验。
如果把马基雅维利对他的大公提出的“违反那些免于惩罚的合同”的建议，与交易成本经济学赖以运作的可信承诺概念放在一起比较，就更可以说明这种区别。前者是对合同的一种短视解读，即先下手为强，而后者是一种有远见的建设。英明的大公没有接纳这种类似机会主义的提议，而是决定给出并接受可信的承诺。正因如此，秩序才得以建立，潜在的冲突才得以缓和，互惠互利的结果才得以实现。
4.3效率/可纠正性
构造一个理想化的系统(零无谓损失、零交易成本、仁慈的治理)虽然易于分析，但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永远都是“研究这个存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Coase，1992，第717页)。
因此尽管对最优系统的思考可提供原本可能被忽略的分析手段……但总体看来，它的影响是有害的。它使经济学家不是关注“备选的社会安排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这一主要问题，而是诱使他们单凭对抽象市场环境的研究制定经济政策。此外，我们能在文献中发现名为“市场失灵”的章节，却绝对没有叫“政府失灵”的内容，这也并非偶然……除非我们意识到我们选择的社会安排都有或多或少的失败之处，否则我们不大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Coase，1964，第195页)
“完美经济学”(Nirvana economics，Demsetz，1969)也传递了相似的信息。
与理想化假设不同，交易成本经济学推行的是可纠正性(remediable)标准。根据此标准，如果人们找不到一个比现有组织模式更可行的替代组织模式来实现预期的净收益，那么现有组织模式就应被看作有效。但可纠正性标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除非对那些备选方案做出比较，否则可纠正性标准所指的现存方案实际上比起其后出现的竞争方案都更优。而这对重新阐释由“路径依赖”引起的所谓无效率论产生重大影响。与此相关，即便被推荐的备选方案在各方面都比现行备选方案更优，也有必要剖析其实施上的障碍。如果克服那些业已存在的状况要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太高，那么既要实施这些方案又要获得净收益便不大可能了(Hennipman，1995，第37页)。实际上，可纠正性标准将现行模式的效率视为可推翻的假设(Williamson，1996a，第8章)。
经济学家欣然将福利改进归因于他们建议的改革，这种做法就值得怀疑。相比于主张“用一次性补贴或一次性征税代替价格补贴”可以提高配置效率这种常见的做法，可纠正性还提出了以下三点额外要求：(1)必须说明一次性征税依据的必要信息；(2)必须描述支付机制；(3)如果持续价格补贴服务的那些政治目标无法复制，则必须将政治抵制考虑在内。这并不否认忽视实际情况和政治的经济改革也可含有丰富的信息，但是，它们也可能具有误导性。经济学极少凌驾于政治之上，而是为政治服务(Stigler，1992)。
4.4选择性干预
为何大企业无法完成小企业集群可以完成的所有事情，并做得更多？比方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老牌大企业相比新兴小企业更有优势，因为：
大企业至少可以像小企业那样利用(投入)……并赚取和小企业相同的利润。但通常而言，大企业可通过协调生产，从新投入和现有投入中提高利润。因此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从(相同的投入)中获得更多价值。(Lewis，1983，第1092页)
相似的观点也可应用于纵向一体化，并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大企业可以在各个方面做得和小企业集群一样好，甚至有时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通过选择性干预，大企业理应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发展。
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繁杂的过程，并在其他地方已有讨论(Williamson，1985，第6章)。与之相关的主要观点有：(1)内部组织(大企业)无法在激励强度方面效仿小企业(市场收购)的经验，以及(2)总是保持干预，但只出于正当理由(的选择性干预)的协议是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强制执行力。结果，将重复生产与选择性干预相结合的优点只存在于假设中，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从市场制向层级制的转变(反之亦然)总是伴随着协调生产所得的收益与额外的官僚成本之间的权衡。而这种权衡取决于交易的成本属性，以及备选治理模式的能力和成本。这是分立结构分析研究的领域，其中，组织模式的备选方案被描述为各种相关特性的综合体，其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且无法复制。
5.应用与扩展
5.1后续发展
自从由纵向一体化的原型问题发源之后，交易成本经济学便接连审视了劳动组织(团队、同侪团体、工会)，主导企业及寡头垄断问题，技术及组织创新，工作组织，现代企业(多部门企业、综合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日本企业)，自然垄断的合同问题(尤其是与特许经营权投标的效率相关的问题)，信任问题的多种非标准合同形式(包括质量保障、特许权、客户及区域限制、互惠及交换关系、照付不议采购协议、两部分定价方案等)，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声誉效应机制及企业文化的应用与局限，以及上述所有问题对与商业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几乎所有都与反垄断相关，多数与规制相关)。而且，最近还涌现出不少理论应用同时结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即治理制度与制度环境，以此检验与可信承诺相关的私有化和改革的效力(或功效)。正如莱维和斯皮勒(Levy and Spiller，1994，第202页)所说，“透过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也就是说凭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视点，对有效匹配与可纠正性的重视，以及将缔约问题视为治理问题的观点来检验私有化，使我们得以理解不同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哪些因素决定了私有化公用事业的表现。”在这一领域，许多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即将开展。本文也概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公共部门和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
(a)公共部门
在经济学中，公共部门一直毁誉参半。一端是陈旧的(声名不佳的)公共财政传统，其中公共部门(和其他上级政府部门)被认为是“全能、全知、仁慈”的行为人(Dixit，1996，第8页)。而来自另一端的责难，则源于和产权相关的观点，即公共部门是低效率的，只有合理地分配产权，并将相关活动私有化，低效率这个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公共部门视为一种工具，一种备选的治理模式，特别适合实现某些目标，而不大适合其他目标。那么，公共部门适合的是哪些交易，又是为什么呢？公共部门在经济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完成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抛弃将公共部门视为一个仁慈技术实体(突出生产成本)的旧思想，并将它看作一个有缺点的组织实体(突出交易成本)。“承认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不足，以及根据不同交易成本概念建立起更丰富的研究范式和模型……政策分析也从打开黑匣子研究内部真正的工作机制中获益”(Dixit，1996，第9页)。
随后，我们需要接受这一可能性，即公共部门治理承担的交易更复杂，而公共部门的特性必须对这种复杂性做出(相对)有效的应对。因此，我们需要识别并解释这些让公共部门治理与众不同的特性。
最后，我们需要识别并解释那些分立的结构属性。它们界定了公共部门，既使它有别于其他治理模式，又使它具备治理能力，但也带来了局限性。相应地，为何私营企业无法效仿公共部门的问题也需要得到解答。
有些相关问题已经通过与规制相结合得到了解决(Williamson，1976；Goldberg，1976；Priest，1993)，但又出现了一些与再分配相关的新问题(Krueger，1990；Williamson，1996，第8章)，还有一些问题则与国家完整性处于危险时的交易有关。这最后一种交易有时也被描述为“主权交易”，[*11.Wilson(1989，第359页)将主权交易描述为：“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完成某些工作的原因并不是政府在完成这些工作时所需的成本更低或是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只有政府才是公共权威的象征，因此某些工作是政府专属的。]”其中外事交易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交易尤其需要交易双方的诚信，因此低能激励以及社会对公共部门使命的限制就是它的治理特性。由于私人部门在这些方面无法效仿公共部门的属性，[*12.即便我们为了辩论而提出以下假设：极低能的激励和公务雇佣关系是其关键特征，我们仍然要问，那为何不重新设计私有部门，以使它在这些方面复制公共部门的职能？当然，结果表明，要在具有自主所有权的部门复制这些职能是不可能的，而这也正是外包对于私有部门的意义所在(这一点类似于我在上文比较市场和层级制时提到的“进行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私有化此类交易并取得预期的收益，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值得强调的是，没有无所不能的完美组织形式。交易有不同的特性；治理结构有不同的成本与能力；有效匹配是对行为进行预测的基础。但对于所有可行的组织形式(公共官僚部门就是其中之一)而言，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变的原则是：各种组织形式都有其用武之地，但要各守其位而不能越位。
请注意，因为公共部门激励能力低下、规矩冗多繁杂，以及比起私有部门更高的工作稳定性，对其进行的责难是不得要领的。上述特点是我们精心为公共部门设计的，是为了让它产生我们期望的治理效果。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为何公共部门拥有这些特性，而是它是否越过自己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它既要治理那些自己适宜治理的交易，同时也涉足那些自己不大适宜治理的交易。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免那些偏爱公共部门的人滥用公共部门的职能。正如图3所示，公共部门被认为是最后一种组织形式：在尝试市场制、混合制、企业制、规制，并当这些办法都(相对而言)行不通时，最后才求助于公共部门。
 |
(b)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如何实现并维持其竞争优势”(Teece、Pisano and Shuen，1996)。这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目标，且在过去10年中已有大量文献发表，以竞争力、战略冲突、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等为主题。
这些文献大部分专注于对“成功”的事后解释(讨论目的是发现“优秀”背后的原因)。尽管此类文献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但很少尝试对成功进行预测。因此，对成功管理的经验研究也很少超出案例和趣闻分析的范围。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战略手段与战略定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明智的策略很少会拯救那些严重治理失效的企业(Williamson，1996a，第12章)。然而，由于节约/有效匹配假设在一般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它们并没有涉及单个企业的战略考虑。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否能与战略管理问题有更广泛的联系？本文概述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应用：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我们在描述企业时，依据的是其“资源/能力/禀赋”，且“企业至少在短时间内将受制于其现有的资源，并有可能被迫在缺乏必需资源的情况下存活”(Teece、Pisano and Shuen，1996，第6页)。但我们应如何描述这些资源能力？我们又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战略教训？
战略管理文献通过列举一长串“隔离机制”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模仿壁垒(Mahoney and Pandian，1992，第371—373页)。这是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份清单中的内容也需要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发现并解释其主要特征。马奥尼和潘迪安(Mahoney and Pandian，1992，第371页)曾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从中可归纳出怎样的见解？”而他们对此的回答则是“隔离机制存在的原因就是资产专用性和有限理性”。用战略管理的语言来讲，这两种交易成本概念可分别被解读为“独特性与随意模糊性”(第373页)。
如果交易成本经济学要更完整地参与战略研究，那我们要踏出的关键一步就是要超越交易成本经济学目前运作的一般层面，去考虑特殊情况。因此，与其询问“组织交易X最好的一般模式(市场制、混合制、企业制、官僚制)是什么？”(与传统交易成本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是“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与缺点(核心竞争力与不足)为基础，来组织交易X？”
后面这个问题不止将焦点明确指向了某企业，更要求我们描述某企业的优点(竞争力)与缺点(不足)。人们在总结企业特性的过程中常常忽略这个问题。
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比较分析，而且战略总是根据相关市场制定的，需要考虑现有竞争与潜在竞争，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建议以比较分析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评估。（*13.实施这些评估需要对资产专用性进行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专用性有几种形式，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有形资产专用性、地理区位专用性、专用资产、品牌资产以及时间专用性。进行这一比较的一个优点是，偶尔可避免绝对测量。在粗略的质量评估即可进行比较的前提下，我们只需要确定差异所在，而无需计算出绝对量，有时候甚至只需简单的排序便已足够。）在特定的细分市场(X)中，企业A如何与现有及潜在的竞争者进行比较呢？
此外，正如表1所示，除X之外的细分市场也可纳入考虑范围。我在这张表中描述的“资源基础理论：第2层”检验了多种细分市场——既评估了竞争者，又在市场之间做了评估。因此，问题就进一步演变成了“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和缺点为基础，应对(X1、X2；Y1、Y2、Y3；Z)点表示的细分市场？”对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以建立核心竞争力，以及/或者减轻能力不足带来的影响则是第3层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层的问题是“企业A如何以其已有的优点和缺点为基础，根据其所处或与之相关的战略形式(实际与潜在的对手；实际与潜在的细分市场)，为其未来发展重新定位”？
 |
表1所示的各个步骤都驱使着交易成本经济学更全面地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其中，第3层分析的目标显得尤为宏大，并有可能分为不同的步骤来解决，而非作为一个综合计划(同时考虑并购、投资、合同、金融、营销等问题)进行实施。尽管如此，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盘点企业资产(及其竞争对手资产)，以及在评估(与备选情景计划相关的)风险时，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4.Jack Nickerson(1997)曾描述过这一作用。]
5.2未来的挑战
(a)完全形式化的分析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经济学面临的持续挑战是跨越被简化的半形式化分析，进行形式化分析，同时更重视那些看似有理的结构。目前，不完备合同的主要形式化模型的假设是不可靠的(Kreps，1996)，而且/或者有逻辑漏洞(Maskin and Tirole，1997)。即便如此，对不完备合同进行形式化分析仍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因此，那些致力于研究不完备合同形式化的开拓者才值得我们更崇高的敬意。
(b)实时反应
要分辨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1990)的理论与H型架构(西方层级制)及J型架构(日本层次制)的区别，我们需要关注第三种组织形式，即T型架构——T表示临时(temporary)、过渡(transitional)以及(更重要的)时效(timely)。其中，“时效”对于在技术与竞争关系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中搏杀的企业生死攸关。机遇(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对于以上的组织形式都十分重要，但同时也并不排斥先见之明的重要性。定位灵活、反应迅速的企业有自身的优势。就这些方面而言，与规模更小、更年轻、更具企业家精神(股权集中)的企业相比，大规模、发展成熟、股权分散的企业无论如何努力，都难免处于劣势(Williamson，1975，第196—207页)。
此外，在实时反应方面，一种被认为“失衡”组织形式的结构也可在实时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合资企业及商业联盟应偶尔被视为T型组织，这使它们可以继续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经营。若单凭自身的力量，各方都无法及时集合并部署必需的资源，而只能通过联营的方式凑集资源。因此，当合同过期时，成功与失败的合资企业同样都会面临解散。成功的合资企业解散的原因是双方通过之前的共同努力已让各方可独立维持正常运作，学习了足够多的经验，并且/或者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以便自己单干。而失败的合资企业解散的原因则是它根本就没有抓住进入市场的机遇。
我们对T型组织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正在随着时间慢慢进步(Nelson and Winter，1982；Dosi，1988；Teece，1992；Barnett and Carroll，1993；Teece、Rumelt、Dosi and Winter，1993)，而这对于战略研究无疑是个好消息。
(c)棘手交易
棘手交易是没有成熟解决方案的复杂交易。然而，在采用了比较法后，成熟解决方案的缺乏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只要相比之下有更好或更坏的解决方案就已足够。毕竟，能够从所有可行的方案(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中选出最好的方案，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所说的“棘手交易”是交易一方在战略信息上占有重大优势的交易。此类交易常常但并不总是拥有复杂(难以描述)的维度。至少就本文提到的部分交易而言，棘手交易能够通过转嫁(以成本加成或其他方式)或者摆脱法律责任(可能以破产的方式)相对容易地收回成本。
自然垄断的治理便是一种棘手交易(Williamson，1976；Goldberg，1976)。而对健康及安全商品交易的治理更是如此，尤其是客户或工人不知情、风险已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声誉效应薄弱的交易(镇静剂、甲基苄肼类药物以及石膏都是实例)。
国防采购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政府的选项之一是自给自足，然而，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政府极少采用这一选项。政府在管理生产(与早期研究相对)时的激励赤字(incentive deficits)是巨大的，而逐步淘汰政府设施(如军火库)也是非常痛苦的政治运动。
尽管对外采购有比较优势，但对特定武器的采购常常受困于自然垄断的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合格的供应商可以互相竞争。而专用性投资和相关的干中学理论(人力资产专用性)则迅速将这些关系转换为双边依赖关系。此外，负责管理合同的甲方代表常与乙方建立起一种相互勾结的关系，而且，成本加成合同(如果不是法律上的，就是事实上的)常常在发生变动时，或发生严重审计问题时出现(并进行重新谈判)。准规制关系因此诞生，并导致类似于俘获的结果。
许多医疗类交易也有棘手交易的特点，因为这类交易(1)在合同关系中，医生比病人有更大的信息优势(Arrow，1963)；(2)非常复杂；而且(3)合同可能被价格转嫁破坏。
关于第三点，罗宾逊曾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医生和医院的关系形容为“医生的工作室”，“对社区医院的有效控制取决于医生”(Robinson，1996，第5页)。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也为其自身的消亡埋下了种子：“当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松动了以特定价格提供特定医疗服务的财务控制后，在医疗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手术导向型医生掌握了临床诊断自主权和事实上的预算控制权，这(在美国)导致医院借机牟取暴利”(Robinson，1996，第6页)。由于价格转嫁更容易，医疗保险的成本不断上升。尝试设计一个更好的治理结构来应对这一情况，则解释了目前正在医疗保险组织中上演的各种故事。[*15.就这一点，罗宾逊曾评论道“利用率、强度、支出的螺旋上升，通过所谓的‘管理式医疗’导致了支付方的强烈不满。站在医院与潜在病患之间的不再是医生，而是医疗计划……虽然病人毫无疑问会支持费用更低的管理式医疗计划，但由医生和医院关系构筑而成的传统医疗体系正濒临崩溃”(Robinson，1996，第6页)。]
非营利组织则是另一种复杂的组织形式。它常常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且有时也受转嫁效应的破坏。汉斯曼恩(Hansmann，1980)、詹姆斯(James，1987)，以及苏姗·罗斯-阿克曼(Rose-Ackerman，1996)都对与之相关的大量案例进行过研究。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尝试过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式研究非营利组织，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个过程实在过于复杂。
(d)非正式组织
研究“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的学习者而言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因此，尽管巴纳德(Barnard，1938)早就特别强调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它们赖以运行的机制，我们对非正式组织的了解仍停留在初级阶段(Kreps，1990)。西蒙(Simon，1991)断言，对身份和顺从的考虑固然重要，但这些观点需要考虑得更加周全。在这一点上氛围经济学(economics of atmosphere，Williamson，1996，第270—272页)也是同样不成熟的。
6.结束语
我们目前对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组织经济学的兴趣蕴含了无限变化的可能。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制度经济学便一直被归于经济学思想的范畴，而且，除了在国家层面(属于比较经济系统)，对比较经济组织的研究都是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比如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或者组织理论家。1974年举办的“内部组织经济学”会议帮助内部组织在经济学研究议程[*16.来自这次会议的论文在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1976)上连续见刊数期，作者包括肯尼斯·阿罗、斯特克·布曼(Scott Booman)、列昂尼德·赫维茨(Leonid Herwitz)、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瓦希特(Wachter)、哈里斯(Harris)以及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并一直持续发展至今。对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也重新燃起，正如马修斯在就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Matthews，1986，第903页)。[*17.另外可参见Menard(1996)。]
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都相关。正如本文所述，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涵盖了法律、经济、组织理论等多个领域，而经济学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科目；是比较制度分析的实践，以成本节约为主要课题，以交易和治理的细节为行动要点；它产生了大量可证伪的含义，且都已得到广泛的数据证实；它还对公共政策产生了许多影响。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可被正统经济学吸纳，而这正在发生，但新的问题和挑战总会不断出现。可以预期，在未来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支撑其发展的各个领域(如法律、经济、组织)之间仍将存在这种有益的张力(Kreps，1996；Williamson，1993a，1993b，1996b)。■
(陈耿宣 贾钦民 译)
参考文献
Alchian, Armen, and Harold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pp. 77-795.
Aoki, Masahiko, 1990, ‘Toward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pp. 1-27.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pp. 941-973.
Arrow, Kenneth J., 1969,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PPB System. 1, 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91st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59-73.
Arrow, Kenneth J., 1987, ‘Reflections on the Essays,’ in: George Feiwel (ed.), Arr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727-734.
Arrow, Kenneth J.,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 pp. 116-131.
Bain, Joe, 196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iley.
Baker, George, Robert Gibbons, and Kevin Murphy, 1997, ‘Implicit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arnard, Chester, 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W., and G. Carroll, 1993, ‘How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ffecte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arly American Telephone Indust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9, pp. 98-126.
Ben-Ner, Avner, and Theresa Van Hoomissen, 1991,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Mixed Economy,’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62, pp. 519-550.
Bromley, Daniel, 1989, Economic Interest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Buchanan, James, 1975, ‘A Contractarian Paradigm for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pp. 225-230.
Chandler, Alfred D., Jr. 1962,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S., 4, pp. 386-405. Reprinted in G.J.Stigler and K.E. Boulding(eds.),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Coase, Ronald H., 1959,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pp. 1-40.
Coase, Ronald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pp. 1-44.
Coase, Ronald H., 1964, ‘The Regulated Industries: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pp. 194-197.
Coase, Ronald H., 1972,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Proposal for Research,’ in: V.R. Fuchs (ed.),Policy Issues and Reseach Opportuniti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 59-73.
Coase, Ronald H., 1978, ‘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Disciplin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pp. 201-211.
Coase, Ronald H.,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0, pp. 229-231.
Coase, Ronald H., 1992,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pp. 713-719.
Commons, John, R., 1932, ‘The Problem of Correlating Law, Economics and Ethics,’ Wisconsin Law Review, 8, pp. 3-26.
Cosmides, Leda, and John Tooby, 1996, ‘Are Humans Good Intuitive Statisticians After All?,’ Cognition, 58, pp. 1-73.
Crocker, Keith, and Scott Masten, 1996,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Revisited:Lessons from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for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8, pp. 5-39.
Cyert, Richard, and James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David, Paul, 1985, ‘Clio in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pp. 332-337.
Davis, Lance, and Douglass North, 197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breu, Gerard, 1959,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Demsetz, Harold,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pp. 347-359.
Demsetz, Harold, 1969,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 pp. 1-22.
Dixit, Avinash,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Cambridge, MIT Press.
Dosi, Giovanni, 1988, ‘Sources, Procedures,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pp. 1120-1171.
Elster, Jon, 1994, ‘Arguing and Bargaining in Two Constituent Assembl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arnsworth, E. Allan, 1990, Farnsworth on Contracts, 1, Boston, Little-Brown.
Fischer, Stanley, 1977, ‘Long-term Contracting, Sticky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Com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 pp. 317-324.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eds.), 1971,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Brown.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1992,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Furubotn, Eirik, and Rudolf Richter,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 Assessment,’ in: E.Furubotn en R. Richter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pp. 1-32.
Galanter, Marc, 1981, ‘Justice in Many Rooms: Courts, Private Ordering, and Indigenous Law,’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19, pp. 1-47.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Victor, 1976,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pp. 426-452.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 481-501.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e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pp. 691-719.
Hannan, Michael T., and John Freeman,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pp. 929-964.
Hansmann, Henry, 1980,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Yale Law Journal, 89, pp. 835-901.
Hart, Oliver,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ek, Friedrich,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pp. 519-530.
Henisz, Witold, 1996, ‘A Case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of Economic Reform: New Zealand’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ennipman, Pieter, 1995,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Brookfield, VT,Edward Elgar.
Holmstrom, Bengt,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pp. 74-91.
Holmstrom, Bengt, 1996, ‘The Firm as a Subeconom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olmstrom, Bengt, and Paul Milgrom, 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 pp. 24-52.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York, Simon and Schuster.
Hurst, J.W., 1964,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Lumber Industry in Wisconsin, 1836-191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James, Estelle, 1987,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Walter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397-415.
Joskow, Paul, 1991, ‘The Rol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Antitrust and 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i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 pp. 53-83.
Klein, Benjamin, R.A. Crawford, and A.A. Alchian, 1978,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 pp. 297-326.
Kreps, David, 1990,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0-143.
Kreps, David, 1996,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d(Mathematical) Economic Theor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5, pp. 561-596.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y, Brian, and Pablo Spiller, 1994,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Regulatory Commit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0, pp. 201-246.
Lewis, Tracy, 1983, ‘Preemption, Divestiture, and Forward Contracting in a Mar Dominated by a Singl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pp. 1092-1101.
Llewellyn, Karl N., 1931, ‘What Price Contract? An Essay in Perspective,’ Yale Law Journal, 40,pp. 704-751.
Lyons, Bruce, 1996, ‘Empirical Relevance of Efficient Contract Theory: Inter-firm Contract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2, pp. 27-52.
Macneil, Ian R., 1974, ‘The Many Futures of Contract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47,pp. 691-816.
Macneil, Ian R., 1978, ‘Contracts, Adjustments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2, pp. 854-906.
Mahoney, Joseph, and Rajendran Pandian, 1992, ‘The Resource-based View within the Conversatio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 pp. 363-380.
March, James G., and Herbert A. Simon, 1958,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Maskin, Eric, and Jean Tirole, 1997, ‘Unforeseen Contingen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Incomplete Contra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sten, Scott, 1995, ‘Introduction to Vol. II,’ in: Oliver Williamson and Scott Masten(ed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Matthews, R.C.O., 1986,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96, pp. 903-918.
Michels, Robert, 1966,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Moe, Terry,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pp. 739-777.
Moe, Terry, 1990, ‘Th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Choice: Toward 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 in: Oliver Williamson (ed.),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6-153.
Nee, Victor, 1997,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 Mary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Nelson, Richard, and Sidney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ckerson, Jackson A., 1997, ‘Toward and Economizing Theory of Strategy: The Choice of Strategic Position,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orth, Douglass,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North, Douglass, 1984,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0, pp. 7-17.
North, Douglass, 1990,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pp. 355-367.
North, Douglass, 1991,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pp. 97-112.
North, Douglass,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pp. 357-368.
North, Douglass, and Barry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pp. 803-832.
Olson, Mancur, 1996, ‘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Ar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pp. 3-24.
Priest, George, 1993, ‘The Origins of Utility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ies of Regulation” Deb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pp. 289-323.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aella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James, 1996, ‘Physician-Hospital Inte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ir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ose-Ackerman, Susan, 1996, ‘Altruism, Nonprofit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pp. 701-728.
Rosenberg, Nathan, and L.E. Birdzell, 1986,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ubin, Edward, 1996,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trac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 pp. 123-139.
Samuels, Warren J., (ed.), 1988,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3 vol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Schlegel, John Henry, 1979,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29, pp. 195-323.
Schultz, George, 1995, ‘Economics in A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pp. 1-8.
Scott, Kenneth, 1996, ‘The Evolving Roles of Contract Law,’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 pp. 55-58.
Shelanski, Howard, and Peter Klein, 1995,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pp. 335-361.
Simon, Herbert, 1985,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pp. 293-304.
Simon, Herbert, 1991,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pp. 25-44.
Smith, Vernon, 1994, ‘Economics in the Labora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pp. 113-131.
Stigler, George J., 1983, Comments in: Edmund W. Kitch(ed.), ‘The Fire of Truth: A Remembrance of Law and Economics at Chicago.
Stigler, George J., 1988, ‘Palgrave’s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pp. 1729-1736.
Stigler, George J., 1992, ‘Law or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5, pp. 455-468.
Summers, Clyde, 1969, ‘Collective Agreements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Yale Law Journal, 78,pp. 537-575.
Teece, David J., Gary Pisano, and Amy Shuen, 1996,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pp. xx-yy.
Teece, David J., Richard Rumelt, Giovanni Dosi, and Sidney Winter,1993, ‘Understanding Corporate Coher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2,pp. 1-30.
Thompson, James D., 1967,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Tullock, Gordon, 1996, ‘Legal Heresy: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Economic Inquiry, 34, pp. 1-9.
Williamson, Oliver, 1971,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pp. 112-123.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Free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1976, ‘Franchise Bidding for Natural Monopolies—In General and with Respect to CATV,’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pp. 73-104.
Williamson, Oliver, 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pp. 233-261.
Williamson, Oliver, 1985, The Economics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1991a,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pp. 269-296.
Williamson, Oliver, 1991b, ‘Strategizing, Economizing,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 pp. 75-94.
Williamson, Oliver, 1993a,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pp. 453-486.
Williamson, Oliver, 1993b,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Meets Posnerian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 pp. 99-118.
Williamson, Oliver, 1996a,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1996b, ‘Revisiting Legal Realism: The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5, pp. 383-420.
Williamson, Oliver, 1997, ‘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Williamson, Oliver, and Scott Masten (eds.), 1995,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Wilson, James Q, 1989,Bureau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然后点选“添加到主屏幕”添加快捷方式到桌面。
